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文化
墨家是中國東周時期的哲學派別，諸子百家之一，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構成了漢民族三大哲學體系，法家代表韓非子稱其和儒家為"世之顯學"，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楊朱，道家代表人物)則歸墨(墨子)"等語，證明了墨家思想曾經在中國的輝煌。
墨家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巨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關注現世戰亂;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開始向科學研究領域靠攏。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張是: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推崇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節用)，重視繼承前人的文化財富(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等。
因為墨家思想獨有的政治屬性，兼之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學勾結政策，墨家不斷遭到打壓，並逐漸失去了存身的現實基礎，墨家思想在中國逐漸滅絕;直到清末民初，學者們才從故紙堆中重新挖出墨家，並發現其進步性，近年來經過很多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學說出現復甦，並因其進步性而呈現出燎原之勢。
目錄
基本介紹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約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魯國人。出生社會下層。最初受業於儒家（《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因不滿儒家維護強權高貴尊尊親親壓抑人性的統治思想，及對儒家強調的繁文縟節和靡財害事的喪葬報有疑慮，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強調要學習大禹刻苦儉樸的精神。遂脫離儒家的「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而創立墨家。墨子為宣傳自己主張，廣收門徒，一般的親信弟子達數百人之多。
儒，墨同為春秋戰國時期顯學（《韓非子‧顯學》），當時有「不入於儒，即入於墨」之說。先秦時期，儒、墨兩家曾是分庭抗禮。戰國後期，墨學的影響一度甚至在孔學之上。
墨家同時被視為中國最早的民間結社組織，有着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其最高的領袖被稱為「巨子或鉅子」，墨家的成員都自稱為「墨者」。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巨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傳，在團體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
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情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但是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
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楊朱學派並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為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併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以經驗為基礎的認識方法 ，主張「聞之見之」、「取實與名」。它提出三表作為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方法。（三表：墨子提出的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三表即①「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即以歷史記載的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為依據。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以眾人的感覺經驗為依據。③「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實踐的結果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據。這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提出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命題，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墨家墨子塑像
後期墨家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前者對前期墨家的社會倫理主張多有繼承，在認識論、邏輯學方面成就頗豐。後期墨家除肯定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外，也承認理性思維在認識中的作用，對前期墨家的經驗主義傾向有所克服。它還對「故」、「理」、「類」等古代邏輯的基本範疇作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了「達」、「類」、「私」等3類概念，對判斷、推理的形式也進行了研究，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但是根據考古發現 最後一代在晚清出現，抗夷而全部滅亡春秋戰國時期ˇ百家爭鳴ˇ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學派。《墨子》一書是墨子講學時由弟子們記錄後整理而成的。文字質樸無華，缺乏文學性，但邏輯性強，善於運用具體事例進行說理，使說理文章有了很大發展，對後代議論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創立者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音笛dí]）。墨翟主張「兼愛」、「非攻」、「尚賢」，與儒家觀點尖銳對立。
墨家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列「顯學」。《韓非子·顯學》記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想大大改變周的制度。[1]
墨家觀點
「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與法律觀
墨家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的亂世；人民過着「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愛」，應該代之以一個「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理想社會。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們提倡人與人之間互愛互利的「兼相愛、交相利」,反對人與人之間互爭互害的「別相惡、交相賊」。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理想社會。
墨家的法律觀也是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並服務於他們的社會理想的。他們很重視「法」、「法儀」或「法度」的作用,認為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必須有「法」，如百工的「為方以矩，為圓以規」一樣,否則便將一事無成。《墨子•經上》說:「法，所若(順)而然也」，一切都必須順法而行。治理天下、國家當然更應該有「法」。關鍵在於以什麼為「法」和法什麼？墨家的答覆是必須「以天為法」和「莫若法天」。因為「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群書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為法」，則應以天的欲、惡來確定人們的行為準則。他們藉口天對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稱：「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這就是說，「以天為法」，就應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法」。墨家所說的「法」是廣義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為規範，也包括規矩、準繩等度量衡。他們提出「以天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愛、交相利」成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惡、功過的統一的客觀標準。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們的「兼相愛、交相利」說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後卻轉入「神道設教」，甚至提出這樣的論點：「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這樣就把「天」說成是可以賞善罰惡的人格神和凌駕於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傳統宗教迷信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因此：「兼相愛、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從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
為了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原則，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張，要求各級正長直到天子必須「壹同天下之義」。即用「兼相愛、交相利」來統一思想。他們認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也就是在國家和法律產生之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人人意見不一，「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因此大家互相爭奪、互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這就需要「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和各級「正長」。然後由天子「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義」，並讓人民逐級向上報告「善」與「不善」的情況。使「愛利天下者」，「上得則賞之」；「惡賊天下者」，「上得且罰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從各級正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訪）薦之」。這樣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這種「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目的在於使「兼相愛、交相利」上升為國策和法律，以便用國家強制力加以貫徹。他們要求上下「尚同一義」，即要求統治者與人民的是非、善惡標準都能一同於「兼相愛、交相利」。他們認為這在他們理想中的古代社會是完全可行的。但當時的現實社會卻並不是這樣，當時的「王公大人」根本不為人民着想，所以，他們雖主張「上同乎天子」，卻沒有把君權絕對化。他們擁護愛民的「兼君」，卻反對害民的「別君」。而且認為君主雖然有權立法，「發以為刑政」，但必須考察其在實踐中能否「中國家百姓之利」，否則便不可為「法」。
「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與「賞當賢，罰當暴」
墨家為了保證「兼相愛、交相利」原則的貫徹，還要求各級正長必須由忠於這一原則的賢者來擔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賢」的主張。他們認為當時各諸侯國治理不好，關鍵在於「不能以尚賢事（使）能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事能為政」，就能做到「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堅決反對周禮規定的宗法世襲制和任人唯親的「親親」原則，也反對維護「禮」的儒家，明確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這些人並不都賢，如果讓其治理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所以要想治理好國家,就必須「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只要是「賢者」，「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如果不賢，即使是貴族也必須「抑而廢之」。其結論就是「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種「尚賢」主張，實際上是後來法家要求變世卿世祿制為非世襲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賢」不同於法家。
墨家的「為賢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賢標準是從有功於耕戰出發。由於「尚賢」，墨家在法律上也相應地主張「賞當賢，罰當暴」。如果「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就起不到「勸善」、「止暴」的作用。為了使賞罰充分發揮威力，墨家還指出法律與道德、輿論等必須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賞罰和社會上的輿論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或「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也不可能「勸善」、「沮暴」。要使賞罰發揮作用，還必須反對徇私。做到「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這是墨家主張「兼愛」、「尚賢」的必然邏輯。墨家還提出「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既獎勵薦賢，又打擊匿奸。這樣就可做到「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與「殺盜人，非殺人」
墨家專論刑法的思想不多，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和「殺盜人（一說「人」字衍）,非殺人」。前者是作為「墨者之法」（墨家紀律）規定的。基於這一精神，墨家對於定罪量刑，特別是死刑，都很認真、慎重。一再強調「刑法正」，同時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墨子•經說上》說:「罪,犯禁也。」《經說上》又說：「罪不在禁，惟（雖）害無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構成犯罪。「殺人者死」，是反對濫殺無辜，也是對當時貴族擅自虐殺無辜的譴責。但在《墨子•小取》中，卻提出了「殺盜人，非殺人」的命題，即並不反對殺盜。原因在於墨家是在維護私有制的基礎上來談「兼愛」的。他們認為盜竊行為構成犯罪，是因其「不與其勞獲其實，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應當受到懲罰，甚至可以刑殺。墨家雖然維護私有制,也不否定貴賤等級,但是他們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反對「虧人自利」和「不勞而獲」,特別是反對「富侮貧」、「貴傲賤」,所以他們要打擊的主要對象不是一般盜賊，而是「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的「當今之主」。他們認為正是這些「當今之主」造成了「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饑寒並至，故為奸邪」。這是墨家在經濟上對勞動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於「利民」的經濟立法原則
墨家為了制止貴族「暴奪民衣食之財」，把「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稱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於「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稱為「三務」。在他們看來，為了解除「三患」、實現「三務」，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僅要靠「兼相愛、交相利」，而且必須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充裕起來。因此提出了立足於「利民」的發展生產和限制浪費的經濟立法原則。其一是，「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和「使各從事其所能」。墨家認為貧富不取決於「命」，而取決於人們是否努力從事生產，只要人們願意積極勞動並做到各盡所能，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因此，統治者在立法時，必須以此為指導。其二是，「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意即生產生活資料，以能滿足需要為止，不應生產奢侈品和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於人民生活，便應終止。所以墨家提出「節用」、「節葬」和「非樂」等主張，反對貴族講究排場的各種禮儀和厚葬、久服（喪服）。但他們把音樂等精神藝術也看成是徒供貴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對，而沒有意識到勞動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藝術。
墨家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點：
兼愛
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對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
反對侵略戰爭。（戰爭對於敗者的傷害及，傷人命、損其才，是沒有意義的破壞行動。而對於勝方而言，僅僅是獲得了數座城池與稅收，但總的來說傷害與損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行為。）
尚賢
不分貴賤唯才是舉。
尚同
上下一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興利除弊。（有一說法為「上同」，認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聽令百官，與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志
掌握自然規律。（有一說法為天子代天行政，並藉由上同的觀念推論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經驗。（有一說法認為墨家說鬼所為並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說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惡。）
非命
通過努力奮鬥掌握自己的命運。
非樂
擺脫劃分等級的禮樂束縛，廢除繁瑣奢靡的編鐘製造和演奏。（古代音樂費時耗事，花費甚大，於國家並無生產的行為，乃無用之事。）
節用
節約以擴大生產。反對奢侈享樂生活。
節葬
不把社會財富浪費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錢財，守喪則需三年，三年過後人虛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響國家生產力，乃浪費之事。）
此外還有邏輯學等；墨子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是當代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家在科學上的成就為眾多學者所稱讚，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歷史學家楊向奎稱「中國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於或超過整個古代希臘。」
代表人物
墨子
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詳，大概是在前479年—前381年以內。中國春秋戰國時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兼愛」「非攻」等觀點，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學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滕文公》篇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可知春秋之世，楊朱之學與墨學齊驅，並屬顯學。
墨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後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禮」之煩瑣，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並在與公輸般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與主張見墨家。
歷史學界至今無法確定墨子的真實姓名，有以下各種說法：
墨子姓墨名翟
最傳統，最為大眾所接受的說法是，墨子姓墨名翟。 《呂氏春秋》 、 《淮南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內都如是稱。《元和姓纂》明確說墨子乃孤竹君之後，本墨胎民，改為墨氏。而《新唐書•藝文志》也沿用這種說法。
墨子姓翟名烏
南齊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則稱墨翟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環記》也附和此說，並認為墨子姓翟名烏。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樹屋書影》更具體地提出：「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認為他姓翟，並將姓轉成名；而「墨」是一種學派。晚清學者江瓊所著的《讀子卮言》承襲周亮工的說法，並進一步說明，以為古代確實有「翟」這姓氏，但無「墨」姓，而且戰國諸子中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都沒以姓作為學派名，因此墨應該是學派的名稱。
墨翟為「貊狄」或「蠻狄」之音轉，非姓名近代學者胡懷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蠻狄」之音轉，是用來稱一個不知姓名的外國人。
墨為古代刑名之一
近代學者錢穆的《墨子傳略》從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開研究，認為古人犯輕刑，則罰作奴隸苦工，故名墨為刑徒，實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為極。墨子和弟子們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這樣，就被稱為墨了。而歷史上西漢淮南王英布遭黯刑後稱為黥布，也是一證。而翟確實是名，因《墨子》和《呂氏春秋》記載墨翟，往往稱「翟」。[2]
著作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門徒逐漸增補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稱作《墨經》或《墨辯》，着重闡述認識論和邏輯學，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後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
墨家是中國先秦時期主要哲學派別之一，紀律嚴密，其首領被稱為「鉅子」。墨家所屬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同時也必須聽命於「鉅子」。墨子早年師從於儒者，後棄儒創墨，故雖墨家大多數主張與儒家對立，但也深受儒家影響。墨家的十大主張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
墨子（生卒年不詳），名翟（dí），東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魯國人，有爭議一說滕州人，一說商丘人。宋國貴族目夷的後代，曾擔任宋國大夫。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楊朱之學並稱「顯學」。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
墨子在戰國時期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在當時的百家爭鳴，有「非楊即墨」之稱。墨子死後，墨家分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其弟子根據墨子生平事跡的史料，收集其語錄，完成了《墨子》一書傳世。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楊朱學派並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為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併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以經驗為基礎的認識方法，主張「聞之見之」、「取實與名」。
它提出三表作為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方法
三表：墨子提出的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
三表
- 「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即以歷史記載的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為依據。
-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以眾人的感覺經驗為依據。
- 「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實踐的結果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據。這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提出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命題，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後期墨家分化成二支
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
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前者對前期墨家的社會倫理主張多有繼承，在認識論、邏輯學方面成就頗豐。後期墨家除肯定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外，也承認理性思維在認識中的作用，對前期墨家的經驗主義傾向有所克服。它還對「故」、「理」、「類」等古代邏輯的基本範疇作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了「達」、「類」、「私」等3類概念，對判斷、推理的形式也進行了研究，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但是根據考古發現最後一代在晚清出現，抗夷而全部滅亡。還有一種說法是明末清初最後一代鉅子留下遺書，此位鉅子只剩兩名弟子，一外放一內傳，外放弟子遠行立業，內傳弟子封閉了此隱靈秘府。
墨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學派。《墨子》一書是墨子講學時由弟子們記錄後整理而成的。文字質樸無華，缺乏文學性，但邏輯性強，善於運用具體事例進行說理，使說理文章有了很大發展，對後代議論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創立者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墨翟主張「兼愛」、「非攻」、「尚賢」，與儒家觀點尖銳對立。
墨家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列「顯學」。《韓非子·顯學》記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想大大改變周的制度。
哲學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點：
兼愛
完全的、不分彼此，無差別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對反，將父兄慈、子弟孝、尊長友、年幼悌......等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兼愛同樣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慘斗。儒家對此目的其實也是支持的，兼的內容重點在勸愛且禁惡。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綱五常，禮，恕等等儒家理論來支持。恕就是禁止討厭，禮就是勸進善心。不過換個名詞。方便儒家獨尊罷了。兼愛而不養助之。與倡導自食其力，是其力者得其生，不是其力者不得其生，矛盾。
非攻
反對侵略戰爭，戰爭對於敗者的傷害及，傷人命、損其才，是沒有意義的破壞行動。而對於勝方而言，僅僅是獲得了數座城池與稅收，但總的來說傷害與損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行為。墨子雖提出正義的戰爭與不正義的戰爭，但其實只是為了方便推廣學說而採取的策略，實際是個典型的和平主義者。
尚賢
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恆者，老舊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襲制:《左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由於時局動盪，巫文化的衰敗，很多世襲貴族腐朽無能，大諸侯對分封制的敵意更加強烈，民間也開始要求變革原有的不平等舊制度，取消士大夫的特權，墨子出於賤人，提出民雖下賤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禮。尚賢，實際上就是推薦有才的人，無論身份貴賤。
尚同
孔子死後，儒門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
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態度，此一時彼一時。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從口誅筆伐的內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誅筆伐的做法變成順乎道德的個人權利。譬如：把不勞而獲說成是勞心者治人。
由於有縫隙可鑽，有利可圖，一人振臂，文人階級一哄而起。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
墨子認為是詭辯造成這種思想混亂局面。提出大統一口徑，並懲罰這種利用傾危繳繞之辭，謀私利的作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書同文，車同軌。
以天子的口徑為標準，大一統思想與口徑，阻止禮崩樂壞的蔓延的同時順便符合有利於平民的標準。
天志
墨子認為，工匠建造總是需要一個單位尺度作為計量，能工巧匠能夠完全刻畫無誤，不巧者雖不能完全無誤，但依尺度動作，效果仍然良好過單靠自己個人能力，主觀的自由探索。
所以墨子提出要按章辦事，按照章程來操作。仁，內也，是心的感覺；義，外也，是外在的標準。
墨子認為」天「是有人格的，高貴且聰明，天之行廣而無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應以天為尺度計量自己的行為。墨子認為天是無差別的博愛，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所以人必須兼愛。最後一級一級的統一為兼愛整體，以兼愛的做法廢除一切戰爭與學術矛盾
明鬼
希望以神鬼之說使君主警惕，殺無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為一些怒氣而殺害臣民的生命。所以和無神論者一樣的不相信巫術，不信有命運，卻相信人死後會有靈魂。 從《史記》記述秦末陳勝吳廣直到項羽舊貴族，都沒有祭祀鬼神，禱告上天。可見墨家鬼神說在戰國末年是徹底粉碎了。
非命
否定命運的存在，認為世界是公平的，賴其力者得其生，不賴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當然的。認為不存在宿命，一種絕對不改變的命運，來安排人的富貴、生死的意志與偶然，一切都是人自作的，必然且合理。
兩漢時期雖然也相信命運，經緯，但並不是消極的觀望，相反是積極想要使用天命，預算天命趨福避害。可見墨家非宿命論，是個成功的典範。
非樂
擺脫劃分等級的禮樂束縛，廢除繁瑣奢靡的編鐘製造和演奏，古代音樂費時耗事，花費甚大，於國家並無生產的行為，乃無用之事。廢除大型音樂，符合有利於平民的標準。
節用
認為貴族浪費，過度享受導致老百姓群起為盜。觀察到萬物節則陰陽和，以此勸說貴族，節約開銷。
節葬
農村把家庭的大量財富浪費在葬禮籌辦，請客吃飯，周朝的厚葬，對貴族是小事一樁，對窮人則要傾家蕩產，還不能勞動生產。廢除遠古留下來的葬禮習俗，符合有利於平民的標準。
此外還有邏輯學等；墨子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是當代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家在科學上的成就為眾多學者所稱讚，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歷史學家楊向奎稱「中國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於或超過整個古代希臘。」
儒家後期對墨家思想進行了部分的吸收改造，成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用其他理論予以構架。如荀子也反對寬恕惡人。互相學習借鑑的結果。
後期思想
墨子死後，墨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動於戰國中後期。在自然觀方面，對物質，移動和時空關係作了唯物主義解釋，摒棄了墨子的天鬼觀念，並把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在認識論上，發揚了墨子重視實踐的特點，承認物質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狹隘的經驗論的錯誤。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義，利也」的著名論斷，突出了利，把它作為標準和基礎解釋各種社會問題和道德範疇。
後期的墨家在邏輯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形成了中國古代第一個比較完整的邏輯體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後期墨家對概念，判斷和推理都做出了較為詳細的研究。有意識到勞動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藝術。
主要作品
《墨子》這本書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墨子言行的記錄。
《墨子》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着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後期墨家的思想。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後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
《墨子》內容廣博，包括了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後學的重要史料。西晉魯勝、樂壹都為《墨子》一書作過注釋，可惜已經散失。如今的通行本有孫詒讓的《墨子閒詁》，以及《諸子集成》所收錄的版本。相傳墨子收藏圖書甚多，有簡策達三車之多。《墨子》中記載稱其「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據《墨子·貴義》載：「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墨子曾自稱「吾見百國《春秋》」。他說：「先王之書，予以見之」。《墨子·明鬼》篇記其：「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說明墨子非常熟悉前代典籍，並有自己的著述多篇。清末學者梁啓超在研究私人藏書的起源時說：「蘇秦發書，陳篋數十；墨子南遊，載書甚多。可見書籍已經流行，私人藏儲，頗便且當。」墨家在六朝以後逐漸流失，正統十年（1445年），張宇初奉敕，將《墨子》刻入《道藏》。現代所傳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這些篇幅是因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錄，才得以留傳下來。汪中將墨子書分為內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徵》一卷。現存《墨子》53篇，記載了墨子及其後學的言行。自秦以後，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論，散見於各種典籍之中，如見於《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戰國策》、《諸宮舊事》、《神仙傳》等等。西漢劉向的《漢書·藝文志》將散見各篇著錄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經歷代亡佚，到宋時，只存六十篇，如今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節用》下篇，《節葬》上、中篇，《明鬼》上中篇，《非樂》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連篇目皆亡佚，在這十篇中，只有《詩正義》曾提到過《備衛》此篇目，其餘無可考。
《墨子》一書，既非一人所作，又非一時所成。一般認為《墨子》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門徒記述墨子言論的書篇而寫定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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