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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观音亭

图片来自mkcity

澎湖观音亭,古称观音庙观音堂,位于台湾澎湖县马公市(妈宫北甲西垵仔),主祀观音大士,肇建大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寺埕隔水近山、烟波浩香,为信史上澎湖第一座主祀观音的庙寺,隶属阖澎三大公庙澎湖天后宫交陪庙,并被登录为澎湖县县定古迹

今时人称“观音亭”,广义泛指涵盖观音亭佛寺与整片海景的海水浴场,狭义则单指佛刹观音亭。

历史

清领时期

康熙朝

澎湖观音亭文献记载,最早可考于清领时期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编修的《台湾县志[1],该方志载作“观音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间由时任澎湖水师协右营游击薛奎倡建。观音亭建庙之地绵延至金龟头海滨,昔时统称“西垵仔”(亦作“西安”)。此地带可扼守大山屿,亦可远眺渔翁岛北山屿,战略位置佳,不仅在1622年台湾荷兰时期之前便有驻军纪录,后继的东宁王国大清帝国亦沿用其军事配置,分别在澎湖的西垵仔、案山、风柜尾布置守兵,故观音亭之设立与清代水师可谓极有渊源。

根据清代康熙朝臣杜臻澎湖台湾纪略》一书,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八年)间,时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发动澎湖海战攻取台湾[2],便收录施琅不仅将战果归功天上圣母妈祖显灵、也宣称获得观音菩萨关圣帝君灵验之助的传说,借此壮盛军威、鼓舞士气,亦可知清代官方对观音信仰采取接纳的态度。

乾隆、嘉庆朝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距薛奎倡建观音亭已逾一甲子,因时任澎湖水师协副总兵官江起蛟卒于任内,继任的许德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上任,在地事务遂由右营游击戴福代为护理。戴福不仅主导观音亭重修事宜,亦出面重修观音亭西海边外的“无祀祠”。

今观音亭右厢房(龙王庙)神龛两侧置有楹联:“祥云霭霭来南海、甘露湛湛润炎方”,年款:“乾隆甲申年仲秋”,落款“护理副总兵官戴福敬立”,便为戴福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间留下的文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澎湖观音亭再起工事,此次工程为撤基重修,落成后遂观音亭成第二代建筑格局,捐资主导者为时任澎湖通判陈铨,以及澎湖水师协马蛟、温靖与魏大斌等亦在捐修之列。嘉庆十年(1805年),澎湖水师协王得禄陈景星聂世俊等又倡捐重修。

道光朝

道光六年(1826年)间,鉴于澎湖孤绝汪洋之中,官宦商途皆仰赖海运,为感念龙王神航行平安之庇佑,时任澎湖通判蒋镛偕水师协镇孙得发、左右营游击黄步青和林廷福等倡捐,拆除位于澎湖观音亭东侧之厢房共四间,改建龙王庙,将原本辗转寄祀于澎湖水仙宫澎湖天后宫内的龙王神像请出,供奉于龙王庙内引以为专祀。

光绪朝

光绪元年(1875年),例贡生黄学周发起重建鸠资,并根据红木埕武圣庙所存〈新迁武庙碑〉载,时任澎湖水师协副总兵官吴奇勋亦在响应之列。[3]根据吕文鑫〈澎湖庙宇大木匠及形式特色研究〉一文,该次重建设计乃出自后窟潭匠师叶妈利(叶妈利即叶得令之祖父、叶根壮叶银河之曾祖父)之手。光绪七年(1881年),鲍复康赴任澎湖通判,曾描述澎湖观音亭“伐鼓驱鱼”,其佛教色彩十分浓厚。

惟光绪十年(1884年),清法战争战火延烧至台湾北部(鸡笼淡水[4],又于翌年(1885年)新历3月29日爆发澎湖之役,法军船舰炮轰澎湖各处炮台,观音亭为军区,且邻近金龟头炮台,未能幸免于炮火,又因当时驻扎妈宫的勇、浙江台州勇趁乱劫掠庙寺文物,林豪澎湖厅志》婉言曰“钟鼓等物尽携去”,而法军在犀历3月31日占领澎湖之后,观音亭亦有和尚贩售寺内罗汉像予法国士兵等乱象丛生[5],澎湖观音亭一时满目疮痍。

清廷和法国缔结《中法新约》后,法军遂于新历8月4日撤出澎湖全境;新任澎湖通判程邦基随后履任,开始主导妈宫城隍庙、澎湖观音亭等重修事宜。澎湖观音亭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修竣工,程邦基乃题“大慈悲”匾敬献观音亭。

嗣后,因应清法战争战区多在中国东南海域,清廷重新评估海防布局,进而调整水师编制,将原澎湖水师协升格为澎湖水师镇,最高军事长官从副将(从二品)改派总兵(正二品)赴任。[6][7]光绪十七年(1891年),《澎湖厅志》录有时任澎湖水师镇总兵吴宏洛捐银五百修补观音亭的纪录。

日治时期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清帝国与日本帝国朝鲜问题爆发甲午战争,清廷不敌日本,双方几经交涉,于翌年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新历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方称“下关条约”)达成议和条件,条约内容其中包括割让台湾、澎湖群岛予日本,同年新历5月8日,双方在山东烟台换约,大清官员即日起全数撤出台湾和澎湖,清日主权自此易帜。

日本政府领有台湾、澎湖之初,便著手进行全域旧惯风俗调查,因日本亦是信笃佛教的国家,便将日本佛教引渡至台湾,传入澎湖以日本临济宗为主。根据明治三十年(1897年)调查报告,澎湖观音亭被列入“临济宗妙心寺派”,成为京都大本山妙心寺分寺之一,另起日本佛教宗派名称“澎湖山观音寺”。日治时期的观音亭香获得政府支持,故香火鼎盛,日本和当地香客不绝,亦因地理位置背山面海,可远望渔翁、白沙星罗诸岛,风光殊胜,曾被《台湾日日新报》报导为观光胜境。

日治初期明治年间,因应日本政府颁布“禁阿片”政策[8],澎湖宗教社团一新社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推行“扶鸾戒烟”,颇具成效,一时之间让“鸾堂信仰”蔚为风潮。[9]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受到一新社影响,观音亭住持蔡德修与黄有福亦在澎湖观音亭开办“由新社省善堂”,澎湖名士林介仁许晋缨(清朝秀才)亦在省善堂参与之列。观音亭的鸾务活动终日治时期,尚称活跃,后因战后庙寺的管理单位由澎湖佛教会接掌,鸾务因此受到压缩,几近停摆。

大正十五年(1926年)8月,观音亭年久失修,《台湾日日新报》刊载〈重修古庙〉一文,报导澎湖绅商锺红樟等向政府申请经费募集许可,预计以三年时间募款,替观音亭筹措改建经费。昭和二年(1927年)三月,澎湖观音亭重建动工,同年10月,观音亭改筑工事便告落成;举办仪礼时,时任澎湖厅长增永吉次郎(任期:1926年7月-1928年9月)、马公街长三浦光次(任期:1924年10月-1938年7月)、饭田海军司令官等日本人等有来共襄盛举,而在改建期间,寺内观音佛像乃移祀于西屿乡缉马湾西岩寺(位于今西屿乡赤马村)驻跸。此次澎湖观音亭改建工程,因观音亭在清代为具备官祀等级“阖澎公庙”,兴建经费主要源自全澎湖51乡社善男信女的捐献,以西屿庄为最(缉马湾、内垵、外垵、小池角、西岩寺捐款金额囊括全澎湖前五名),除反应西屿乡民信仰虔诚,亦彰显清领、日治时期间,西屿和妈宫地区关系的紧密。

昭和十九年至二十年(1944年-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火延烧至澎湖,马公街、观音亭一带也遭到盟军空袭毁损,马公地区庙宇主持者如观音亭、南甲海灵殿便将殿内神像迁移至乡下避难,观音亭神像当时供奉在红罗罩开蛮寺(今湖西乡红罗村),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返回。

此外,观音亭在日治时期的登录地址为“马公街马公946番地”。

中华民国时期

广慈法师时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10月份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收台湾和澎湖。[10]嗣后,民国38年(1949年),随国民政府于国共内战中失利,大陆地区沦陷,大批军眷涌入台湾,当地军舍不敷使用,不少军队驻扎各地庙寺、民房或宗祠,观音亭亦不例外。北方佛教团体如中国佛教会亦在此时期入主台湾佛教界[11],来自南京广慈法师约民国39年(1950年)驻锡澎湖观音亭,并进一步接掌观音亭管理事务。[12]

民国42年(1953年),中国佛教会台湾省澎湖支会在澎湖成立,据点即为观音亭,并由广慈法师出任“澎湖佛教会”理事长,广慈以澎湖佛教会名义,操办多场祈福法会,并有发放白米救济贫民等义行,一度颇受政界和乡里爱戴,观音亭俨然成为澎湖佛教信仰的重镇。直到民国48年(1959年),澎湖观音亭重建落成后的同一年,广慈法师在10月创办“正信幼稚园”,大举募捐,后因管理权和产权与董事会吵得不可开交。

民国49年(1960年),时任澎湖县议员许记盛针对“妈宫三大阖澎公庙”(澎湖观音亭、澎湖天后宫妈宫城隍庙)在二战后的管理制度提出质询,并要求澎湖县政府交代观音亭的帐目问题,此事虽已不了了之告终,却造成澎湖佛教会的信誉下跌。同时,广慈法师长期担任理事长,从不曾办理改选,早为社会舆论诟病已久。民国51年(1962年),县议员许等爵不仅要求解散澎湖县佛教会,也要求澎湖县教育科重新检讨正信幼稚园的产权状况。澎湖县政府无力解决议会与佛教会的争执,只得函请台湾省政府裁示,台湾省政府对此函示不须解散佛教会,但提出重新整理组织的要求。澎湖佛教会虽得以保住组织,但经此一风波后,声望渐趋低迷,且民国52年(1963年)后,马公地区信愿寺潮音寺相继成立,吸引大量信众,后来广慈法师终究因私德问题黯然离开澎湖,观音亭登时群龙无首,也不再是佛教徒云集首选之地。

鸾堂复兴时期

观音亭声势低迷多年之后,部分观音亭信众决定重振鸾堂,所以民国63年(1974年)间,委请澎湖三官殿的“三善社三善堂”协助澎湖观音亭重整停摆多时的鸾务,日治时期活跃的“由新社省善堂”于该年8月21日重新于观音亭开堂,由陈妈和出任由新社社长、郭振家担任省善堂堂主,颁订十条守则以为堂规。

民国71年至73年(1982年至1984年),阖澎三大公庙之一的妈宫城隍庙连续三年举办陆上出巡绕境大典;民国74年(1984年),澎湖天后宫则操办天上圣母海上绕境活动;适逢民国75年(1986年),阖澎三大公庙管理制度改弦易辙,不再以妈宫三甲(东甲、南甲、北甲)逐年轮替,正式以“东甲主城隍庙、南甲掌天后宫、北甲管观音亭”为定制,时任由新社社长陈妈和、薛光灿等便和观音亭主事者商议,提出“观音菩萨空中出巡”的构想,获得时任澎湖县长欧坚壮澎防部中将毛梦漪的支持。

嗣后寺方向永兴航空租用三架小型飞机,护送观音菩萨上机绕行澎湖群岛一圈,顺利于民国76年(1987年)、民国77年(1988年)出巡两次。民国78年(1989年)绕行澎湖群岛结束后,甚至赴往台湾本岛出巡。7月10日先从马公机场飞往高雄小港机场;7月11日行经恒春台东花莲宜兰基隆,于当日下午2点33分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获得台北龙山寺木栅指南宫的热烈招待;7月12日则从台湾西部沿新竹台中嘉义等返回澎湖马公机场;7月13日举办软筵、素食晚宴,澎湖观音亭举办三次的空中出巡法会至此告一段落。

由新社省善堂复堂后,除了操办“空中出巡”为时人所称颂外,亦于民国68年(1979年)、民国69年(1980年)、民国71年(1982年)著造《南无诸佛救苦超渡真经》、《菩提极乐真经》、《南海之行》三本善书,偶有举办诵经法会、救助低收入户慈善活动,但随成员逐渐老去凋零,鸾务日益沉寂,民国98年(2009年)社主朱茂林往生后,观音亭鸾堂活动已然停顿。

管理委员会时期

台湾各地旧有宫庙组织因应时代变迁,陆陆续续转变为“财团法人”或者“委员会”的管理或经营制度。民国103年(2014年)12月27日,澎湖观音亭成立“澎湖观音亭管理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为王顺辉、副主任委员林松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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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石, 万寿. 〈施琅〉. 台湾大百科全书. 2009-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5) (Chinese (Taiwan)). 
  3. 〈新迁武庙记〉. 台湾记忆 Taiwan Memory.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6) (Chinese (Taiwan)). 
  4. 陈, 政三. 《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战争台湾外记》. 台北市: 五南. 2015. ISBN 9789571181837. 
  5. Jean. 《孤拔元帅的小水手》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郑顺德(翻译). 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2004. ISBN 9789860217629. 
  6. 蔡, 文腾. 《军事布防的变迁∼以澎湖为探讨中心(1945年以前)》.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4 (Chinese (Taiwan)). 
  7. 黄, 水华. 《中国古代兵制》. 台北: 台湾商务. 1995. ISBN 9789570509113 (Chines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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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余, 光弘; 黄, 有兴. 《续修澎湖县志.宗教志》. 澎湖县: 澎湖县政府. 2005. ISBN 9860015198 (Chinese (Taiwan)). 
  10. 周婉窈. 《台湾历史图说》. 台北市: 联经. 2016. ISBN 9789570848083 (Chinese (Taiwan)). 
  11. 张, 昆振. 《台湾的老斋堂》. 台北县: 远足. 2005. ISBN 986763005X (Chinese (Taiwan)). 
  12. 〈广慈法师〉. Penghu.Info|澎湖知识服务平台.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10) (Chinese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