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戈
生平
任白戈的家境十分贫寒，毕业于南充中学。在《向导》、《中国青年》、《新蜀报》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入党。1927年3月，重庆工商学兵大同盟愤然于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国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国。军阀政府大肆屠杀以镇压游行，杀人愈千，制造了中外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重庆气氛由此骤然紧张，进步人士在接连不斩的搜捕中被迫转移，逃离重庆。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竭尽全力，冒着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迅速恢复中断的联系，终于于1928年使四川临时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开始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干部教训工作。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担任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1]。
文革蒙难
196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征求有关组织意见，也不向有关组织打招呼，突然袭击地批判了重庆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随后，彭真遭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没有点彭真的名。
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红旗》这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1963年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
1963年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不少干部、群众，已经学会紧跟风向行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在任白戈被公开点名之后，马上就有人写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寄给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全党共识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显然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运已无可挽回，大约是为了下一步处理方便，遂通知将任白戈转移到成都，安排住进了锦江宾馆。实际上这时任白戈已等于是被软禁起来听候发落。
然而形势骤变，1963年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召开驻四川大学工作组的检讨大会，一些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认为这是“假检讨”，冲击大会造反，进而与省委形成对立，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省委不愿让任白戈被造反派学生发现抓走，便又将他1963年8月28日深夜转移，给他改换姓名，以“某省厅长”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处招待所。 1963年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专车，将任白戈化名“省农业厅视察室主任张新”，转移到简阳县偏僻山沟——三合坝。并对负责保护（也可说是监视）的公安人员交待，如有农民问起，就说“张主任”是归国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