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子圪旦遗址

寨子圪旦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窑沟乡荒地村东北约1.5公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1998年，因建设万家寨水利枢纽，需要对淹没区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鄂尔多斯博物馆在窑沟乡小鱼沟隧道穿越的“寨子圪旦”山头顶部发现了古遗址，随后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寨子圪旦遗址东部濒临黄河，与黄河水面的高差约200米，南、北分别被小鱼沟及另一条大沟环绕，仅西部由斜坡与外界相连，地势险要。寨子圪旦遗址是一座石筑围墙环绕的遗址，石围墙略呈椭圆形，南北最长160米，东西最宽11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石砌围墙底宽4.5米，顶部残宽0.5～3.5米，残高约1.5米。在围墙内的中心地带，有一底边长约30米的覆斗形高台基址，应为祭坛遗迹。寨子圪旦遗址的时代约为距今5000年前后，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寨子圪旦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具有石筑围墙的遗址。

考古发掘

1998年盛夏，位于山西偏关县与内蒙古准格尔旗接壤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拦河大坝建设工程紧张进行，考古工作者们为配合建设工程的顺利进展，保证在大坝合龙水位上升前，将淹没区内的文物古迹全部搬迁、发掘完毕，已经在库区的黄河两岸辛勤工作了一年有余。一天，由鄂尔多斯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在位于准格尔旗窑沟乡小鱼沟隧道穿越的山头顶部的考古新发现，令一座在地下沉寂了五千余年的古遗址，揭去了笼罩在头上的神秘面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石围墙依山顶的自然地形走势而建，平面形制不大规整，略呈椭圆形，南北最长径处约160米，东西最长径处约11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在围墙内的中心地带，有一底边长约30米人工垒砌成的覆斗形高台基址，利用自然坡度采取周边垒起叠加的办法，又形成一周台基，使主体形成双层叠收的覆斗形状。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证明，该遗址的性质应该属于以中心祭坛为主体、主要履行宗教事务的祭祀遗址。

历史记载

寨子圪旦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具有石筑围墙的遗址，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仅凭一个家族或部族的力量，是很难修建起这样一座宏伟建筑的，当时的古人类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气力修建一座如此浩瀚的工程呢？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被新型、激荡的军事民主制所取代。为了争夺生产资料、财产的血腥冲突时有发生，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除依靠部落的实力外，借助上天神力也是制胜的法宝。祭祀与战争，是关系到一个部落或部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古代文献中才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2]。

遗址建筑

寨子圪旦遗址的时代，属于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与古埃及建造时代最早的金字塔大体相仿。寨子圪旦遗址中心主体建筑“祭坛”的性质、形制，同样与古埃及、玛雅文化的金字塔以及《山海经》中记述的“众帝之台”相同，所在地望也恰好在学者们推测的区域内。没有对整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难以据此就确定它是否就是中国古史记载中的“众帝之台”，但是，寨子圪旦遗址所具有的人与神沟通、人与天衔接的特性，与古史记载中的“众帝之台”，以与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均如出一辙。

远古文化

站在黄河边上抬头仰望，陡峭的岩壁与寨子圪旦遗址混然融为一体，巍峨挺拔，坚固的石筑围墙，高高在上的祭坛，虽经历了五千年历史岁月的无情洗涤，却依然生动地叙述着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文明社会前夜的动荡、激昂、神秘与惨烈，传承着人与上天的对话，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喧嚣声中，一步步由新石器时代迈向青铜时代的门槛，并不断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迈进，而鄂尔多斯的古代人类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便一直处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洪流的潮头奋勇向前。透过这个在地下湮没了五千余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闪现出的蛛丝马迹，使我们对鄂尔多斯地区的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到作用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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