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族理想(林語堂)
作品原文
中國人的家族理想
我想《舊約聖經·創世記》中的創造天地的故事頗有重寫的必要。在中國的長篇小說《紅樓夢》里，那個柔一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歡和女人混在一起，深深崇拜他那兩個美麗的表姊妹，常以自己生為男孩子為憾。他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為他覺得他的表姊妹是可一愛一的，純潔的，聰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醜陋的，糊塗的，脾一性一暴戾的。如果《創世記》故事的作者是賈寶玉一類的人，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那麼，他一定會寫一個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個人形，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亞當。可是亞當開始裂開了，粉碎了，於是上帝拿一點水，把泥土再塑造起來；這滲進亞當的身一體的水便是夏娃，亞當的身一體裡有了夏娃，其生命才是完全的。這在我看來至少是婚姻的象徵意義。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滲進泥里，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體的寄託，使水可以在這形體裡流動着，生活着，獲得了豐富的生命。
許多年前，元朝大畫家趙孟* 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畫家，曾做宮廷中的師傅），早已用泥和水來比喻人類的婚姻關係了。在中年的時候，當趙孟* 熱情漸冷，打算娶妾的時候，管夫人寫了下面這首詞贈他，使他大受感動，因而回心轉意：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
熱如火！
把一塊泥，
捻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捻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個制度支配着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宣染着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這種生活的家族理想是哪裡來的呢？這個問題不常有人提出，因為中國把這個理想視為當然，而外國的研究者又覺得沒有充足的經驗可以討論這個問題。關於家族制度成為一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據這一點，一般人都認為其理論的基礎是孔子所建立的；這種理論的基礎極端重視夫婦的關係，視之為一切人類關係之本，也極端重視對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視祖墓的風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設立。
有些作家曾稱中國人的祖先的崇拜為一種宗教，在我看來，這大抵是對的。這種崇拜的非宗教之點，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東西，或使之占着較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幾乎不和超自然的東西發生關係，所以它可以和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關於上帝的信仰並行不悖。崇拜祖先的禮儀產生了一種宗教的形式，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因為一切的信仰都須有一種外表的象徵和形式。我覺得向那些寫着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寸高的木主表示尊敬，並不比英國郵票上印着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無宗教色彩。第一，中國人一大抵把這些祖先的靈魂視為人類，而不視為神靈；中國人是視他們為老人家，而由子孫繼續供奉着他們的，他們並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療，完全沒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間普通那種討價還 價的事情。第二，舉行這種崇拜的禮儀不過是子孫紀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個機會，這一天乃是家人一團一聚，對祖先創家立業的功績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着時的生日慶祝，是不十分適當的，可是在一精一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慶祝或美國「母親日」的慶祝，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傳教士禁止中國信徒去參加祖先崇拜的禮儀和宴樂，其唯一的理由乃是因為崇拜者必須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這種行為是違犯「十戒」的第一戒的。這一點是基督教傳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顯的證據。中國人的膝頭並不象西洋人的膝頭那麼寶貴，因為我們向皇帝拜跪，向縣令拜跪，在元旦日也向我們活着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國人的膝頭自然比較容易使用，一個人向一塊形如日曆的木主拜跪，其異教徒的資格並不會增加或減少。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督徒因為不許參加大眾的宴樂，甚至不許捐款去幫助戲劇表演的費用，結果在鄉村和城鎮裡不得不和一般的社會生活隔絕。所以，中國的基督徒簡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這種對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秘責任的感覺，常常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宗教態度：這是毫無疑義的。例如，十七世紀的儒家大師顏元在年老的時候，帶着感傷的心情出門去尋找他的哥哥，因為他沒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個兒子。這個相信行為重於知識的儒家弟子，當時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經失蹤多年。他對於講解孔子教義的工作感到厭倦，有一天突然心血來一潮（這在傳教士說來，一定是「神靈的召喚」），覺得應該去尋找這個失蹤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難到極點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什麼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當時出外旅行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明朝的政權已經傾覆，各地情形甚為混亂。然而，這位老人還 是懷着宗教般的虔誠，不顧一切地出門，到處在城門上和客棧里張貼尋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這樣由中國西部一直旅行到東北諸省去，沿途跋涉幾千里；經過了許多年，有一天，他到一個公共廁所里去，把傘放在牆邊，他的哥哥的兒子看見那把傘上的名字，才認出他，帶他到家裡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經替他的宗族找到一個子嗣了。
孔子為什麼這樣注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吳經熊博士曾在一篇一精一彩的論文裡①說，其原因是因為孔子出世時沒有父親。《甜蜜的家》（「Home，Sweet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沒有家庭，這種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子小時有父親的話，他的父一性一觀念一定不會含一着那麼濃厚的傳奇一浪一漫色彩；如果他的父親在他成|人的時候還 活着，這種觀念一定會有更不幸的結論。他一定會看出他父親的缺點，因此也許會覺得那種絕對孝敬父母的觀念有點不易實行。無論如何，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但如此，孔子甚至連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親不願告訴他父親是誰。當他的母親死時，他把她殯於（我想他的態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後來他由一個老婦人探出他父親的葬處，才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個地方。
①上海英文《天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真孔子》（「TheRealConfucius」）一文。
我們得讓這個巧妙的理論去表現其自身的價值。關於家族理想的必要，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理由。開頭的觀念是把人類視為家庭單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視為個人。這觀念又得一種人生觀和一種哲學觀念的贊助。那種人生觀可以稱為「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種哲學則認為人類天賦本能的滿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的目標。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個人主義的理想勢不兩立的。人類終究不能做一個完全孤立的個人，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不把一個人當做兒子、兄弟、父親或朋友，那麼，他是什麼東西呢？這麼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形而上的一抽一象名詞。中國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學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個人的生物學上的關係。因此，家族變成我們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學單位，婚姻本身變成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我在《吾國與吾民》里，曾指出這種占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夠變成一種擴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國家的發展。可是這種弊害在一切人類制度里都存在着，無論是在家庭制度里，或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里，因為人類的天一性一根本是有缺點的。中國人始終覺得一個人是比國家更偉大，更重要的，可是他並不比家庭更偉大，更重要，因為他離開了家庭便沒有真實的存在。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弊害也是同樣明顯的。國家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怪物，——現在有些國家已經變成怪物，——把個人的言論自一由，信仰自一由，私人榮譽，甚至於個人幸福的最後目的完全吞沒了。
我們可以用家族的理想來代替西洋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在這種家族的理想里，人類不是個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份。我所說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這個意思。在大體上說來，人類的生命可說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個人直接感覺到的，直接看見的，卻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國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們用「家系」或「家族的樹」一詞，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那棵樹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枝，生在樹身上，以其生命來幫助全樹的生長和賡續。所以，我們必須把人類的生命視為一種生長或賡續，每個人在家族歷史裡扮演着一個角色，對整個家族履行其責任，使他自己和家庭獲得恥辱或光榮。
這種家族意識和家族榮譽的感覺，也許是中國人生活上隊伍一精一神或集一團一意識的唯一表現。為使這場人生的球戲玩得和別一隊一樣好，或者比別一隊更好起見，家族中的每個份子必須處處謹慎，不要破壞這場球戲，或行動錯誤，使他的球隊失敗。如果辦得到的話，他應該想法子把球帶得遠些。一個不肖子對自己和家族所造成的恥辱，是和一個任防禦之責的球員接不住球，因而被敵人搶去一樣。那個在科舉考試里獲第一名的人，是和一個球員衝破敵人防線，幫球隊獲得勝利一樣。這光榮是他自己的，同時也是他的家族的。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他的家人、親戚、族人、甚至於同鎮的人，在情感上和物質上，都可以靠他獲得一些利益。因此在一兩百年之後，鎮上的人還 會誇口說：他們在某個年代曾經出過一個狀元。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衣錦還 鄉，將一個榮譽的金匾高高放在他的祖祠里，家人和鎮上的人都很高興，他的母親也許在喜極而流淚，全族的人都覺得非常榮耀。今日一個人獲得一紙大學文憑的情形，跟從前那種熱鬧的情景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在這個家族生活的圖畫裡，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變化和顏色。男人自己經過了幼年、少年、成年、老年等時期：開頭是由人家養育，後來轉而養育人家，到年老的時候又由人家養育了；開頭是服從人家，尊敬人家，後來年紀越大，越得人家的服從，受人家的尊敬。女人的出現尤其使這幅圖畫的顏色更為鮮明。女人踏進這個連續不斷的家族生活的圖畫裡，並不是要做裝飾品或玩物，甚至根本也不做妻子，而是做家族的樹的主要部分——使家族系統賡續着的要素。因為任何家族系統的力量，是有賴於那個娶入家門的女人及其所供給的血液的。賢明的家長是會謹慎選擇那些有着健全遺傳的女人的，正如園丁移植樹枝時謹慎選擇好種一樣。一個男人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是由他所娶的妻子所創造或破壞的，未來家庭的整個一性一格是受她的支配的：這是頗為合理的推斷。孫兒的健康和他們所將受的家庭教養（這一點很受人們的重視），完全要看媳婦自己所受的教養如何。因此，這個家族理想里有一種無定形的，不明確的優生制度，以相信遺傳的觀念為根據，而且常常極力注重「門第」，這所謂「門第」，就是家中的父母或祖父母對於新一娘一的健康、美麗、和教養等方面所定的標準。一般地說來，重心是在家庭的教養（跟西洋人選擇「優良的家庭」「Goodhome」里的女人意義一樣），這種教養包括節儉、勤勞、舉止一溫一雅、和有禮貌這些良好的舊傳統。當父母有時不幸看見他們的兒子娶了一個舉動粗鄙，毫無價值的媳婦時，他們往往暗中咒罵女家沒有把他們的女兒好好教養起來。因此，父母對於女兒負有教育的責任，使她們出嫁之後不至於玷辱一娘一家的體面——比方說，她們如果不會燒菜或做好吃的年糕，便是玷辱了一娘一家的體面。
以家族制度中的生命之流的原理而言，永生差不多是看得見的，摸得到的。祖父看見他的孫兒背着書包上學去，心中覺得他確是在那孩子的生命里重度人生的；當他撫一摸那孩子的手兒或捏捻其面頰時，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血肉。他自己的生命不過是家族之樹的一部分，或奔流不息的家族生命巨流的一部分，所以，他是欣然瞑目而死了。為了這個緣故，中國父母最關心的事情是在去世之前看見子女締成美滿的姻緣，因為那是比自己的墓地或選擇好棺木更加重要的事情。因為他要親眼看見他的子女所嫁娶的男一女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會知道他的子女所將過的生活，如果媳婦和女婿看來頗為滿意，他是「瞑目無恨」的了。
這麼一種人生觀使一個人對世間的事物抱着遠見，因為生命再也不是以個人的生命為終始了。球隊在中衛線的要員失掉作戰能力之後，還 是繼續比賽下去。成功和失敗開始呈露着一個不同的局面。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一個人要過着不使祖宗羞辱的生活，同時要有不損父母顏面的兒子。中國官吏辭去官職的時候常常說：
有子萬事足，
無官一身輕。
一個人最不幸的事情也許是有一些「墮壞家聲」或揮霍祖業的不肖子。家財百萬的父親如果有一個嗜賭的兒子，便無異已經把一生掙來的家財耗光。如果兒子失敗了，那便是絕對的失敗。在另一方面，一個眼光遠大的寡一婦如果有一個五歲的好兒子，便能夠忍受多年的痛苦、恥辱，甚至於虐一待和迫害。中國歷史上和文學上充滿着這種寡一婦，她們忍受着一切的艱苦和虐一待，生活下去，一直到她們看見兒子飛黃騰達，出人頭地，也許甚至成為名人。蔣介石可說是最新的例證，他小時和他的守寡的母親受着鄰人虐一待。這位寡一婦一天對她的兒子寄着希望，便也一天不氣餒。寡一婦大抵能夠使她們的孩子在品一性一和道德方面得到完美的教育，她們的教育工作是成功的，因為女人普通較有實事求是的感覺；因此我常常覺得在兒童教養方面，父親是完全不需要的。寡一婦往往笑得最響，因為她笑得最遲。
所以，這麼一種家庭生活的配合是令人滿意的，因為在生物學各方面的人類生活都已經顧到。這終究是孔子的主要目標。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的最後理想是和生物學很有關係的：「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不僅是一句關於枝節問題的話，而是政治的最後目標。這就是所謂「達情」的人文主義哲學。孔子要我們的一切人類本能都得到滿足，因為我們唯有這樣才能夠由一種滿足的生活而得到道德上的和平，而且也因為唯有道德上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種政治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政治變成不必要的東西，因為那種和平將是一種穩固的，發自人心的和平。 [1]
作者簡介
林語堂（1895——1976年），福建龍溪（現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筆名毛驢、宰予、豈青等，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早年留學國外，回國後在北京大學等著名大學任教，1966年定居台灣，一生著述頗豐。林語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生活的藝術》在美國重印４０次，並被譯成英、法、意、荷等國文字，成為歐美各階層的「枕上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