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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唐四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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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初唐四傑 外文名稱： Chu Tang si jie CTSJ 別名： 王楊盧駱 人物：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時代： 唐朝初年 職業： 文學家、詩人 |
初唐四傑是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為"王楊盧駱"。
四傑齊名，原並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傑名次，亦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後"復有王楊盧駱"，並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一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持(楊炯《王勃集序》)。他們的詩歌扭轉了唐朝以前萎靡浮華的宮廷詩歌風氣,使詩歌題材從亭台樓閣、風花雪月的狹小領域擴展到江河山川、邊塞江漠的遼闊空間，賦予詩以新的生命力。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傑出人物。[1]
簡介
舊唐書·楊炯傳 記載:"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四傑活動於唐朝高宗、武后時期。他們在內容、風格等方面對宮體詩有較大突破，並將五言律詩發展成熟，勇於改革齊梁浮艷的詩風。
四傑的名次歷來有多種排序，宋之問在《祭杜學士審言文》中第一次提出"復有王楊盧駱"，《舊唐書·楊炯傳》也採用這個排序，但是楊炯本人對這個名次不同意，表示"愧在盧前，恥居王后"。與四傑同時代的張說在《贈太尉裴公神道碑》中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此外，《舊唐書·裴行儉》也有"楊王盧駱"的排序，吏部侍郎李敬玄盛讚四人，但裴行儉見面後，便說:"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沉嘿，可至令長，余皆不得其死。"四人中王勃被有些人認為是成就最高的，例如明代陸時雍的《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貢獻意義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作品風格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於歌行，王、楊長於五律。後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台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着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儘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着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台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着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序》;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