寨子圪旦遺址

寨子圪旦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窯溝鄉荒地村東北約1.5公里，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2006年被列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

1998年，因建設萬家寨水利樞紐，需要對淹沒區進行全面的考古調查和發掘。鄂爾多斯博物館在窯溝鄉小魚溝隧道穿越的「寨子圪旦」山頭頂部發現了古遺址，隨後進行了搶救性試掘。寨子圪旦遺址東部瀕臨黃河，與黃河水面的高差約200米，南、北分別被小魚溝及另一條大溝環繞，僅西部由斜坡與外界相連，地勢險要。寨子圪旦遺址是一座石築圍牆環繞的遺址，石圍牆略呈橢圓形，南北最長160米，東西最寬110米，面積約1.5萬平方米。石砌圍牆底寬4.5米，頂部殘寬0.5～3.5米，殘高約1.5米。在圍牆內的中心地帶，有一底邊長約30米的覆斗形高台基址，應為祭壇遺蹟。寨子圪旦遺址的時代約為距今5000年前後，屬於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的過渡階段。寨子圪旦遺址是中國北方地區迄今為止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具有石築圍牆的遺址。

考古發掘

1998年盛夏，位於山西偏關縣與內蒙古准格爾旗接壤處的萬家寨水利樞紐攔河大壩建設工程緊張進行，考古工作者們為配合建設工程的順利進展，保證在大壩合龍水位上升前，將淹沒區內的文物古蹟全部搬遷、發掘完畢，已經在庫區的黃河兩岸辛勤工作了一年有餘。一天，由鄂爾多斯博物館組成的考古隊，在位於准格爾旗窯溝鄉小魚溝隧道穿越的山頭頂部的考古新發現，令一座在地下沉寂了五千餘年的古遺址，揭去了籠罩在頭上的神秘面紗，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石圍牆依山頂的自然地形走勢而建，平面形制不大規整，略呈橢圓形，南北最長徑處約160米，東西最長徑處約110米，面積約1.5萬平方米。在圍牆內的中心地帶，有一底邊長約30米人工壘砌成的覆斗形高台基址，利用自然坡度採取周邊壘起疊加的辦法，又形成一周台基，使主體形成雙層疊收的覆斗形狀。據考古學和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研究證明，該遺址的性質應該屬於以中心祭壇為主體、主要履行宗教事務的祭祀遺址。

歷史記載

寨子圪旦遺址是中國北方地區迄今為止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具有石築圍牆的遺址，在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僅憑一個家族或部族的力量，是很難修建起這樣一座宏偉建築的，當時的古人類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氣力修建一座如此浩瀚的工程呢？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被新型、激盪的軍事民主制所取代。為了爭奪生產資料、財產的血腥衝突時有發生，要想在戰爭中取勝，除依靠部落的實力外，藉助上天神力也是制勝的法寶。祭祀與戰爭，是關係到一個部落或部族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古代文獻中才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2]。

遺址建築

寨子圪旦遺址的時代，屬於距今約50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的過渡階段，與古埃及建造時代最早的金字塔大體相仿。寨子圪旦遺址中心主體建築「祭壇」的性質、形制，同樣與古埃及、瑪雅文化的金字塔以及《山海經》中記述的「眾帝之台」相同，所在地望也恰好在學者們推測的區域內。沒有對整個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難以據此就確定它是否就是中國古史記載中的「眾帝之台」，但是，寨子圪旦遺址所具有的人與神溝通、人與天銜接的特性，與古史記載中的「眾帝之台」，以與古埃及文明、古瑪雅文明中的「金字塔」均如出一轍。

遠古文化

站在黃河邊上抬頭仰望，陡峭的岩壁與寨子圪旦遺址混然融為一體，巍峨挺拔，堅固的石築圍牆，高高在上的祭壇，雖經歷了五千年歷史歲月的無情洗滌，卻依然生動地敘述着鄂爾多斯地區人類文明社會前夜的動盪、激昂、神秘與慘烈，傳承着人與上天的對話，人類社會就是在這樣的喧囂聲中，一步步由新石器時代邁向青銅時代的門檻，並不斷向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邁進，而鄂爾多斯的古代人類自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便一直處在這個勢不可擋的歷史發展洪流的潮頭奮勇向前。透過這個在地下湮沒了五千餘年的古人類文化遺址閃現出的蛛絲馬跡，使我們對鄂爾多斯地區的遠古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獨到作用有了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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