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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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新约》（法语：Traité de Tianjin），全称为《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法语：Traité de Paix, d'amitié et de commerc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是清朝政府和法国为结束中法战争而于1885年6月9日（光绪十一年四月廿七）在天津签订的和约，签字者为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真确文本原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寄存于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保存。[1]
目录
主要内容
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为：
条约原文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天津。
大清国大皇帝、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前因两国同时有事于越南，渐致龃龉，今彼此愿为了结，并欲修明两国交好通商之旧谊，订立新约，期于两国均有利益，即以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在天津商订简明条约，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允准者作为底本，为此两国特派全权大臣会商办理：大清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左翼世职官学事务镶黄旗汉军都统锡，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鸿胪寺卿邓；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钦差全权大臣赏给佩带四等荣光宝星并瑞典国头等北斗宝星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巴特纳；各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均属妥协，立定条约如左：
- 第一款 越南诸省与中国边界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其扰害百姓之匪党及无业流氓，悉由法国妥为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并禁其复聚为乱。惟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其中国与北圻交界各省境内，凡遇匪党逃匿，即由中国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至于中国与越南如何互交逃犯之事，中、法两国应另行议定专条。凡中国侨居人民乃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夫、工匠、商贾，若无可责备之处，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
- 第二款 中国既订明于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肘，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至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
- 第三款 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倘或于界限难与辨认之处，即于其地设立标记，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标处所，或因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见不合，应各请示于本国。
- 第四款 边界勘定之后，凡有法国人民及法国所保护人民与别国居住北圻人等，欲行过界入中国者，须俟法国官员请中国边界官员发给护照，方得执持前往。倘由北圻入中国者，系中国人民，只由中国边界官员自发凭单可也。至有中国人民欲从陆路由中国入北圻者，应由中国官请法国官发给护照，以便执持前往。
- 第五款 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俟日后体察两国生意多寡及往来道路定夺。须照中国内地现有章程酌核办理。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 第六款 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应于此约画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惟由陆路运过北圻及广东边界者，不得照此减轻税则纳税；其减轻税则亦与现在通商各口无涉。其贩运枪炮、军械、军粮、军火等，应各照两国界内所行之章程办理。至洋药进口、出口一事，应于通商章程内定一专条。其中，越海路通商，亦应议定专条，此条未定之先，仍照现章办理。
- 第七款 中法现立此约，其意系为邻邦益敦和睦、推广互市，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 第八款 此次所订之条约内所载之通商各款，以及将订各项章程，应俟换约后十年之期满，方可续修。若期将满六个月以前，议约之两国彼此不预先将拟欲修约之意声明，则通商各条约、章程仍应遵照行之，以十年为期，以后仿此。
- 第九款 此约一经彼此画押，法军立即奉命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 第十款 中、法两国前立各条约、章程，除由现议更张外，其馀仍应一体遵守。至此次条约，现由大清国大皇帝批准及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批准后，即在中国京都互换。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李
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锡
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邓
大法民主国钦差全权大臣巴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交换批准。[2]
条约实质意义
中法战争中，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如来看看条约原文。《中法新约》共十款内容，第一、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事务如叛乱等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由中国设法解决。总而言之，不要弄到越南来。
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这两款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则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不用划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也可与法国商议，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之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由此看来，之前的老调子倒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也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在随后的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条约情况大概如此。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基本还算正常。《中法新约》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正所谓：‘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总之,在西方列强面前，当时的大清帝国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实际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譬如越南的情况，早放弃，早受益，没有必要去背这样一个包袱。[3]
参考文献
- ↑ 历史上的今天签订《中法新约》， 结束中国越南千年朝贡关系，每日头条，2016-06-09
- ↑ 历史上的今天签订《中法新约》， 结束中国越南千年朝贡关系，每日头条，2016-06-09
- ↑ 《中法新约》并不卖国：放弃越南其实是清廷最明智的选择，每日头条，2015-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