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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風度，若無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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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度，若無深情終究是紙上涼薄雪濃，月冷，風正勁。
紫禁城的宮門卻突然打開。
幾個影影綽綽的身影快步魚貫而出。
借着月光細看，原是背着行囊的一行小太監，梳着長辮，而宮門之外站崗的官兵卻是身着西式軍裝，沒有辮子，手握步槍。[1]
這一幕似是處在兩個時空的場景誤撞在了一起。
那為首的軍官腰間別着一把閃着寒光的精製西洋軍刀，正揮着手示意小太監們速速停下，過來接受檢查。
那些小太監們一見之下，臉色倏忽白了。幾個行囊豁然全部被打開，雜物散落一地，但並無貴重之什。士兵們正欲放行，為首軍官的目光忽而盯住了一床破舊的棉被。
這麼破的被子還要帶回家嗎？他疑慮驟生，於是命了士兵仔細搜查棉被，竟發現裡面有類似紙張的東西。着人剪開被子一看，是幾張泛着黯淡光影、觸目昏黃的舊紙，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字，蓋着許多紅色的印章。
這東西甫一被搜出來，小太監們便皆跪俯於地，一時磕頭如搗蒜。士兵們不由圍過來看，上面的字幾乎全不識得，便又厲聲喝問跪於棉被旁的小太監。那小太監戰戰兢兢回道：「這是從老太妃屋子裡拿的，奴才們也實在不知是什麼。」
這是1924年的冬天，溥儀被驅逐出宮。這座禁宮牢籠中的各色人群也同時被釋放出來，或赤手空拳，或暗度陳倉，臉色一樣的恓恓惶惶，行囊的輕重卻有着天壤之別。這些小太監所攜的棉被裡的那幾張紙，便是著名的三希堂諸帖。
01王羲之：快雪時晴
當細碎的雪花在《世說新語》的天地里泠渢飄灑的時候，那些風度翩躚的人們紛紛出來踏雪而行。被稱作王長史的王濛正踩着積雪，去尚書省拜訪王導的兒子王洽。
他到了門口，下了車，着一襲典重肅穆的精繡官袍緩步而行。王洽遠遠望見他，不禁讚嘆道：「君不似塵世中人！」很多年後，也是在一場清幽微雪中，王濛的孫子王恭乘坐着高高的肩輿，披着鶴氅輕裘，緩行於道路，被藏身於籬間的孟昶窺見，孟亦嘆道：「真乃神仙中人啊！」
還是在一個雪天，手握重兵的大司馬桓溫欲冒雪打獵，路過王濛、劉胟的住處。劉胟見他身着戎裝，即略帶調侃地從容問道：「老賊又要做什麼？」桓溫聽了也不生氣，只道：「我若非如此，你們這些人又怎能安坐清談呢？」
太傅謝安則是在雪天把家人聚在一起談詩論文。說話間，雪下得緊了，他便以雪為題，欣然問晚輩們道：「白雪紛紛何所似？」他的侄子胡兒搶着答：「撒鹽空中差可擬。」謝安面上莞爾，搖了搖頭。他的小侄女道韞輕聲接了一句：「未若柳絮因風起。」謝安頓時大笑。
《世說新語》里最負盛名的一場雪下在了山陰。由於這段故事實在是太精彩，只能全文抄錄：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位王先生名徽之，字子猷，便是「書聖」王羲之的兒子。 又同樣是在山陰的雪天，與他的兒子一樣，王羲之也給歷史留下了「飛鴻踏雪泥」的印跡。
不過，他是在雪天寫了一封尺牘。
信很短，只有二十四個字，「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他寫完這些字，又揮筆在信封上落下「山陰張侯」四字。
山陰的張兄，我是羲之。剛剛下了一場雪，但當我開始給你寫信的時候，雪很快就停下來了，天空也變得晴朗起來。想必老兄一切都很好吧？上次那件事情，到現在還沒有結果。實在是我力所不及。王羲之。
這封信如此之短，恐怕也與天氣有關。山陰張家的僕人或許是送來了一封信，問王羲之某件事情的結果，並等在旁邊領取回書。可畢竟方下過雪，天寒路凍，行走不易，於是王羲之只能匆匆寫信，交給來人。
然而，短短二十餘字，卻頗值得品味。一是這是描寫天氣的所有文字里最優美的辭章之一，「快雪時晴」，寥寥四字便如同一幅動人的山水雪景長卷，充滿了雋永而節制的美感，甚至流露出幽約複雜的情愫。或快意，或傷感，孰能知曉？二是「書聖」自身也過着與芸芸眾生同樣的煙火生活，對於朋友問起的事情，他承認了自己的愛莫能助，沒有多餘的解釋，只說了「力不次」，沒有任何委婉的託詞和自我掩飾的藉口，真實而簡潔。
這位「山陰張侯」是誰，已不可考；所言何事，更無從談起。這些已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保留了王羲之的回信，甚至連信封亦一併存了下來。
山陰張侯的後人把王羲之的信裝裱起來，從中選取了最美的那四個字，取名《快雪時晴帖》。 這是王羲之書法的集大成之作，字體多為行書，間有楷體，圓勁古雅，意致飄逸，儀態萬千，筆力收放自如。與《蘭亭序》的筆走龍蛇之勢不同，《快雪時晴帖》有着一種雍容淡泊的美感以及神秘深邃的風骨，猶如紛飛大雪霎時沉靜，以至有人臨寫數百遍之後，仍覺其「深不可測」，因此歷代藏家皆將之視為珍品。
宋高宗在其南渡歲月中，越來越喜歡書法，甚至終日不離筆墨，或許寫字可以讓其漂泊掙扎的心靈安頓下來，他對魏晉書法尤其鍾情。史料記載：「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元陸友《研北雜誌》）其中，他對王羲之的書法可謂情有獨鍾。在宋高宗自己寫的《翰墨志》里，他自稱：「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他將王羲之的書法作為自己的「心所嗜者」，還贊云：「羲之挺拔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
帖上還極為令人不解地留有一方「明昌御覽」印。明昌是金章宗的年號，許是南宋朝廷曾經將之作為禮物贈給過金朝朝廷？可還有一方「秋壑珍玩」印章，卻又是南宋末年權臣賈似道的印記，不知何故。這恐怕已是一個不解謎團了。
宋高宗並沒有在《快雪時晴帖》上留下題跋，他把這個機會留給了一位同樣熱愛書法的後代——趙孟頫。
嚴格意義上來講，趙孟頫並不能算作趙構的後代，他是宋太祖的兒子秦王德芳之後。趙於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生於吳興，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入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後追封魏國公，諡文敏。趙孟頫幼年臨摹的便是趙構的字，後來又學習王羲之的書法，由他作為連接趙構和王羲之、貫通南宋和東晉的媒介，再合適不過。
元延祐五年（1318年），趙孟頫在大都的內府之中見到了此帖，並奉旨寫下了跋文：「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晴帖》，晉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
趙孟頫本身便是位饒有成就的書法家，他與王羲之既是「師生」，又是「對手」，後世書法界關於他二人筆法孰優孰劣的爭論，至今仍然喋喋不止。
明末，此帖流傳到大學士馮銓手中，馮得之欣喜若狂。他收集了自魏鍾繇、晉王羲之直到元朝趙孟頫等諸多古時名人之帖，並將這些名帖摹拓匯編成集，刻石四百餘方，摹刻精緻，因其第一卷以《快雪時晴帖》開篇，故號稱《快雪堂法帖》，後來一部分石頭被移入北海收藏。
據部分學者考證，現存的《快雪時晴帖》已非初時「書聖」故物，系唐朝書法家用「雙鈎填廓法」臨摹之作，即用一張透明薄紙鋪在原作之上，描繪出筆跡輪廓，因其基本上是用左右或上下兩筆鈎描合攏，故稱「雙鈎」；再描於要複製的紙上，然後用墨「填廓」。如果考證屬實的話，那這項近乎失傳的臨摹絕技，當確是能夠以假亂真之術，也因此才得以瞞過了趙孟頫的慧眼吧。
02王珣：頓首伯遠 魏晉風度，若無深情，終究是紙上涼薄
當王珣把筆放下的那一剎那，他不會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只是把這箋墨跡未乾的書信封好，交給驛卒，旋即飛身上馬，去處理軍中的各種瑣碎事務——那些事，在當時要遠比這封信重要得多。這封信是寫給他遠方一位朋友的，到現在我們也無法知道這位朋友的姓名。
信中王珣不及寒暄，便提到了另一位名叫「伯遠」的朋友。「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這位「伯遠」究竟是誰，已不可考，只是從信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志向高潔，常年在山水之間優遊。王珣隨即感慨道：「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原來，伯遠不幸英年早逝，離別仿佛就像發生在昨日，音容笑貌還在眼前，朋友卻永遠成為古人！山河阻隔，不能前往弔唁。讀到這裡，這封信卻戛然而止，剩下的內容都沒有保留下來。
然而，能保留這數十文字，已然是千年未有之奇蹟。這封被後世人命名為《伯遠帖》的書信，是東晉唯一流傳下來的書法真跡。江左煙雨，皆在紙上。
其實，王珣寫這封信的時候，真的不是在作書法。他只是在寫一封日常書信，用的是當時江南尋常的紙張，墨也蘸得太濃重，以致起筆的「珣頓首」三個字差點把紙浸透。字也寫得極為隨意，甚至略顯匆忙潦草。且王珣雖是琅琊王氏的子弟、「書聖」王羲之的侄子，但他自己又何嘗想過做這書法家呢？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為東晉名臣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生於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他的叔叔王羲之在蘭亭和朋友們吟詠雅集的時候，王珣方是四歲小兒，無緣盛會。待他成年，遭遇的卻不再是文採風流，而是金戈鐵馬。
那是太和四年（369年），二十歲的王珣正在荊州桓溫幕府之中，擔任主簿，為溫所重。是時， 幕府中流傳着一句諺語：「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其中「髯參軍」指的是郗超，因為他有一副蔥蘢繁茂的大鬍子；「短主簿」指的便是王珣，因其身材矮小，故有此稱。 二人深得桓溫信任，被倚為左膀右臂。
《晉書》記載了喜歡臧否人物的晉人對他的評語：「神情朗悟，經史明澈，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他做事甚至常常不避嫌疑誹謗也要盡心盡力，這種處事之風在那個凡事「務虛」的時代簡直堪稱另類。
東晉孝武帝也很尊重他。有一次，孝武帝在宮中飲酒微醺，忽然想起王珣，便欲立即召見他。此時有身邊的大臣進言說，飲酒之後召見王繤這樣的賢者，似乎不太禮貌。孝武帝聞之，點頭稱是，於是作罷。
當然，王珣在《世說新語》中留下的最動人的一幕，不是他萬里封侯的軍功卓著，也不是他令人尊重的優雅風度，而是其直出胸臆的拳拳深情。
《世說新語·傷逝》載：「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謝公」便是謝安，王謝二族交惡，王珣亦難免受累，與謝安關係轉劣。但當他聽聞了謝安去世的消息，卻立即前去弔唁。謝安的部將見到他，拒絕讓他進入。王珣也不說話，直接走上前去痛哭。他哭得大為傷心，以致都忘記了禮節——沒有握一握謝安少子謝琰（小字末婢）的手，便離開了。那一刻，王珣把王謝二族的私怨拋在腦後，他想起的只是謝安在淝水之戰擊敗前秦的歷史功績，以及謝安曾宣之於口的那些知己之言。
有一年，謝安曾對妻子說，他見到了王珣，雖無交往，卻讓人念念不忘。說這句話的時候，謝安還親切地稱呼了王珣的小名，叫他「阿瓜」。在謝安生前，王珣雖然謝絕了他的舉薦，在其故後，卻深情憑弔，為他痛哭。
這種深情，在《伯遠帖》中也揮灑得淋漓盡致。後人評價此帖「紙堅潔而筆飛揚，脫盡王氏習氣」。
王珣從來都不是一個書法家。
可是，歷史給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他一生的全部軍功、風度、深情都被遺忘在故紙堆里，他隨手寫的字卻被小心翼翼、奉若神明地供進了書法界的聖殿。
《伯遠帖》到了收信人的手中，從此杳無音訊，直到六百餘年之後的宋徽宗時代，才又重見江湖。 那位喜歡寫字的書法家皇帝趙佶把它藏入內府，記載於《宣和畫譜》之中。靖康之難，風流雲散，《伯遠帖》也一併消失了，沒有人知道它的下落。很多人猜測它是被擄掠到了極北苦寒之地，或許已被當作燃料燒掉。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冬至，京師霏霏落雪之時，消失了四百餘年的《伯遠帖》又神秘地重現人間。
晚明最偉大的書法家董其昌被某位神秘的收藏者邀請前來鑑賞此帖。仔細鑑定之後，他認定這是真跡，不由激動道：「東晉風流，宛然在眼。」透過纖薄的紙張，入目的是厚重而悠長的歷史。紙是最脆弱的，一點火星、幾滴雨水，便足以毀滅它的蹤跡，漫長的歲月里不知它經歷了多少險境。
03王獻之： 中秋不復
永和九年的暮春，在那場偶然被永恆記錄下來的聚會上，賓主四十餘人雅集修躒，曲水流觴，飲酒賦詩。聚會的主角，自然是時任右將軍的王羲之，剛過「知天命」之年，在朋友子侄面前放鬆自然，不禁多飲了幾杯。大家看他興致頗高，亦即嚷着讓他給這次聚會的詩集寫篇序文。王羲之乘着醉意，走筆如飛，無意間寫下了他一生之中最耀眼的書法作品。
也是在這場聚會上，有幾個人因為沒有寫出詩來而被罰酒三斗，其中一個就是王羲之的小兒子王獻之。那一年，他只有十歲，這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似乎對作詩沒有太大興趣，喝完了罰酒，在眾人嬉笑怒罵地聊天之時，他只是安靜專注地望着父親，觀察父親寫字時的每一個細微動作甚至表情，以及紙上的一撇一捺、一點一畫。
他練習書法已經五年。
起初，在父親的七個兒子裡，年紀最小的他並未得到垂青，相比而言，才華橫溢的二哥凝之、瀟灑不羈的五哥徽之在書法和性格上更肖「書聖」，王羲之在心裡早已將自己的「衣缽」傳了給他們。直到有一次，年幼的王獻之正在練字，人到中年的父親聊發少年之狂，突然從背後抓住他的筆，這可能是很多父親並不好笑的惡作劇，常常會嚇孩子一跳。可是當王羲之抓住兒子的筆的那一刻，自己卻嚇了一跳。他竟然拔不動這支筆！從此，他一改往日對這個小名「官奴」的幼子的忽視，開始重點培養他練習書法。（宋人歐陽修在輯錄這段故事的時候，或許會憶起自己清苦的童年，幼年喪父的他只能拿蘆葦稈在沙地上練字。）
王獻之果然不負所望，他的字越寫越好，以至連大司馬桓溫都要請他去題寫扇面，他的淡定也讓世人刮目相看，便是在這次給名震天下的桓溫寫扇面的時候，筆墨誤落扇上，圍觀眾人均大驚失色，王獻之卻不慌不忙地將墨跡改畫成黑馬母牛，還繪得十分精妙。甚至，某次家中失火，他也是鎮靜地呼喚左右，而不是像五哥徽之一樣跑掉了鞋子。某日夜晚寢在書房，不巧一群偷兒潛入房中，將室內的東西偷得精光，王獻之只緩緩道：「偷兒，青氈是我家祖輩的遺物，只請你們留下這氈子。」群偷兒聽畢，皆驚慌而逃。侍中謝安在比較羲之諸子之後，也讚嘆獻之「小者佳」。
這蘭亭集會上，在目睹了父親寫下最美的書法篇章之後，他意識到父親的書體已達巔峰，自己實難超越，於是決定不僅要繼承家學，更要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獨創一體。
他開始學習東漢草書大師張芝等人的傳世之作，廣泛拜訪當時健在的書法大家，將各路風格揣摩於一心。
多年後，一貫欣賞他的謝安認真問他道：「你的書法與令尊大人相比如何？」王獻之回答：「自然不同，各有所長。」謝安又道：「旁人評價不是這樣。」王獻之復道：「旁人哪裡知道？」
從形式上看，他的草書既有父親的風骨章法，也有自己的獨創技法，如他往往一筆連貫數字的「一筆書」，與其父的草書即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放下了父親寫字時的拘謹情緒，更具有充滿自信的張力和忘乎外物的逸氣，正如唐人對他書法的評價：「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波簸岳。」正是這種飛龍在天的變化，讓王獻之得以與其父並稱「二王」，在書法史上留下自己的獨特印記。只是，為人淡定、寫字飄逸的王獻之，在一個中秋之夜，竟然也會黯然神傷。
這封流傳下來的書信，已不知是寄給何人，僅存三行二十二字，「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從字面上已經很難還原書者的本意，大概意思是中秋佳節，卻不能見到你，不知道要如何度過，也無心歡慶，只好等待大軍歸來之日再一起慶祝吧。
月圓之夜，他思念遠在前線的親友，以致夜不能寐，起床索筆狂書。在戰亂頻仍的南朝歲月，書法家王獻之無比思念遠方的天涯。他不知自己的親友在軍中是否平安，在月影清輝之下是否也在思念這江南的故土？
王獻之《中秋帖》里尚未歸來的大軍，從年代來看，應該指的是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的第三次北伐。這一年王獻之已經二十五歲，正在謝安幕府擔任長史，並未參與桓溫的北伐，卻無時無刻不在密切關注着這場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事關國運，他的諸多親朋好友亦皆已投身於此。
但是，王獻之似乎並沒有在吉光片羽的書信里流露出太多的喜悅之情。他是個目光深遠的人，十萬大軍在黃河之北，天氣漸冷，衣食難繼，隨時有被切斷歸路的風險。他只希望大軍儘快歸來，他將帶着醇酒前往迎接。
果然，中秋節之後，前燕開始反擊，慕容德率一萬兵駐屯石門，李絡以五千豫州兵斷絕桓溫糧道。桓溫見戰事不利，又因糧食將竭，更聽聞前秦援兵將至，於是在九月焚毀船隻，拋棄輜重，狼狽南逃。從此，東晉再沒有了恢復中原的希望。
沉默淡定的王獻之也有他深情的一面。這種深情也是魏晉時代士大夫精神的一種特質。 馮友蘭先生論「魏晉風流」時提出了四點：「必有玄心」「須有洞見」「須有妙賞」「必有深情」。「一往情深」這個成語便出自《世說新語·任誕》：「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桓子野（桓伊）就是桓溫的兒子，他與王獻之的家族也頗有淵源。《晉書·桓伊傳》載，王獻之的哥哥徽之進京之時，泊舟於清溪之側，正值桓伊從岸上經過。二人素不相識，恰好船中有人認出他就是野王，王徽之即請人對桓伊說道：「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此時桓伊已是朝中顯貴人物，但仍然豁達大度，即刻下車，蹲在胡床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而兩人卻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他所彈奏的據說便是後世的「梅花三弄」。而桓伊的族侄桓玄，是「二王」書法最有名的「粉絲」，他曾散盡家財搜集王羲之、王獻之最精美的作品，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即使到了兵敗之際也不離身旁，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難以割捨，只好一起跳入滾滾大江——這也成為王獻之作品傳世稀少的原因之一。
王獻之的深情，除給了親友家國，還給了他心愛的女子——郗道茂，是他的妻子和表姐，那位被桓溫奪去兵權的郗愔便是她的伯父。 他在十七歲的時候與之成婚，二人十分恩愛，父親王羲之也很喜歡她，在去世的前一年為她寫了《郗新婦帖》。王獻之風流蘊藉，乃一時之冠，新安公主仰慕已久，便要求皇帝把她嫁給王獻之。東晉簡文皇帝下旨讓王獻之休掉郗道茂，再娶新安公主。王獻之深愛郗道茂，為拒婚用艾草燒傷自己雙腳，後半生長年患着足疾，行動不便。即便如此仍無濟於事，為了保全家族，王獻之只能忍痛休妻。郗道茂的父親郗曇已亡，被棄後她只得投奔伯父郗愔籬下，再未他嫁，生活淒涼，鬱鬱而終。
王獻之曾寫信給她，稱：「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惟當絕氣耳！」他寫了很多詩給她，其中最有名的是《桃葉詩》，他站在建康城河水的渡口吟唱此詩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那個秦淮河畔的渡口，因此有了一個「桃葉渡」的美麗名字。
正如《中秋帖》里所寫的一樣，在他的一生中，等待與迎接往往成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那中秋之夜的圓月，是他與他思念的人唯一的共情。在王獻之生命的最後一刻，別人問他此生有何錯事和遺憾，他只說了一句，「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這句話也被記錄在《世說新語》里，成為這位深情書家的最後身影。
他的哥哥王徽之當時也病得很重，獻之先行去世。一天，王徽之猷問侍候的人道：「為什麼一點也沒有聽到官奴的音訊？這是已經去世了！」於是乘車去奔喪，一點兒也沒有哭。
王獻之平時喜歡彈琴，王徽之便徑直進去坐在靈座上，拿過王獻之的琴來彈，琴弦卻怎麼也調不好，遂把琴扔到地上道：「官奴官奴，人琴俱亡！」說完即悲痛得昏了過去，很久才醒轉過來，隨後也去世了。
魏晉風度，若無深情，終究是紙上涼薄。 深情，是魏晉風度的溫度，也是書法的內在精神，「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誠哉斯言！
王獻之的《中秋帖》，一筆而成，恣意揮灑，氣勢如龍，連綿飛舞，是東晉草書的巔峰之作，歷來為世所重。梁武帝蕭衍稱之為「絕眾超群，無人可擬」，唐太宗李世民讚嘆「自晉唐以來從大令問津以迄於成者，代不乏人」。卷前有宋高宗趙構簽題「晉王獻之中秋帖」，卷後有明 代董其昌跋稱「大令此帖米老以為天下第一」。
董其昌所說的米老就是宋朝書法家米芾，米芾是「宋四家」之一，擅篆隸楷行草等書體，長於臨摹古人書法，可達到亂真程度。
後來，有的學者考證，這很可能是米芾給董其昌開了一個跨越幾百年的大玩笑。《中秋帖》的紙張是竹料紙，這種紙東晉時還未出現，屬於北宋才有的紙張。從行筆的姿態可以推測，所用毛筆是柔軟的無心筆，而東晉王羲之、王獻之所用的筆還是有心硬筆。因此此帖並非獻之原物，而臨寫者便是米芾。其中一個證據，便是米芾自己在著作《書史》里承認的，米芾說自己曾經臨摹過王獻之的字帖一卷，後來在常州一個士大夫家裡做客，客人們都爭相拿出自己收藏的書畫，請米芾把關，輪到沈括——就是那個寫《夢溪筆談》的科學家，沈小心翼翼拿出自己的寶物——王獻之的字帖，米芾一看就說是贗品，沈括吃驚說道，這是我收藏多年的了，怎麼可能是假的。米芾笑言這是我自己寫的。當然，米芾並沒有明確說自己臨摹的便是《中秋帖》，這個證據是否充分，有待研究。
四 尾聲
馮銓降清之後，他的兒子將《快雪時晴帖》獻給了康熙皇帝，並在奏摺里稱：「此帖乃王羲之所書真跡，臣父素所珍藏。今皇上留心翰墨，臣不敢收藏此帖，願進御覽。」然而，康熙皇帝似乎對此並不太感興趣，將此帖收入內府之後只是給了他微薄的賞賜。
乾隆十年（1745年），朝鮮人安岐的藏品流入內府，《伯遠帖》自然也在其中，乾隆皇帝得到《伯遠帖》時，還把這件事鄭重地記錄下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題曰：『三希堂』。」將之與內府舊藏的《中秋帖》《快雪時晴帖》《伯遠帖》並稱「三希」，於《中秋帖》引首題「至寶」兩個大字，稱讚《快雪時晴帖》「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寫了一個大大的「神」字。
三希堂諸帖從此成為乾隆的摯愛，他常常忍不住在帖旁題寫文字，如看到《伯遠帖》上董其昌的跋文倍覺精妙，竟為此在旁邊畫了一小幅樹石，還寫下「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數語。
然則，在故往煙塵里的烽火亂世，這些紙張薄如蟬翼，紫禁城的厚重高牆也無法阻擋它們的風雨飄搖。正如本文開頭那一幕，清朝滅亡之後，這些寶物流入江湖者眾多。[2]
很多年之後，再聚首，已是物是人非。
紙上東晉，恍然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