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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一
原图链接 革命者、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
出生	1883年
国籍	中国
别名	沈玄庐、沈崇焕
职业	革命者、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
知名于	参与组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 领导全国最早的衙前农民运动 独资创办中共第一所农村小学：衙前农村小学。
知名作品	《玄庐文存》。

沈定一(1883—1928)，清代进士沈受谦之子，又名沈崇焕，本名宗传，字叔言，又字剑侯，号玄庐，萧山昭东长巷村人（长巷村粮长支沈家三少爷）。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兄弟三人，排行居三，人称“三先生”。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秀才，三十年(1904)任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后调任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但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密，遂被迫赴日留学。1928年8月，沈定一在赴莫干山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枪杀。

人物形象

沈定一躯干修伟，双目有神，善饮酒而且学问广博，声音洪亮，能言善辩，演讲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青年人多为之倾倒，江浙优秀的共产党人如宣中华、徐梅坤等均是他一手提拔培养的。除此之外，沈定一还写得一手好字，当年杭州大王巷王顺兴饭庄，曾悬有他一副擘窠大字的对联：“肚饥饭碗小，鱼美酒肠宽”。

人物经历

留学日本

沈定一于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参加光复上海的武装起义，同时又招收革命青年1300余人，在沪创立“中华民国学生团”，自任团长，受到孙中山的嘉奖。

1912年1月，被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袁世凯篡权，沈定一在上海组织“公民急进党”倒袁，并在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发展组织。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沈奋起响应，10月倒袁失败后遭通缉，于次年避居日本。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任总干事。后与刘大白等人往南洋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1916年6月回国，9月当选为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长。其间，议决兴办省立第二、第三、第六、第八、第九师范学校，培养师资，普及教育。为阻止北洋军阀对浙江的控制，再遭通缉，旋去上海。1920年沈定一与陈独秀、李达在沪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沈定一仍居乡间，致力发展乡村教育，曾任萧山东乡教育会会长。1924年沈定一与陈望斗、林风眠、潘天寿等先生一起创办了“浙江艺专”（现“中国美院”），该校1927年被军阀孙传芳部队毁掉，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书画人材，为繁荣中华书画艺术作出巨大的贡献。

主编杂志

五四运动前后，沈定一立足上海，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1919年6月，与李汉俊、戴季陶等共同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宣传新思想，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和世界劳工运动，为世人瞩目。该刊共出53期，沈撰写诗文124篇。1920年，沈和陈独秀、李汉俊等早期革命者交往甚密。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在《劳动界》、《劳动与妇女》杂志上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沈定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在沪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陈独秀去广州，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沈任主编。

农民运动

沈定一是衙前农民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把党的农民革命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并培养出“农民斗士”李成虎等一批农民先进分子，使得衙前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1921年4月沈定一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开展教育农民、组织农民的农村革命斗争。他身穿普通农民衣服，操着家乡方言，用农民常见的事例作比喻，不仅使农民听得懂，也说到了农民的心坎上。8月19日，沈定一在龛山作了题为《谁是你们的朋友》的演讲，从“金钱的发生”揭露剥削的秘密，提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9月23日，在船坞山北作了《农民自决》的演讲，进一步揭露了地主剥削的残酷，亮出了“废止私有财产”、实现“土地公有”的政治主张，使农民听了“如见天日”。他为了迅速建立农民组织，独资创办衙前农村小学，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基地，邀请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和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进步师生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来校任教。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农民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青年学生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主张“农民自决”。

在沈定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如萧山的李成虎、绍兴的单夏兰等。沈定一支持李成虎等贫苦农民保卫自身利益的斗争。一次是打米店。这年5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粮商乘机提高米价，引起农民的气愤。在沈定一等的支持下，李成虎把围身布绑在竹竿上当大旗，带领农民捣毁龛山“周和记米店”及附近哄抬物价的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一次是争得了被绍兴县官绅把持的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这让农民看到了自身团结的力量，提高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1921年9月，发动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有纲领、有章程的农运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开展抗租减租斗争。期间，多次到绍兴县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是最早在绍兴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在他和徐梅坤等指导下，绍兴农民骨干先后在前梅、钱清等地组织50个乡村农民协会。沈定一首先自减田租并拿出钱财分与贫苦农民。9月27日在衙前东岳庙召开农民大会，成立衙前农民协会，并通过由他起草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会章程》，明确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并实行三折还租。同年，该《章程》与《宣言》刊登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引起社会关注。衙前农民协会的创立，其影响波及萧绍平原，时有80多个村相继仿行。12月，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发表《农民自决》一文，鼓励农民起来抗租。年底，农民协会遭军阀政府镇压而强迫解散。衙前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赴苏考察

1923年8月，沈定一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同蒋介石等4人赴苏联考察，年底回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沈定一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3月回浙江组建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为执行委员。1925年1月，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期间，他指责党的路线，反对国共合作，公然违反党的纪律，遭到代表们的严肃批评。5月，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又与戴季陶一起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反共，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但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 7月5日，沈定一回衙前主持召开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委会全会，会上沈和戴季陶一起主张“分共”，遭到宣中华(共产党员、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委)等的坚决反对。11月，沈到北京参加国民党右派非法召开的“西山会议”(一届四中全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沈定一受到书面警告的处分。1926年3月，沈仍参加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在上海非法召集的国民党伪“二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历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兼秘书长、省党部特派员、省清党委员会常务委员、省反省院院长等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沈定一在浙江拉拢各方势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汪“合流”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蒋介石以退为进，于1927年8月下野，“西山会议派”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反共急先锋沈定一再受重用，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顶戴，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浙江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浙江，担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反革命的“清党”活动中，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各地收缴枪支，查封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浙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感化”共产党人，他拨出款项，网罗反共人士，建立起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浙江反省院，并亲任院长。这时，沈定一已经从一个对中共建党有贡献的人，蜕变成彻头彻尾的反共急先锋。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党的组织秘密转入地下。但是，由于沈定一曾在中共党内担任职务，对中共浙江党内的情况和中共党员的分布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在国民党特务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到捕杀。据有关资料，沈定一担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党员被杀害，原来生气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1928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沈定一见势不妙，无奈中回到浙江萧山衙前，在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写《防共方案》，陈述自己反共反革命立场，一面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建立东乡自治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沈定一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

1928年8月，沈定一在赴莫干山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枪杀。据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定一。

诗歌影响

沈定一与刘半农、刘大白等，同是新文化运动早期民歌诗体的代表人物，强调新诗应向民歌民谣学习。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玄庐文存》(诗集、论集)，内中的诗歌揉入地方语言色彩，富于乡土气息，极具有童谣味。衙前农民协会被解散后，心情沉痛的沈定一曾赋诗一首：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减租也，民开口；军队也，民束手；委员也，民逃走；铁索镣铐拦在前，布告封条出其后，岂是州官恶作剧，大户人家不肯歇，不肯歇，一亩田收一石租，减租恶风开不得，入会人家断烟炊。

沈定一的新诗主张，直接影响到40年代的民歌诗体派诗人如李季、袁水拍等人。文存中十一首组诗《十五娘》，被朱自清认为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他本人的很多新诗，都琅琅上口，流布甚广，最有名的是作于1920年的《对策》：镜中一个我，镜外一个我，打破了这镜，我不见了我。破镜碎纷纷，生出纷纷我。我把我打破，一切镜无我。我把镜打破，还有破的我。破的我也破，不知多少我。

沈墓遗址

沈定一墓址位于衙前镇凤凰山北坡的沈定一自己创建的东乡自治区公墓场。沈定一先生被害后，遗体于1928年11月1日安葬于此。当时国民党要员戴季陶、张静江等组成“沈定一先生治丧委员会”，以国葬仪式安葬。省政府专拨一万元建造坟墓。墓坐南朝北，面对大潮汹涌之钱塘江。墓制采用中西合璧式，采用当时新材料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墓穴长、宽、高各3米，其棺木用铁链悬挂其中，外用厚约半米混凝土浇封，整个墓地全用混凝土铺就，墓前竖立高大墓碑，上镌浙江省省长张静江手书“沈定一先生之墓”。沿山直达坡地墓道采用彩色鹅卵石铺成，十分讲究。西南角建一墓亭。墓在1966年被炸毁。仅存砖石水泥墓室和10余平方米水泥地坪，及水泥砼墓亭残顶。 　沈定一墓在1966年遭遇第一次劫难是因为“文革”的爆发。据知情人回忆，当时某厂“左派”组织用炸药炸开了沈定一墓厚达半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墓墙，并打开棺材将沈定一的尸体暴露野外，村组织（当时称大队）安排村民（当时称“四类分子”）将其重新就近埋葬。其时墓地尚存砖石水泥墓室和10余平方米水泥地坪，及水泥砼墓亭顶。 2002年，衙前镇人大曾组织人员对沈定一墓进行抢救性挖掘，并在周边寻找“文革”时埋尸的墓穴，希望能收集到沈定一的遗骨或遗物移址安葬，新址就选在原墓址东侧几十米、同在凤凰山麓的李成虎墓西边的茶叶地里，并将规格定位类同李成虎墓。他自己就是当时的参与者之一。但是，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凤凰山规划列入森林保护区，消灭“青山白化”现象，加上当时就近埋葬沈定一尸体的人都已过世，收集沈定一遗骨或遗物的工作没有收获。墓穴迁移的计划就此搁浅。2006年，为造观音殿，由此造成了沈定一墓的彻底被毁。

后世评价

在沈定一的身上，生前死后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在研究中共党史，无论从官方角度的还是民间的立场，早就不提甚至是刻意回避沈定一这个毁誉参半的名字了 。

《民国人物大辞典》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传略：沈定一在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任浙江省议长，1919年与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1920年与陈独秀等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后在家乡衙前兴办农村教育，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加入国民党任候补执委，1923年孙中山逝世后破坏国共合作，1927年“四·一二”后任浙江反省院院长，清党委员会党务委员。

可见，作为一个早期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革命者、大地主、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和国共两党的早期党员、被孙中山评介为“浙江最有天赋之人”，到今天仍未有最终的论定。

曹聚仁评介说，“沈定一先生，虽已为社会淡忘，他却是火一般热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杀为止，没有一天不活泼泼地生活着。”

原先被称为十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之一的头子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介沈定一：“沈玄庐本身为官僚兼大地主，却刻意深入劳动者中生活，其率先对佃户李虎成实行退佃退租，并参加衙前农民斗争，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沪杭甬铁路开会时，沈闻讯骑着自行车，头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赶到郊外数十里道棚参加开会。

沈在会上倾听大家讨论，并发言道‘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书记部和共产党人来人到工人区去，便像春雨后竹林一样，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头来了。’随后，沈把革命道理用当地土语譬解，深入浅出，听者无不动容。在会完毕，沈手推脚踏车，步行随大家走回城站，边走边谈，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沈定一，“这个人很特别。杨之华原先就是他的儿媳。他是萧山县的大地主，但思想开明，曾主动搞减租减息，还办起第一个农民协会，在当时全国算是最早的一个。他很早就信奉共产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写了封信，指责说，共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什么拐走他儿媳的，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总之，他表示不干了，当然，这里也有误解和猜测。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当时曾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

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夫人、当年与瞿秋白、杨之华过从甚密的陈碧兰，在其回忆中也说到，1924年初，沈玄庐曾带着他的儿媳妇杨之华来上海并访问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并要求瞿帮助杨之华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而平时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却对沈十分热情。

宾客宴请之后，杨之华还得以免考进校上课，并在学校入团入党，这对杨之华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即从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里解放出来。但 沈玄庐却因此向后退了，由于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合，沈玄庐大起反感，甚至骂瞿秋白为流氓，因此他愤而脱离了共产党。

清党过后，沈定一因国民党内部派别互相倾轧，辞职退出浙江省党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乡，在当地组织农会，结纳农民，推行减租，试办农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时，得年44岁。

这个被农民兄弟亲切称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谓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甚至连他的被暗杀都成了难解之谜。有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杀极有可能是国民党人所为，因为沈定一的最后一次远行，是去莫干山与国民党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骅、李济深等人见面，会谈的过程不很愉快，结果在下山返回萧山的途中遇害，在那样兵荒马乱的乱世，对凶手的追究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而据沈定一的学生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沈定一之死，是因为这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他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这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所以“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玄庐。”

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来，不但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表现在革命初始阶段时的思想纷乱性与动摇性。要知道，革命本身并不是按照程序预设的、恒定不变的和纯净无瑕的，革命过程本身有着它多种可能性与可变性，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亦难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