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宋崇義》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致宋崇義》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知方同學兄足下：
日前蒙惠書，祗悉種種。
仆於去年冬季，以挈眷北來，曾一返越中，往來匆匆，在杭在越之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猶以為憾!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仆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 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禍萌，亦甚冤也。
南方學校現象較此間似尤奇詭，分教員為四等，可謂在教育史上開一新紀元，北京尚無此舉，惟高等工業抬出校長，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無校長提倡，故學生亦不發起;若有如姜校長之辦法，則現象當亦相同。世之論客，好言南北之別，其實同是中國人，脾氣無甚大異也。
近來所謂新思潮者，在外國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國，便大嚇人;提倡者思想不徹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發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倘能採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而社會守舊，新黨又行不顧言，一盤散沙，無法粘連，將來除無可收拾外，殆無他道也。
今之論者，又懼俄國思潮傳染中國，足以肇亂，此亦似是而非之談，亂則有之，傳染思潮則未必。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將來之亂，亦仍是中國式之亂，非俄國式之亂也。而中國式之亂，能否較善於他式，則非淺見之所能測矣。
要而言之，舊狀無以維持，殆無可疑;而其轉變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塗而已。
中國學共和不象，談者多以為共和於中國不宜;其實以前之專制，何嘗相宜?專制之時，亦無忠臣，亦非強國也。
仆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
此布，敬頌
曼福!
仆樹 頓首五月四日
賞析
這是魯迅1920年的書信中迄今僅見的一封信。收信人是魯迅先生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時的學生，然即使這樣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學生，魯迅卻以返鄉接家人赴京時「不及走晤」，而「猶以為憾」，可見魯迅為人之謙遜可親。
這時的魯迅，除每天去教育部辦公之外，還用較多的時間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他曾經在 《域外小說集·序》中主張「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這雖是魯迅多年來從事文藝運動之一貫信念，但究竟要通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達到「改造社會」的目標，他在當時還不是十分明確。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道路，對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他已作了否定，但對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也還認識不足，有其消極的一面，這樣的思想狀態在此信中有較明顯的表現。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 等句，反映了 「五四運動」以來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在全國範圍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做為革命的先鋒，被反動當局視為大敵，而「守舊者」 則目其為「亂源」、「禍萌」、「維新者又讚揚甚至」。魯迅這時則認為這場運動「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這一是由於他深知中國反動勢力的頑固和強暴，僅僅是遊行示威、喊喊口號，恐難撼其根基;二是由於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他歷來堅持這樣的觀點，雖不無偏激之辭，然則反對許褚似地赤膊上陣，對於敵人，他慣用的是「壕塹戰」，結結實實地站穩自己的腳跟，一步一步地前進。
接着他針對宋崇義信中所談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奇詭」之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分教員為四等，可謂在教育史上開一新紀元」，謂其荒謬之極矣!
「所謂新思潮」者，泛指五四運動前後傳入國內的各種國外思想。它們在國外已是「普遍之理」，而「一入中國，便大嚇人」。究其原因，是提倡者本身 「思想不徹底」，又如盲人瞎馬一般，未吃透其精神要領，再者 「言行不一致，故每每發生流弊」。魯迅還指出，發生 「流弊」，並不在 「新思潮之本身」，說明 魯迅對新思潮是持歡迎態度的。
魯迅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卻並未感到失望和消極，他憧憬着「新世紀的曙光」，預言一切舊的社會秩序、陳腐的封建思想「無論如何，定必崩潰」。他主張「採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然而 「較有秩序」地改革，已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所證明是絕無可能的，這再次體現了魯迅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信中有較多的反映，如 「亂則有之，傳染 (俄國) 思潮則未必」，舊現狀的轉變「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塗而已」 等等皆是。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魯迅正是在黑暗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改造中國的正確道路，憑着他堅定的信念，最終找到了真正的可以值得信賴的同盟軍，認為在他們的身上「寄託着中國和人類的希望」。在這時期，他除了翻譯介紹國外優秀文學作品之外，還埋頭於古籍之中，力圖從中深挖黑暗現狀的歷史淵源，他主張「熬苦求學」，因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恰恰是他此時思想發展進程的真實寫照。信中，他還批駁了 「共和於中國不宜」的論調，表示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看法。
魯迅在信中毫無保留地向一個普通青年交心，其坦誠、真摯的態度確實令人敬佩。這封信真實地記錄了他在二十年代初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狀態，是我們學習、了解和研究魯迅先生其人其作的珍貴文獻。[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