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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俊华乡寻》是中国当代作家查俊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查俊华乡寻
乡村与我越来越陌生，这种感觉与日俱增。是我疏忽了乡村，与乡村渐行渐远，还是乡村忽略了我，悄然弃我远去？我从泥泞的乡间小道走进了城市，而今已界花甲之年，对乡村又越来越依恋和挂念。我问自己，怎么啦，当年拼死拼活不就是要离开这里吗？方才懂得故土难离的含义。感觉自己像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有一根丝线始终在牵引着自己，回归那个可以安顿自己灵魂的村庄。
乡道
羊肠小道是对乡间道路量身定造的词汇。弯弯曲曲是乡间道路的个性，本源。我们的祖先就是绕过山，绕过水，绕过梯田，绕过沟壑，一路扭扭屹屹走过来的，亘古几千年。
乡村的小路都没有名字。比如，李庄与刘庄之间的道路，李庄的人说它是通往刘庄的路，刘庄的人说它是去往李庄的路，路两端的村庄就是这条道的符号。这有点像人的肢体器官，每个人都有名字，而手、足、耳、鼻、喉就不会再另起名字，跟人姓。说到谁的五官特征，就称：他那眼睛，他那嘴巴，他那额头。小道有没有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实实在在的存在，很多人从乡间小道走出了乡村，走进了县城、省城、京城，甚至海外。如果有人说，某某是从那个小山村走出去的，或者说是从这条小路走出去的，这个某某一定是卓尔不群，有造化的人。乡间小道承载了很多的人和事，隐藏着悠远绵长的故事，值得尊重。
我们走过的乡间小道渐渐地被水泥覆盖，大多是劈头盖脸，覆盖得没有影子了，有些小道因裁弯取直被扔得东一段，西一段，像掐成一节一节的蚯蚓，歪歪扭扭、七零八落地躺在荒野，被慢慢风干，被杂草侵占。
有几年没有回老家了，这次回去，感觉道路更宽，新房子更多了，让我倍感新奇而陌生。我认识的人也更加苍老了，他们老掉了牙，老白了发，老弓了腰，老得身体像晒干的萝卜条，皱皱巴巴，没有一块平展的地方了。想跟他们多聊几句，老人脑子里记着的事儿似乎也跟着老了，像村口那栋徽派古民居上的彩绘，因年久失修，已经色泽寡淡，模糊不清了。没法跟他们继续交流下去。
聪农是我穿开裆裤衩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这次回乡闹出了一点笑话。其实也没什么，但他感到无地自容，整个回乡过程他都闷闷不乐，像霜打的瓜秧，难得抬头。他离开家乡四十年，种种原因导致他一直没有回过老家。而今过了花甲之年，乡愁逾来逾甚，甚至产生了归宗养老的念头。我说去机场接他，他说在省城工作的战友将坐骑借给他使用一周，笃定直接回村见面，一醉方休。结果他用了所需要的双倍时间，却没有找到家，餐桌上的菜肴因等待太久，都失去了生机。不是因为堵车，而是他把路跑错了，错得一塌糊涂，车已经开到了村子旁边，又绕出去了。聪农是很爱面子的人，我给他发的GPS定位，他拒绝使用。他自信永远不会忘记回家的路。晚上我俩睡一间房，他还在较劲。他说，过了殷祖镇，前方就是刘仁八镇，两镇之间有一座土地庙，往土地庙侧面向南拐进半里地，就到了万家庄，穿过万家庄，绕过三角塘，前方有两棵参天大树，一棵古樟，一棵古枫，站到古枫下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村子了，我头脑很清晰嘛。
他认错，却不认输。他所说的标志物是村庄留给我们的胎记，却只属我们或者更年长的前辈。聪农承认，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我们的村庄并没有搬迁嘛。他没有料到，祖先留下的“路牌”、“路标”，踪影都找不到了，而他大脑的导航系统却没有更新、升级，早过期了。
小住了两天，我问聪农，是否确定回老家定居？
他断言，不了。
不待我询问，他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了认识的人，没有认识的房子，没有认识的道路，跟旅居他乡有多少区别？ 才小住二天，他大脑中美好的文档仿佛被一键清空。
是啊，一条小道，承载着一段乡愁；一棵古樟、古枫，一口古井，是游子心中的标记和守望。土地庙虽小，乡间小道虽窄，有它的韵致。人生也一样，直一程，曲一阵，走的弯路多了，才拉升了人生的长度，构成人生的风景。
这次聪农回家，显然很失望。有一位哲人说，一个没有乡愁的人，灵魂将没有寄托。他没有找到渴望的归依。
我给聪农介绍，现在老家交通十分便利，大广高速从我们所在的乡镇经过，出了高速上县道、转乡道，不足半小时就到家了，比过去缩短了好几倍。他频频点头，算是为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点赞，承认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才是通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是啊，我们不能太自私，为了留住我们的那点乡愁，让我们的村庄像盆景一样永远封存在山沟沟里。
返程，我为聪农当代驾。我打开车上的音响，播放台湾音乐人刘佳修的《乡间小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
哼一曲乡居小唱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多少落寞惆怅
都随晚风飘散
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和聪农一路无语。
炊烟
炊烟是村庄的头饰。村庄上空没有炊烟，等于人的头上没有皇冠，缺少神气。
我老家那个小山村，地形是个簸箕地，站在高处往下看，像个鸟窝。整个村子，座落于窝底。村前只有一个豁口，作为进出通道。据宗谱记载，过去村子被崇山峻岭包围，树木茂密，有的地方巴掌都伸不进。日本鬼子侵凌这块土地的时候，看到森林里面冒青烟，断定躲藏着八咯哑路。鬼子在外围急得团团转，围剿三天三夜，让二名士兵进山探险，结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仍然没有找到村庄的入口。
先辈的智慧真是值得钦佩。从我的小山村的建设布局可以看出，房屋排列井然有序，疏密有致；共山搭脊，屋宇相连；前廊后檐，首尾照应；沟渠想通，水圳环绕；无论多大的雨雪，穿布鞋走村串户，绝不湿鞋。
炊烟大部分是从瓦缝里散漫地漫游出来的。村庄的烟囱并没有管住炊烟。钻出瓦缝的炊烟，像草原上散养的羊群，慢悠悠、懒洋洋地休闲行走，在村庄的上空飘游、又会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氤氲缥缈。配上村前的狗吠，村后的鸡鸣，孩子的嬉闹，构成一幅现状版的清明上河图。
炊烟是村庄的头饰。从女人的头饰可以分辨出富贵程度，从炊烟可以知晓村民生活的贫富。蒸煮，烧卤，炒菜，办宴席，生发出的炊烟各不相同。稻草烧水、煮饭产生的炊烟色浅且轻，升腾也快，一飘即逝；兜子火煨汤，炊烟少而淡，却重，沉甸甸的，像被雨淋湿的棉花，风都吹不动它；烧鱼卤肉，香味弥漫，少有炊烟，却难得消散。儿时逢上做饭的时间，小屁孩们经常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去各家各户厨房的排风口，用耳朵听，用鼻子闻，识别哪一家在做好吃的。做不同的菜肴，锅铲的声音也大不相同。炒萝卜白菜，动作快，锅铲声音大，叮叮当当，噼噼啪啪，三下两下就起锅了；煎鱼烧肉，锅铲动作以轻、又慢、又黏。小屁孩们总是往做好吃的人家窗户下面站，贴耳细听一阵锅碗瓢盆的声响，闻一阵子鱼肉与油盐酱醋的混合气息，咽几打口水，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大人常说，“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我们算是从中悟出了一点道道儿。
现在的人闻到油烟味，就捂紧鼻子，好像那是毒气弹爆炸释放出来的毒气体。没有挨过饿的人才会这样，大凡经历过炒菜没有油炝锅的苦日子的人，闻到油烟的味道，一定是香甜的、亲切的。
我那小山村子现在建的房子可不一般，都是单门独院，别墅型。可惜都是“空巢”。他们不惜花去打工一二十年的积蓄，建一栋房子，却很少升腾炊烟。一年到头大门紧闭，门锁都生锈了。这些房子待主人告老还乡的时候，或许已经垮塌，至少需要一大笔资金整修。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浪费，农民去城市当“农民工”，挣一栋房子的钱多么艰难啊。即使要建，也要待到“叶落归根”的时候再建不迟，辛辛苦苦挣得的一点钱，应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培养下一代。有的房子居住着一两个老人，授予了他（她）们一个专用的时代名词：“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他们的生活能产生的炊烟已经微乎其微，加之他（她）们不再用柴禾做饭，也使用上了煤气或者天然气，一天冒不了几缕青烟。即使过年，农民工返乡了，由于房屋的建设七零八落，都“别墅”了，村庄的炊烟再也不能抱团、形成规模了。好多次，我站在小山冈上，俯瞰鸟窝，都没有找到小山村的头饰。
五一小长假我回过一次老家，刚巧碰上一位老人去世，村子倒是多出了一些生机，人气。但与儿时村庄办白事的热闹、庄重程度相比，相差甚远。有些做法甚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主持操办丧事的人不再是村子的长者，而是花钱请来的三支专业队伍：八仙，乐队，厨艺。乐队里面还包含有哭丧的人员。这些团队在乡村“走穴”，忙得不亦乐乎，刚忙完这位老人的丧事，道具往车上一扔，就去别的村庄赶场子去了。
小山村又恢复了宁静，退去了烟火气。 年味
过年，是农人的事情，是乡村的节日。过年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文明的结晶，跟城市无关。中国人过年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城市才诞生多少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年味在被渐渐地“化”减，包括我们在内的“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孙子”都在跟着淡化年味。
可了不得。
过年，过的就是那个“味”儿。什么味儿？庄重、热闹，有仪式感。过年，应该是集祈年、庆贺、娱乐、团聚为一体的盛典。现在的年却过得越来越简单潦草，过得把年不当“年”了。
团聚，年饭，守岁，拜年，敬祖先，放鞭炮，游鼓锣，走亲访友，等等等等。还有，好生醉几场酒，都是加重年味的章节。醉酒像菜肴里面的葱姜胡椒，可以没有，但真的没有，感觉总是少了一点什么，差那么点“味”儿，少了哪么点“劲”儿。 办年是最烘托年味的前奏，像一场舞台剧的序曲。杀猪宰羊，烧烤炸卤，做粑做坨，浆洗梳晒，除尘涤垢，都是过年的序曲。而且，做每一项都要有仪式感。杀年猪不是捉到猪就宰，先要祈祷，还要跟猪说几句好话，赔个不是，请求原谅。孩儿试穿新衣服，跟平常也不一样，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都要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瞧一瞧、摸一摸，拍一拍、扯一扯，然后喜眉笑脸地恭贺几句“学业有成”、“读书戴顶”之类的话。与平日就是不同。
现在的日子过得“天天像过年，”也是冲淡办年热情的因素。但是，只要心中有敬畏，心中有年，懂年，惜年，就不会轻易去简化哪一项。现在城市都禁鞭，这是文明生活的需要。但是，看看每年的央视春晚，到了辞旧迎新的那一刻，仍然是龙腾虎跃，鞭炮齐鸣，虽然是虚拟的声光鞭炮，但仍然是传承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仪式啊！
人生不该少的仪式就是不能少，不能怕麻烦，不能视为可有可无。如果都能简化，那我们穿的衣服完全可以不用款式，扣子都可以省了。发型也可以不要，大家都剃光头，最多留一个板寸，早晨出门也不用梳洗打扮了，多简便。试想，如此这般，这个社会还有模样、规范，还有精神吗？过年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沿袭下来最隆重、最具仪式感的佳节，既要有形式，更要有内容。
过年放鞭炮是脑子里最欢乐的文档之一。小屁孩们过年的时候会比赛放炮的技法。鞭炮点燃往天上扔，看谁扔到最高处才响；往水里扔，鞭炮刚刚触水就“嘭”的一声，炸起一摊水花。这可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技术活，扔早了，掉进水里熄了火，扔慢了，没挨着水就引爆了。放鞭炮免不了有在手中爆炸的时候，疼得又哭又笑，哭笑不得。碰上一堆冒着热气的牛屎更是乐不可支，将鞭炮插在牛屎上面，一定要记住，只能插入个头小、威力也小的鞭炮，否则，会“一锅端”了，喷得围观者成了麻粪脸，那就把玩笑开大了。插上个儿小的鞭炮，“叭”的一声，炸出一个小碗来，牛粪的热气混合着火药的烟雾在碗里弥漫升腾。
可惜那个时代没有抖音。
过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辞旧迎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再忙，有再多的钱要挣，也不在乎过年那几天，”这是一位古稀农人站在村口翘首等待儿子，回家过年时说的话。
耕牛
快过年了，无端地就想着回乡村老家去走一走。并没有什么具体事情，父母亲早已经不在人世，只是一种惯性，到了这个时间点，就要那么走一回。走得漫无目的，像乡村山坡上散养的鸟儿。
我将车停在村口，独自去田畈转悠。冬日的大畈很荒凉。我的表弟在大畈对面放牛。相隔那么远的距离他居然认出了我，一边高声喊我，一边快步走来。他手里牵着两条牛，前后还跟着几条，我数了一下，整整十条，全是黄牛。
我高兴，又惊讶。你养这么多牛？
表弟乐滋滋地说，何止这些，还有十几条牛犊子，养着明年过年的。
我问，你耕种了很多田地吗？表弟说，表哥你外行了，这些牛都不耕田了，当肉牛养。你看，满畈满岭都是草，天然的牧场，牛长得膘满肉肥，这些散养的土牛肉，俏得很哩。
耕牛改行了，我真的是外行了。
我往深问，更是惊讶，平均每条牛可以卖到八千元以上。而且，这些牛早都名花有主，交了订金，过了小年牛贩子就来取牛。
耕牛在乡村退出了耕作的席位，被机械化取代。少时常唱：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这是多么远大的目标，已成过往。
越过大畈，前面就是生产队牛圈的“遗址”了。因为牛圈早没了，只剩下一些断瓦残垣，所以，我只能说是“遗址”。那不是一般的牛圈，而是正儿八经的房屋，土坯房，共三间，冬天生产队里的十几条耕牛都关在这里御寒，越冬。牛屋有几米高，桁条上面放着稻草，是为牛过冬专备的草料。耕牛指定专人喂养，谁把牛养掉了膘，是要扣工分的。
耕牛曾经是何等的受宠啊。生产队的一条耕牛比一个壮劳力还重要。农忙时节，生产队少一两个劳力并不打紧，如果少了耕牛，或者有耕牛在节骨眼间生病，就容易误农时。
那年，有一条耕牛犁完田，按惯例交给养牛户去喂养。户主让读小学的孩子照看了一会儿，孩子不懂，让牛吃了田里的红花草，又喝了地沟里的水，晚上牛肚子胀得像吹足了气的皮球。牛被撑死了。生产队长一时慌了手脚，连夜摸黑去给大队长汇报，大队长不敢怠慢，立即去给公社领导汇报，公社领导派兽医站的兽医过来给亡牛“验明正身，”兽医是当地人，息事宁人，排除了“故意杀牛”的嫌疑，往公社上报。不过，养牛户还是受到了生产队的重罚。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武帝时，就在全国由北向南，大规模推广牛耕技术。从此，耕牛与农人结为盟友，二千多年来，“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至有千箱实。”农人与耕牛在华夏大地精耕细作，繁衍农耕文明。
我为表弟手中牵着的耕牛悲伤，它过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它无需再背负牛鞅劳作，但地位也随之消逝，它曾经是农民的战友和亲密的合作伙伴，处处受宠，而今却成为了盘中餐、宴中馔，任意宰割。
今非昔比，天上人间。
牛在绑赴屠宰场的时候，即使流下再多的眼泪，也无人理会了。
农民
过年了，锣鼓一阵阵响起，爆竹声此起彼伏，村庄有了生机。汽车、摩托车把禾场挤占得严严实实。老爷爷、老太太也拿着手机接受没能回家的晚辈的问候和祝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憧憬，早已被现代科技接替。
汉爷吩咐在玩手机的孙子去喊上房的两位叔叔过来喝酒。孙子坐着没动，随手拨通叔叔的手机说，叔叔，我爷爷请你马上过来喝酒。
汉爷就咕哝：村头村尾都喊得应，打手机不要钱吗？
一支烟的工夫，一辆摩托车“嘟嘟嘟”在汉爷门口停下，两位叔叔到了。
爷爷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上屋到下屋都望得见，还骑车来，不耗油？现在的人都懒成这样了，唉！
几个后生早已在另一桌喝开了。他们不愿意跟长辈坐一张桌子，受约束。这些年轻人也是从天南地北回来，抓住机会把酒尽欢。年轻甲提议干了第一杯，大家响应。甲放下酒杯却指责乙，没有干到底，留着养金鱼？还说，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不能浪费粮食，酒是粮食精呢。
乙似乎答非所问，你爸是干啥的？甲说，税务局的小科长，你明知故问。乙说，你爸既然是国家干部，你哪能算是农民的儿子？你看我爸，地地道道种田的农民，今天早晨还去挖了一厢地，我才是农民的儿子。甲并不生气，辩解道，我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回事嘛。乙说，差别大了，你充其量只能算是农民的孙子，对不对？甲嘿嘿地笑，你说得更精准。乙说，既然如此，我是农民的儿子，你是农民的孙子，还不快喊我叔叔，跟叔叔敬酒？
甲感觉有道理，端起酒杯给乙敬酒。
这话被隔壁的汉爷听到，冲这边喊，你们胡扯什么呢，大过年的？按照辈分乙应该喊甲叔叔，辈分哪能颠倒！
年轻人听了，都吐舌头，感觉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便自我换酒词接着喝。他们的爸妈基本都是打工族，甲除外。有的还是在外地出生的，所以，名字都没有将辈行嵌入其中。
年轻人不懂的乡俗还有很多。他们不认识小麦和韭菜，不知道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割谷，什么季节点豆，什么时节种瓜，扶犁打耙之类的技术农活更是一窍不通。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不再务农。
更为突出的是，同村的相互不认识了。那一桌的后生出于礼节，集体过来跟长者敬酒，年轻人不知道怎样称呼每一位长者，长者也叫不出后生的名字。后生自我介绍，我是谁的儿子，或者说是谁的孙子，长者才哦哦哦，原来你是谁谁谁。后生也是听长者介绍，说谁谁谁是我的儿子，谁谁谁是我的孙子，有了参照物，才知道相互的辈分，再称呼。他们成了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再生版：“同村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汉爷那一桌长辈的酒喝得比年轻人还带劲。那位叔叔不知道是哪根神经被触动了，愤愤不平起来，他好像忘记了这是在过年，应该说喜庆的事情。他去海南做古建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早成亿万富翁，全家户口也早已转入海南。他愤愤不平的是，他是所在的市区行业商会的会长、行业协会的会长，区政协委员，儿子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公司，可是他和儿子的头上仍然戴着“农民工”的帽子。每年市、区政府召开商界座谈会，他都是代表之一，还安排他发言。他坐的席位仍然是“农民工代表”席，台签红底黄字，分外显目。主持人也是这样介绍：下面请农民工代表某某某发言。
显然，“农民工”这个名词用在他的身上已经不合身了，像把一件中学生的校服穿在一个年过半百的成人身上，别扭。但又没有人去构想一个更好的名称，或许想了，没有想到更好的替代名称。过去没有身份证的时候，户口在农村的人身份就是农民，户口在城市的人就是市民。户口就是身份证，没有争议。现在户口当不得身份证了。城镇化把他们“化”进了城，但是他们的符号还是农民，工种是“农民工”。
另一位叔叔是县钢铁厂的退休职工，回老家养老的。他见缝插针，跟进话题闲扯。他说，我们家的户口是那年花了四千元买进城的，转户口那会儿，多兴奋啊，从今往后就是城市人了。现在人老了，我想把户口转回来，派出所居然不受理，不同意将户口转回农村，真是奇了怪了。
话题扯开了，你一言，我一语，滔滔不绝。他们说三句过去，说两句眼前，说一句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像隔着山、隔着水，没有桥和路，扯不拢去。还是汉爷会掌控局面，难得相聚，都这把年纪了，过一个年少一个年，尽兴喝酒啊。 大家都端起酒杯附和：喝！干！
农展馆
我老家的村长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他在全国各地做古建多年，见多识广。他已年过半百，受县里“引进能人回乡”政策的感召，回老家当起了村长，把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搞得风生水起。
村长又打起了乡村旅游的主意。我们村所在的乡镇有一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龙凤山，也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湖北省五星级农家乐”。村长谋划着依托龙凤山的旅游资源，把我们村那个废弃多年的知青点利用起来，办起了一个“农展（体验）馆”。他把散落民间和抛弃荒野的旧农具收集起来，犁、耖、耙、牛轭、风车、煤气灯、马灯、连枷等，一应俱全。农家日用器具：蓑衣、斗笠、油布伞、算盘、笸箩、葫芦瓢、顶针、升子、火钳、炊火筒等，都收藏到了农展馆。
知青点是一个“匚”字形的院落，红砖碧瓦。当年留下的标语都被恢复刷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志不移。”知青点的“学习室”、“会议室”、“队长室”、“贫农代表室”都挂上了门牌。大院中间摆放着水车、石碾、石磙、石磨、碓臼。柴火灶也修复了，大铁锅上还架着饭甑，仿佛知青还生活在这里。
知青点周边抛荒的水田、旱地，作为农耕体验场地。旅客来了，可以现场体验犁田种地的感受，有老农待在旁边，根据游客需求进行手把手辅导。
农展馆布置简朴，却游人如织。那些回城多年的知青，披着一头白发回来了，脱离了乡村的“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孙子”都回来了。
他们在这里寻找着自己的乡愁，根脉。[1]
作者简介
查俊华，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