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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北京各校學生經過秘密籌劃，於5月4日舉行示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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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Fourth Movement)，是1919年5月4日起始於中國北京的一場愛國運動和思想、文化運動。

• 廣義的五四運動，是1915年到1926年之間的新文化運動。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為引路者，探索中國的強國之路。

• 五四運動，ㄧ開始以學生為主力，舉行大規模的罷課、遊行、演講、示威活動，後期受到社會下層工人和愛國認識支持和響應，出現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工人罷工。

背景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巴黎和會」，中國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廢除日本強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並將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收回。但這一提案被拒絕，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在壓力之下，當時參加和會的北洋政府官員準備在合約上簽字，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奮，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貼，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意五國不顧中國呼聲，在4月30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人的不滿。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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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學校的3000名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表達「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要求。他們舉着寫有「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嚴懲國賊」等口號的小旗，發表演說、喊口號、遊行示威，到各國公使館以及總統府請願。他們要求懲辦曾經出賣國家主權，向日本大量借款的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還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憤怒的學生還衝進位於北京趙家樓的曹汝霖宅，放火將其燒掉，學生衝進曹宅沒見到曹汝霖，只見到章宗祥，將他痛打一頓。在愈演愈烈的抗議運動中，教育部官員和員警先後到場干涉，抓捕了部分學生，但是運動仍然持續。

這股學生運動從北京傳遍全國各地，從學生擴散到各階層民眾。廣州、上海、天津等地的學生在當地遊行，而市民、工商業者也以遊行、罷工等形式加入抗議運動。

曾任袁世凱政府工商總長的企業家張謇給徐世昌、段祺瑞等官員發電報，要求政府應該解決外交失敗，而不是對付學生。割據地方的軍閥吳佩孚則聯合湖南各派將領發表通電，希望政府聽取民意，堅持到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營救被捕學生四處奔走，在7日學生被釋放之後辭職抗議。

五四運動最終取得了勝利。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但雖然中國代表並未簽字，日本仍然霸佔了山東的權益。直到1922年，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日本才將青島交還中國，但仍控制膠濟鐵路。

学生代表

• 罗家伦(1896-1969)，《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首任校长。逝世于台北。
•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研究历史语言。逝世于台北。
• 段锡鹏(1897-1948)，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会长。江西永新人，字书贻。逝世于上海。
• 许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创立九三学社。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五四運動中，自發產生了兩位影響最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和羅家倫。這兩人當時都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在讀學生，經歷了這一場運動後，兩人的名字，幾乎舉國皆知，享有巨大的聲望。要是投身政界，可以說，這兩人都有着很高的起點，然而，他們二人卻最終都選擇了學術為主的道路，並辛苦耕耘一生，為現代學術在中國的開枝散葉做出了巨大貢獻。

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开拓精神、不断拼搏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顧兆熊，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在1919年5月4日天安門集會游行后的第五天，5月9日《晨報》的“評壇”欄上發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評論，是目前見到的最早有關“五四”的文獻資料：

顧兆熊稱5月4日的行動為“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鏟除“舊秩序”與惡社會，建設新秩序、新社會的“示威運動”﹔是反對“舊道德”（“被動的道德”“舊時之偽道德”），提倡“新道德”（“主動的道德”）的“示威運動”﹔是“良善分子與惡劣分子”的“可貴”的“決斗”。他從這場運動展望國家的未來，對前途充滿憧憬：“吾觀此次學生之示威運動，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種趨勢。倘再輸以詳確之學說，教以真道德之實質與決斗之作用，則將來之社會，必可轉病弱為強健也。”

顧兆熊把5月4日的集會游行界定為“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而所謂“運動”至少有以下二種涵義：一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二是為目標進行的努力和抗爭。中國國民可算是由害怕帝國主義、怨恨帝國主義到反抗帝國主義了，這是我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聲。顧兆熊把集會示威游行上升到“運動”的層面，這個“定性”充分表現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銳和卓識。

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對顧兆熊所說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作出了更准確、更鮮明的歷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號上發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運動這個詞，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的提法更簡潔、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來的“精神”兩字，其意義極其深遠。

羅家倫鄭重提出：“五四運動”不僅僅是“感情”的，也是“理知”的﹔不僅僅是“青年運動”“政治的運動”“國家的運動”“國民運動”“民族運動”“打破惡社會制度的運動”，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折射出來的最可寶貴的是一種“精神”！

羅家倫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歸為“三種”：

• 第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
• 第二“是社會裁制的精神”﹔
• 第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並三呼萬歲：“學生犧牲的精神萬歲！”“社會裁制的精神萬歲！”“民族自決的精神萬歲！”

張東蓀是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上海《時事新報》的主編。5月27日，張東蓀在上海《時事新報》“時評”欄發表《“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提出了“五四精神”這個詞。雖說該文比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晚一天發表，但“五四精神”的這一提法，比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更鮮明、更凝練、更科學。

張東蓀將“五四運動”精神概括為“雪恥除奸的精神”。所謂“雪恥”指的是“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所謂“除奸”，指的是“改造腐敗不中用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