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談談《詩經》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簡單地談談《詩經》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中國最古的一部詩集，自然要數《詩經》。
《詩經》是合《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而成。搜集了這些作品，把它們保存了下來，要算是先秦儒家的一項功績。搜集成書的年代，是在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是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面積累而成的。
在今天看來，最有文學價值的是《國風》，主要地搜集了當時民間所流傳着的民歌民謠，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保留着相當素樸的人民風味。因為年代和我們隔離得太遠，生活習慣、語言音韻上都有了距離，讀起來不大容易接近;但假如經過一番解釋，懂得一點古音古訓的人去讀它，實在是很有風味的。
《國風》多是一些抒情小調，調子相當簡單，喜歡用重複的詞句反覆地詠嘆，一章之中僅僅更換三兩個字的例子是很多的。這正是一般民間歌謠的特徵，尤其是帶些原始性的民間歌謠。在這種風格上正保證着《國風》是比較可靠的文獻。敘事的成分很少。中國古詩人有一種風尚，不高興用韻文形式來敘事。別的民族在很古的時代便流傳出大規模的史詩，在我們的確是沒有的。或許有過，沒有經後人搜集而失傳了吧?因此，在《國風》中沒有什麼波瀾壯闊的成分，沒有什麼悲壯的成分，這可以說是一種缺點。
《大雅》《小雅》和《商頌》《魯頌》，規模要大一些，但也多是抒情的讚頌或詛咒，敘事的成分仍然很少。《周頌》好些是斷片的東西，拿時代來說算最古，有的遠在西周初年，但拿文學價值來說，卻是最無聊的。《雅》《頌》和《國風》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采自宗廟朝廷的貴族文學，比《國風》雖然有些加工，但在自然和生動的情趣上遠遠不如。在今天看來，含有詛咒的一部分所謂「變雅」倒是比較值得推薦的。
《詩經》雖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卻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樣地保存了下來。它無疑是經過搜集者們整理潤色過的。《風》《雅》《頌》的年代綿延了五六百年。《國風》所采的國家有十五國，主要雖是黃河流域，但也遠及於長江流域。在這樣長的年代裡面，在這樣寬的區域裡面，而表現在詩裡面的變異性卻很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韻差不多一律。音韻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難辦到，南北東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韻有時相差甚遠。但在《詩經》裡面卻呈現着一個統一性。這正說明《詩經》是經過一道加工。古人說孔子刪《詩》，雖然不一定就是孔子，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個人，但《詩》是經過刪改的東西，這形式音韻的統一就是它的內證。此外，如《詩經》以外的逸詩，散見於諸子百家書里的，便沒有這麼整齊諧適，又可算是一個重要的外證了。
作為在「今天的寫作上借鑑」，如果是技術上的問題，《詩經》是太古遠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問題，那倒還有很可以供我們「借鑑」的地方。首先它告訴我們：民間文藝的生命，比貴族文藝或宮廷文藝的生命更豐富，更活潑：因為《風》的價值高於《雅》，《雅》高於《頌》，「變雅」高於「正雅」。我們從這裡盡可以得到一個民間文藝值得重視的最古的例證。
再便是偉大的文藝作品必須由民間文藝的加工。這須把《國風》和《楚辭》聯繫起來看。《國風》中有許多含有「兮」字的句子，古歌古謠里也多有這個字。「兮」字古音讀如啊，照着這古音去讀，立即可以懂得古歌古謠和《國風》的一部分正是口語形態的詩。屈原是把這種形態擴大了，而成就了他的《離騷》和其他作品，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不磨的成績，並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文體，所謂「騷體」。
如果作為文學史料或社會史料來看，《詩經》是有高度的價值的。但作為史料時，須特別注重它的時代性，舊時注家的說法大多是靠不住的，不能無批判地援用。[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