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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的五代十国（907一979年）黄土高原人口有较大幅度减少，但到宋代人口得到恢复。据研究 [[ 南宋 ]][[ 嘉定 ]] 三年（1210年）山西人口密度为45.72人/平方千米，陕西为21.44人/平方千米。北宋在黄上高原上形成一条与辽、 [[ 西夏 ]] 对峙的军事分界线，这条界线东起大同以南，经 [[ 陕北 ]] 、 [[ 宁夏 ]] 南部、 [[ 兰州 ]] 以北直至 [[ 西宁 ]] 以西，绵延1000千米。沿这条分界线，北宋修筑了大量城镇、堡寨、派驻大批军队戍边防卫。为解决军队给养，招募人口沿边屯耕，沿分界线形成了一条人口稠密，垦殖程度较高的地带，也使此分界线所经地区生态严重恶化。此线以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仍然以牧为主，与唐代后期比较，土地利用没有太大变化。元代统一后，黄上高原虽结束了军事对垒，但元代连年残酷的战争和元对汉人实行的屠杀政策，黄土高原人口大幅减少，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山西人口密度仅为8.20人/平方千米， [[ 陕 西2西]]2.57人/平方千米，宁夏2.82人/平方千米，甘肃2.15人/平方千米。[1]

明代黄土高原人口得到恢复，明 [[ 弘治 ]] 四年（1491年）山西人口密度达到31.6人/平方千米，陕西15.68人/平方千米，宁夏5.02人/平方千米，， [[ 甘 肃4肃]]4.41人/平方千米，青海1.45人/平方千米。明自建国之初就在黄土高原北部修筑长城，在修建长城的同时，沿长城大兴城镇聚落，移民实边，长城沿线形成人口密集的地带，其人口远较长城以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稠密。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 [[ 嘉庆 ]] 二十五年（1820年） [[ 山西宁武 ]] 人口密度为40.26人/平方千米， [[ 保德 ]] 为50.64人/平方千米，而其南部的爆州仅22.88人/平方千米； [[ 榆林 ]] 人口密度41.99人/平方千米，而其南部的绥德仅33.17人/平方千米，延安仅19.58人/平方千米，。当时的长城是农牧业的分界线，长城沿线不仅分布着数百万边民，而且驻军也三分戍守，七分屯田，每个屯田士卒须种地50亩，使长城沿线被彻底开垦，长城以南则农牧业兼有。

清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口快速增长。明弘治四年（1491年）黄土高原总人口达到1500万人。经200多年到 [[ 嘉庆 ]] 二十五年（1820年）人口达到1995万。到 [[ 道光 ]] 二十年（1840年）人口增至4100万人，达到封建时代黄土高原人口的峰值。1820年黄土高原人口密度是：山西91.36人/平方千米，陕西61.16人/平方千米，甘肃34.24人/平方千米，宁夏31.37人/平方千米， [[ 青 海6海]]6.95人/平方千米。其中关中、 [[ 谏汾河谷地 ]] ， [[ 洛阳盆地 ]] 达100-200人/平方千米，晋西北、陕北、 [[ 陇东 达40达]]40-80人/平方千米，如 [[ 平 凉82凉]]82.62人/平方千米， [[ 庆 阳57阳]]57.33人/平方千米， [[ 径 阳101阳]]101.61人/平方千米。明清时期长城以南的疏林灌丛已被连片开垦。另一方面由于人地矛盾加剧，清末移入黄土高原的移民向人烟稀少的山区迁移，如宁夏南部地区、 [[ 吕梁 ]] 山西侧、 [[ 黄龙山区 ]] 等，使这些原来的林区也逐步转变为农耕区。可以说明清时期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彻底演变成了农耕区。[1]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呈现持续的快速增长态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成为该地区2000年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占中国比重迅速提高的主要诱因，而 [[ 晋陕蒙地区 ]] 能矿产资源的开发则是其直接动因。黄土高原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两高一低”的带状分布格局，且这种空间分布格局明显地随着时间受到极化增长的扰动和重塑。能矿资源开发、农业密集程度、人口分布状况和自然本底条件等是影响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最关键的因素。

黄土高原之上，沟壑纵横之间孕育着黄土地独特的文化，遍布在黄土高原沟沟壑壑上的窑洞，便是这种文化的直接体现。窑洞，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形式，具有十分浓厚的汉族民俗风情和乡土气息。陕北的窑洞分为 [[ 土窑洞 ]] 、 [[ 石窑洞 ]] 、 [[ 砖窑洞 ]] 、 [[ 土基子窑洞 ]] 、 [[ 柳椽柳巴子窑洞 ]] 和 [[ 接口子窑洞 ]] 多种。窑洞是陕北一种古老的民居形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居穴。《诗经》曾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ref>[https://guoxue.ifeng.com/a/20150813/44418031_0.shtml 窑洞文化寻踪 记住失落的乡愁]，凤凰网 2015年08月13日 08:54</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