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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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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1895年—1931年),字择生,[[惠阳县]][[永湖乡]]客家人,历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 [[ 黄埔军校 ]] 教育长、 [[ 国民革命军 ]] 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 [[ 中国国民党 ]] 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 在国民党内部属于亲共派,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ref>[https://www.diyifanwen.com/tool/zhongguozhengzhimingren/1051112340750275182.htm 邓演达简介],第一范文网</ref>。
==人物生平==
===初出茅庐===
1895年( [[ 绪21 绪]]21 年)8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随[[姚雨平]]等革命党参加反清活动,作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
1909年(14岁)秋,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前夕加入了同盟会。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校,任[[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琛]]、[[沈应时]]、[[林振雄]]等7人为筹备委员,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费、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李济琛(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等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ref>[http://www.81.cn/yljnt/2018-08/04/content_9250522.htm 铁血丹心:邓演达],中国军网,李东航,2018-08-04 </ref>。同年3月1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任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
1924年6月1日,黄埔军校开课,任 [[ 李济琛 ]] 为副主任,邓演达为团长职务,团长职务在校长之下。军校分设6部,为了专心搞好军校工作,邓演达辞去1师3团团长职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 孙中山 ]] 亲自出席主持并发表演说,邓演达等也出席了开学典礼。8月 [[ 蒋介石 ]] 任用亲信 [[ 王柏龄 ]] 等,坚持革命立场的邓演达受排斥,无法开展工作,乃决定离开军校到上海,准备到德国留学深造。同年12月2日在上海写信给 [[ 张难先 ]] ,表明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到德国留学是由于蒋介石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所致。
[[File:武汉成立中山大学.jpg|缩略图|右|[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71109/d7ba97d7c6984cb9aeacf3926897f04f.jpeg 原图链接][http://www.sohu.com/a/203329971_583552 来自搜狐 的图片]]]
1926年(31岁)1月1日,国民党“2大”在广州召开,邓演达从国外赶回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游欧经过的报告。大会至19日结束,邓演达当选为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中下旬复回黄埔军校工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区委提出的关于在军校设置政治科等正确主张。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7人为改组筹备委员。8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不满蒋介石所为,更加遭蒋嫉恨。4月由于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立场,乃被蒋介石借故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ref>[http://www.81.cn/2018zt/2018-08/07/content_9244316.htm 英雄烈士谱丨铁血丹心:邓演达],中国军网,李雄鹰</ref>。
1926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了《今年“五一”节的意义》一文。6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6月27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同学恳亲大会,出席并发表演说。6月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在广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部署有关北伐中政治工作问题,并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注意做发动农民工作,在广州主持开办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聘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人为教官,邓演达本人亦参加讲课。7月9日誓师北伐典礼在广州隆重举行。7月12日应邀为 [[ 广州 ]] 工人代表大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 [[ 政治报告决议案 ]] 》。7月21日应邀出席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的15万人群众示威大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国民革命军要与人民相结合,要为人民解除痛苦。7月25日(或26日)离开广州赴北伐前线。8月12日蒋介石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第2期北伐作战计划等问题。邓演达与 [[ 李宗仁 ]] [[ 唐生智 ]] [[ 白崇禧 ]] [[ 张发奎 ]] 等高级将领均出席了会议。8月21日从长沙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北伐军已于是日攻占岳州。8月24日命令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与留守部,先遣队应随军前进,及时做好政治工作。
[[File:北伐军01.jpg|缩略图|右|[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71225/ad99aa63f42f45d592c785b428a355b5.jpeg 原图链接][http://www.sohu.com/a/212687098_598058 来自搜狐 的图片]]]
1926年8月27日至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汀泗桥与贺胜桥,直指武汉。这期间,邓演达经常带有关工作人员在前线参与军事指挥工作。9月1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展开进攻未克。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攻城司令部的军事指挥工作。9月3日北伐军继续组织攻打武昌城。邓参加督战,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仍未能攻克。9月5日邓演达继续参加督战,攻打武昌城。是役,他的翻译 [[ 纪德甫 ]] 不幸中弹阵亡,邓本人的马为敌人流弹打死,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幸本人无恙。9月7日于 [[ 武昌南湖文科大学 ]] 亲自主持召开追悼纪德甫大会,并代表政治部致悼词。9月8日由于汉口为北伐军攻占,总政治部决定于汉口设办事处,邓演达命郭沫若主持汉口办事处工作。9月14日广州《 [[ 工人之路 ]] 》刊登了邓演达致省港罢工委员会函,对罢工工人的反帝英勇斗争表示支持及慰问。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湖北常务委员会,筹备成立[[湖北省]]政府,委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任。由于总司令部率部移师江西,决定于汉口设行营,委邓演达兼任行营主任。10月1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总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办公,驻旧省议会。他在会上还提出总政治部今后工作应偏重于农民运动方面。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于广州召开,讨论国民攻府是否迁都武汉等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主张迁都武汉。后会议以形势仍未安定,拟暂不迁都。同年11月1日主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亲任招考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11月11日与唐生智等前往九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同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广州召开,再次讨论并通过迁都武汉。邓演达参加了会议,并被委托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7年(32岁)1月1日,国民党湖北第4次代表大会举行,一致推举邓演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为此致电邓演达,要求他早日到会“指挥一切”。1月4日从[[武汉]]抵[[南昌]],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之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但不为蒋所接受。1月7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先后任命了一批各军,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以“应付日前政治形势”。分会指定[[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陈铭枢、唐生智等13人为委员。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抵武汉活动。在邓演达等支持下,50万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要求蒋介石接受迁都武汉的要求。1月17日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武汉各界代表招待宴会,再次带领到会代表,当场质询蒋介石违抗迁都,大搞分裂的行为。是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于武昌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邓演达参加了大会,并发表演讲,表示要努力解放工农群众。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湖北省党部开会,讨论筹备组织湖北省政府等问题,邓演达等20人出席。会议通过徐谦、邓演达等11人为委员,下设7个厅,邓演达兼任军事厅长,定2月1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后因筹备未果,延至4月成立)。
1927年1月中旬,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1月25日与徐谦等15人为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审判盘踞武汉顽抗北伐军的奉系军阀将领陈嘉漠,刘玉春等人。1月26日从武汉赶江西,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2月9日在吴玉章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并由[[吴玉章]]、徐谦、邓演达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2月11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湖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23次政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诸问题。2月12日在武昌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18日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并发表演说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该讨论会按例逢星期6下午举行,如无特殊情况,邓演达都参加主持。邓演达撰写的《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作为《 [[ 汉口民国日报 ]] 》“代论”在该报发表。
1927年2月20日,在武昌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24日在有20余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当前亟应大力反对这些老朽昏庸分子,促进国民党的统一。2月25日与吴玉章等12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关于外交策略等问题。2月27日湖北阳新县豪绅地主杀害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造成了“阳新惨案”。事后,由邓演达、 [[ 毛泽东 ]] [[ 吴玉 章3 章]]3 人共同组成“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责成有关方面严惩凶手,并召开有9万人参加的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力支持阳新农运的开展。
3月1日中央农民讲习所在[[武昌]]正式开课.该所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1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大会聘请毛泽东、邓演达、 [[ 林祖涵 ]] 、[[李汉俊]]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在开幕式上,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3月3日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向他报告日前举行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3月6日为期3个月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及党部成立大会。邓演达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召开国民党2届3中全会有关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并与 [[ 吴玉章 ]] [[ 徐谦 ]] ,[[恽代英]], [[ 陈友仁 ]] 等人一道被选为提案委员。3月10日国民党2届3中全会于武汉开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一系列决议案。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对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他还与毛泽东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会议至17日结束,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ref>[http://news.gmw.cn/2018-08/05/content_30316595.htm 新华社广州8月4日电(记者李雄鹰 ) 铁血丹心邓演达],光明网,2018-08-05 </ref>。
1927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武汉三镇同时分别举办纪念大会。大会发表了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通电,邓演达出席了武昌方面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是日,又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部作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等问题的报告。3月13日到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工作政治报告,指出当前是我们整个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时候,鼓励农民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勇敢起来投入斗争,“将来必可造就一个农民世界”。3月14日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被选为主席团总主席,在大会作政治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3月15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开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大会代表。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
1927年3月30日,湘赣鄂豫4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于武昌举行,讨论和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协等事宜。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民临时执委会,选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延闿、[[谭平山]]、陆沉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月31日在第11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军队主要任务为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及维护民众利益。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组织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实行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正式任命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徐谦、[[顾孟余]]5人为委员,谭、邓、恽等人为常委。
1927年4月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 [[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 ]] 》一文,阐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初开学后,是日在所长邓演达主持下举行正式开学典礼。邓演达在致词中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强调指出当前革命进程中要解决两个最大问题,即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4月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任命邓演达、 [[ 谭平山 ]] 、徐谦 [[ ,顾孟余 ]] 等为委员。是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第1次会议并作报告指出当前一切问题及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上,亦即集中在土地问题上。因此急应开会讨论,国民党应迅速制定出方案去解决这个严重急逼的大问题。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公临时执委会成立,执委通电就职。上旬武汉分校正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 [[ 恽代英 ]] [[ 顾孟余 ]] 、徐谦等人为校务委员。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车厢80余辆,宣传人员1千余人,负责在铁路沿线一带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11人为政府委员。4月10日至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由是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下,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及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逮捕严惩。4月19日出席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举行的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北伐的重要意义。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其瑗]]、 [[ 谭延闿 ]] 、毛泽东、吴玉章、 [[ 董必武 ]] 、恽代英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4月28日,在武汉出席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将士们要以英勇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4月29日在武汉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欢送第4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出发前方大会。同日,与彭湃等在汉口花世界大舞台向武汉各校学生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下旬为配合2次北伐,开展农民运动,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兼组织科长。该会办事处暂设武昌湖北省农民协会。5月5日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前方工作。5月7日在邓演达支持下,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于军校举行讨蒋大会,并通过成立讨蒋委员会。5月10日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 [[ 艺术性的诞生 ]] 》一文。
5月12日统率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离开武汉,抵北伐前线,到驻马店一带视察工作,总政治部由副主任[[郭沫若]]留守。5月14日从前线返武汉,翌日又偕同俄顾问[[铁罗尼]]等乘机赴前线,参与指挥工作。5月21日奉邓演达的命令,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成立,负责慰劳安置北伐中负伤之官兵,邓亦亲自前往慰问伤兵。5月22日在西平向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军应与民众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5月24日率领政治工作人员抵周家口工作,并随军前进。5月26日于 [[ 张梁庄 ]] 再次向第11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发表演讲,论述当前北伐形势,对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的要求。
1927年5月28日,[[临颍之战]],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指挥。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于是役壮烈牺牲。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下达命令,要求本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等地工作。6月1日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顾孟余、[[张发奎]]、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冯玉祥、汪精卫等在会上提出反共,邓演达表示反对,但不为接纳。会后,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日益加剧。6月14日从河南前线返回武汉。6月19日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说。
1927年6月20日,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开幕。大会通过邓演达、彭湃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邓演达在会上发表题为《 [[ 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 ]] 》的演说,指出近来湖北农运工作有些缺点,但仍表明支持农运的态度。6月2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3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的途径,当前的口号是要“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打倒南京伪政府的纲领”。6月25日邓演达在其公馆召开扩大(总政治部)部务会议,部署今后工作事宜。6月29日中国济难会于汉口总商会召开济难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通过成立全国总会临时干事会及审查会。邓演达与 [[ 吴玉章 ]] [[ 宋庆龄 ]] [[ 何香凝 ]] 、[[苏兆征]],[[邓中夏]]等20人当选为审查会委员, [[ 郭沫若 ]] 、恽代英等30人为干事会委员。
1927年6月3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发表了《 [[ 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 ]] 》的告别书,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来工作”。
1927年7月8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文章还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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