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沃尔特·李普曼自24岁（1913年）创办《新共和》杂志至85岁（1974年）与世长辞为止，李普曼的时事评论写作延续了60余年！他一生写了总数一千多万字、上万篇的时评，发表了涉及新闻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30余部著作。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三十六年，是二十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受到美国政府以及各国首脑和外交机构的高度重视。李普曼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观点。

1889年9月生于纽约，是德国犹太人第二代移民后裔。

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市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

撰有《政治导向》、《放任与驾驭》、《舆论学》、《良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30种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新闻学及外交等多个领域，以下为著名作品：

《公共哲学论文集》1955年

自一战前的老罗斯福时代，一直到冷战时期的尼克松时代，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公共政策。从老罗斯福到尼克松，李普曼都是白宫不可忽视的座上宾。他还与墨索里尼、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尼赫鲁等外国首脑多次直接对谈，与所到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见面，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曾经代表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访华。有人贬低新闻记者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意义，说这些记者或评论家，作为“局外人”，不能“看到从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的电报”，对国内事务的了解也远不及当局者，却还到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评论、横加指责。

针对这样看似有理的批评，李普曼说：“这些批评事实上否定了民主原则本身。因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对当局者的作为做出评论”，并且人民还是这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当局者要求人民赞同的事情必须形成见解。人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李普曼开始阐述新闻工作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是靠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如何报道，然后形成他们的见解的。所以，记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记者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他一生活了85岁，其中持续写作60余年，创作1000余万字。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他是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这是一个生活乐趣太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代人的暴行更加肆虐，但是某些邪恶也同样有所减退--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平等的权利已经植下了根基。唯有进步，才使世界变得更加人道与合乎理性。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衡量世界的标尺。

约见赫鲁晓夫，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米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了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人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与罗斯福共尽早餐，1914午春，李普曼终于到达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李普曼曾经写过许多天下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存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与丘吉尔讨论二战进，展温斯顿·丘吉尔想见一见李普曼，也从他在乡间的住所赶了来。丘吉尔弓着背坐在那里，他一只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顿挥舞荇威士忌和苏打水，一只手熄去雪茄烟。他告诉李普曼，即使“枪林弹雨日夜向我们袭来，把死亡和毁灭布满人地”，英旧人也只会增强他们争取胜利的意志。被戴高乐奉为上宾，1942年8月，当李普曼抵达伦敦时，他已经一脚跨入戴高乐的阵营了。49岁的戴高乐将军十分清楚李普曼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把这位专栏作家奉为上宾。他对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谈达一个多小时，大展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天赋。这次会见给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入选，12月16日，在吃晚饭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问他下午晚些时候可不可以来拜访李普曼。一小时内，一大帮特工人员来到这所房子，四点钟，肯恺迪到了。此时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个月，他足来和李普曼询问决定国务卿人选的。

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夏天，当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间和山坡上散步时，我发觉自己正在遐想对于专于固执己见和每周定期几次发表见解这种差事，将作何回答、作何解释和作何辩白。

这真是来势汹汹。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

对传播学的贡献

二、关于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观点（“拟态环境”、“刻板成见”）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