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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來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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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眼中的元朝葡萄酒提起葡萄酒,大家想到的都是古堡高腳杯和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似乎這樣飲品是近些年才進入我國的稀罕物,然而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刻板印象,我國有葡萄酒的記載從春秋時期就有,可以說是伴隨中華文明一起成長的活歷史。今天,我們來一場「典籍里的中國葡萄酒」遨遊,請大家跟隨我穿越千年的時空,體會古籍中的中國葡萄酒文化![1]

《馬可·波羅遊記》—出現成片的葡萄園和釀酒作坊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元朝政府供職十七年,他所著的《馬可。波羅遊記》記錄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職十七年間所見所聞的大量史實,其中有不少關於葡萄園和葡萄酒的記載。在「物產富庶的和田城」這一節中記載:「(當地)產品有棉花、亞麻、大麻、各種穀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經營農場、葡萄園以及各種花園」。在「哥薩城」(今河北涿州)一節中說:「過了這座橋(指北京的盧溝橋),西行四十八公里,經過一個地方,那裡遍地的葡萄園,肥沃富饒的土地,壯麗的建築物鱗次節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國」時則這樣記載,「太原府園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那裡有好多葡萄園,製造很多的酒,這裡是契丹省唯一產酒的地方,酒是從這地方販運到全省各地。」元朝立國雖然只有九十餘年,卻是我國古代社會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時期。元朝的統治者十分喜愛馬奶酒和葡萄酒。據《元史·卷七十四》記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祭宗廟時,所用的牲齊庶品中,酒採用「乳、葡萄酒,以國禮割奠,皆列室用之」。「乳」即馬奶酒。這無疑提高了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宮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宮遺蹟》),格外促進了葡萄酒業的發展。在當時元大都宮城制高點的萬歲山廣寒殿內,還放着一口可『貯酒三十餘石」的黑玉酒缸,名為瀆山大玉海」。此缸至今尚存於北海團城,是元朝帝後嗜飲葡萄酒、馬奶酒的歷史見證。考慮到糧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視農桑,要求朝庭專管農桑、水利的部門「司農司」編纂農桑方面的書籍,用於指導地方官員和百姓發展農業生產。至元十年(1273年),《農桑輯要》刻頒,全書共有六萬五千多字,分作七卷。主要內容為典訓、耕墾、播種、栽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畜、禽魚、蜜蜂等。該書是現存最早的官修農書,被頒發到各級勸農官,以指導農業生產。書中對「葡萄」是這樣寫的:「葡萄:蔓延,性緣不能自舉,作架以承之。葉密陰厚,可以避熱(十月中,去根一步許,掘作坑收卷葡萄悉埋之。近枝莖薄實黍穰彌佳,無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濕,濕則冰凍。二月中還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則死。其歲久根莖粗大者,宜遠根作坑,勿令莖折。其坑外處,亦掘土並穰培覆之)。《博聞錄》:「葡萄,宜載棗樹邊。春間,鑽棗樹作一竅,引葡萄技從竅中過。葡萄枝長,塞滿竅子;去葡萄根,托棗根以生。其肉實如棗。北地皆如此種。」可見,在元朝葡萄栽培不僅政府重視,確也達到了相當的栽培水平。在最高統治者的重視下,元朝的一些重要官員也身體力行,發展農業。史稱「連領六郡,五為監一為守」,政績顯赫,聲震朝野的魯明善就在安豐路(今安徽壽縣)任職時撰寫了《農桑衣食撮要》。該書以月令體形式,以農桑為主,還包括林、牧、副、漁各業,凡氣象、水利、畜牧、園藝、農產品加工等各種農事項目,以及衣、食、住等方面應有盡有,當時被稱為「最好的農家月令書之一」。該書在講到二月的農事時,專有介紹葡萄的插栽:「插葡萄:預先於去年冬間截取藤枝旺者,約長三尺埋窯於熟糞內,候春間樹木萌發時取出,看其芽生,以藤簽蘿蔔內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則生根,留三、五寸在土外。候苗長,牽藤上架。根邊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澆灌,三日後,以清水解之。天色乾旱,輕鋤根邊土,澆之。冬月用草包護,防霜凍損。二、三月間皆可插栽。」此外,為了保證官用葡萄酒的供應和質量,據明朝人葉子奇撰《草木子》記載,元政府還在太原與南京等地開闢官方葡萄園,並就地釀造葡萄酒。其質量檢驗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農曆八月,將各地官釀的葡萄酒取樣「至太行山辯其偽。真者下水即流,偽者得水即冰凍矣。」在政府重視、各級官員身體力行、農業技術指導具備、官方示範種植的情況下,元朝的葡萄栽培與葡萄酒釀製有了很大的發展。葡萄種植業的空前發展和飲用葡萄酒的普及,在元朝的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我們可以從元代的詩歌、散曲中得知,元朝的特殊社會環境醞釀出濃郁的葡萄酒文化,而葡萄酒文化又浸潤着整個社會生活,其影響幾乎遍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2]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