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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闻一多》是中国当代作家郭沫若写的文章。
作品欣赏
十一日李公朴遭难，十五日闻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领导民主运动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杀。这里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下手人看起来好像是疯狂了，但其实只是一二人在暗里发纵指使。那发纵指使者的一二人，像闻一多这样自由主义的学者，竟连同他的长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的手段来谋害，不真是已经到了绝望的绝顶吗？
谁都知道，一多出身于清华大学，是受了美国式的教育的。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期间，曾经写过很多有规律的新诗，他的成就远超过徐志摩的成就。他虽然和创造社发生过关系，他的诗集《红烛》是由我介绍给泰东书局出版，但他从不曾有过左倾的嫌疑。回国以后一直从事于大学教育，诗虽然不再写了，而关于卜辞、金文及先秦文献的研究，成了海内有数的专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类似，但我们的相见，却只有两回。一回是在抗战初期的汉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苏联时所路过的昆明。没想出昆明一别便成了永别了。在先秦文献的研究上，一多的成绩是很惊人的。《楚辞校补》得过教育部的二等奖金，读过这部著作的人，谁个不惊叹他的方法的缜密，见解的新颖，收获的丰富，完全是王念孙父子再来！我所见到的，关于《庄子内篇》的校记及若干《诗经》的今译，也无不独具只眼，前无古人。他还有很多的腹稿待写，然而今天却是永远遗失了。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呀！
谁都知道，由于政治的不民主，中国招致了九年的外寇，弄得来几乎亡国。这是国内外所共同承认的事实。爱国的文人学者们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同时更认识到国难的症结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变作风，这仅仅是最近两三年来的事。一多之参加了民主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潮流中有良心的学者的爱国行为，难道这就是犯了该死的罪吗？有一部分人的偏见，认为学者文人根本不应该过问政治。然而政治恶化到了今天，连学者文人都不能不起来过问了，这到底应该谁个负责？孙中山所拟议的国民代表大会，连学生都应该有代表参加的，谁个说学者文人们便不该过问政治？而且今天的学者文人们对于政治的要求，只是作为一个民国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保障，要求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难道这便形同不轨吗？
谁都知道靠着盟邦的协助，日本投降了，我们幸而免掉了亡国之痛。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我们正应该力改前非，及早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从事建设，以图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国内国外都是认为合理而且合法的，没有一丝一毫逾越了限度。然而有权责的人却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不仅不依从人民的意愿，反而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在遍地灾荒、漫天贪墨、万民涂炭、百业破产的时候，却偏偏进行着大规模的内战。而镇压人民的反对，竟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不用多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都是在这样违背人民的反动机构之下遭受了暗杀的。今天我们看得很明显，凡是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人便应该杀；凡是要求废弃独裁、要求废弃一党专政的便是罪人。有心肝的人们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是群众便遭美械师剿灭，是个人便遭美械特务暗杀，今天我们也有权利，请美国有心肝的人公平地看一看，看他们给予我们的援助方式，究竟是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枉然的，用恐怖政策来镇压人民。历史替我们证明，谁也没有成功过！恐怖不属于我们，恐怖是属于执行恐怖政策者的。人民今天已经到了死里求生的时候了，为民请命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是从献身中得到了永生。李公朴遇难的时候，闻一多说：李公朴没有死。闻一多今天又遇难了，我也敢于说：闻一多没有死。死了的是那些失掉了人性，执行恐怖政策的一二人，他们是死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
1946年7月17日[1]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9年，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等。1921年8月，诗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1944年写《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3年，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9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年，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