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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 者： 胡适 著，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ref>[https://www.sohu.com/a/202957329_652768 沉浸媒介: 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搜狐，2017-11-07</ref>，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当文字不单单用来记录（[[史书]]、[[新闻]]报道、[[科学]]论文等），而被赋予其他思想和情感，并具有了艺术之美，才可称为文学艺术，属于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剧小说、剧本、[[寓言]]、童话<ref>[https://www.doc88.com/p-5713113738896.html 关于传统童话故事可读性的几点思考]，道客巴巴，2016-09-28</ref>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
==内容简介==
[[胡适]]继承了传统的史学精神，在实录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从古文的末路、古文学的新变、白话小说的发达及缺点、文学革命这几个方面来再现这五十年的文学，这既是一定程度上历史事实的总结，也是在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建构历史，让历史说话。《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这种建构，是想让这五十年的文学史告诉人们当下文学要走的路，由“死文学”到“活文学”，再到文学革命，是严谨的逻辑，其中有历史之客观，也有人为之主观，二者的合一是胡适“独断于一心”之处。在具体作家的论述上，胡适也多用这一逻辑。他认为，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他的“诗很带有革新的精神”，“正因为他深恨那些‘抱窃疾者’，正因为他要‘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一个很高的地位”。胡适这一以革命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在当时很能鼓舞人，以至于鲁迅读后大为赞叹：“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种文体或一个作家，胡适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变。他概括这个时代道：“当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评价谭嗣同、梁启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体”道：“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故严格说来，这一种文体很可以说是八股文经过一种大解放，变化出来的”。[[八股文]]的特点及影响多因偏见而被忽视，或不屑于说，但胡适明言这一点，并一再强调：“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全是贬辞。”这可见胡适树义衷诸实际的治学精神。
胡适虽然主张白话取代文言，但并没有否定文言在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评价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的成绩道：“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再如对章炳麟《国故论衡》的评价：“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虽然胡适对待文言的态度有些极端（将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对文言局限性的评价非常客观，也非常有见地。他说，“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但“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所得不偿所失”。文言确如胡适所说，不适宜作大众化的语言工具，小说这一大众化的文学体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远”，得不偿失。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因时代的裹挟和胡适的武断，著述中也有个别极端之语；瑕不掩瑜，其被公认是中国文学史[[写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个别话语需予以反思。
==作者介绍==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
==参考文献==
[[Category:800 語言、文學類]]
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ref>[https://www.sohu.com/a/202957329_652768 沉浸媒介: 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搜狐，2017-11-07</ref>，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当文字不单单用来记录（[[史书]]、[[新闻]]报道、[[科学]]论文等），而被赋予其他思想和情感，并具有了艺术之美，才可称为文学艺术，属于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剧小说、剧本、[[寓言]]、童话<ref>[https://www.doc88.com/p-5713113738896.html 关于传统童话故事可读性的几点思考]，道客巴巴，2016-09-28</ref>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
==内容简介==
[[胡适]]继承了传统的史学精神，在实录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从古文的末路、古文学的新变、白话小说的发达及缺点、文学革命这几个方面来再现这五十年的文学，这既是一定程度上历史事实的总结，也是在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建构历史，让历史说话。《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这种建构，是想让这五十年的文学史告诉人们当下文学要走的路，由“死文学”到“活文学”，再到文学革命，是严谨的逻辑，其中有历史之客观，也有人为之主观，二者的合一是胡适“独断于一心”之处。在具体作家的论述上，胡适也多用这一逻辑。他认为，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他的“诗很带有革新的精神”，“正因为他深恨那些‘抱窃疾者’，正因为他要‘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一个很高的地位”。胡适这一以革命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在当时很能鼓舞人，以至于鲁迅读后大为赞叹：“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种文体或一个作家，胡适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变。他概括这个时代道：“当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评价谭嗣同、梁启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体”道：“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故严格说来，这一种文体很可以说是八股文经过一种大解放，变化出来的”。[[八股文]]的特点及影响多因偏见而被忽视，或不屑于说，但胡适明言这一点，并一再强调：“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全是贬辞。”这可见胡适树义衷诸实际的治学精神。
胡适虽然主张白话取代文言，但并没有否定文言在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评价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的成绩道：“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再如对章炳麟《国故论衡》的评价：“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虽然胡适对待文言的态度有些极端（将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对文言局限性的评价非常客观，也非常有见地。他说，“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但“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所得不偿所失”。文言确如胡适所说，不适宜作大众化的语言工具，小说这一大众化的文学体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远”，得不偿失。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因时代的裹挟和胡适的武断，著述中也有个别极端之语；瑕不掩瑜，其被公认是中国文学史[[写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个别话语需予以反思。
==作者介绍==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
==参考文献==
[[Category:800 語言、文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