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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羅藝術
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今南亞次大陸地區的巴基斯坦北部及中亞細亞的阿富汗東北邊境一帶）的希臘式佛教藝術。 形成於公元1世紀，公元5世紀後衰微。 犍陀羅地區原為公元前6世紀印度次大陸古代十六列國之一﹐孔雀王朝時傳入佛教﹐1世紀時成為貴霜帝國中心地區﹐文化藝術很興盛﹐犍陀羅藝術主要指貴霜時期的佛教藝術而言。因其地處於印度與中亞﹑西亞交通的樞紐﹐又受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帝國﹑希臘——巴克特里亞等長期統治﹐希臘文化影響較大﹐它的佛教藝術兼有印度和希臘風格﹐故又有「希臘式佛教藝術」之稱。犍陀羅藝術形成後﹐對南亞次大陸本土及周邊地區的佛教藝術發展均有重大影響。
簡介
犍陀羅是古印度十六列國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與喀布爾河交匯處的白沙瓦谷地。印度河以東的塔克西拉曾作為犍陀羅的首府，可以說是犍陀羅藝術的搖籃。白沙瓦谷地北邊的斯瓦特河谷、西邊阿富汗喀布爾河流域的哈達、貝格拉姆等地，也往往被劃歸犍陀羅藝術流派的範圍。 犍陀羅藝術是由來自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地區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前356～前323）東征中亞、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時所帶來的古典希臘文化與東方（中亞和印度次大陸）文化融合的結果。以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表現中亞和印度次大陸地區的題材，後來越過帕米爾高原流傳到我國新疆西南部地區，為我國的繪畫、雕刻、建築、工藝美術帶來了希臘羅馬風韻。
貢獻
桑奇大塔 犍陀羅藝術的主要貢獻在於佛像的創造。佛教在前6世紀末興起後，數百年間無佛像之刻畫，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處，皆以腳印、寶座、菩提樹、佛塔等象徵。1世紀後，隨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漸成風氣，遂有佛像的創作。最初佛像乃從印度民間的鬼神雕像轉化而來，而在犍陀羅地區，佛像的製作又較多地吸收了希臘式雕像和浮雕的風格。現存最早的犍陀羅藝術的佛像約作於1世紀中葉，是一塊表現釋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贈花園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當地流行的希臘風格表現，僅佛頭部雕有光輪以顯示其神聖。其後表現佛從誕生、布道說法到涅盤的浮雕漸多，並有圓雕佛像出現。現存最早的犍陀羅圓雕佛像出土於馬爾坦，佛的臉型、衣衫皆有濃厚的希臘特色，但神態肅穆，頗具佛教精神。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中葉是犍陀羅佛像製作的成熟期，這時已成功地融匯印度、希臘、波斯、羅馬、中亞草原地區風格於一爐，形成獨具一格的犍陀羅風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橢圓形，眉目端莊，鼻樑高而長，頭髮呈波浪形並有頂髻，身披希臘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薩像有時且帶鬍鬚等。呾叉始羅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貴霜王國首都富樓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這種風格的典型代表。與此同時，犍陀羅的佛塔建築也有較大發展，對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圓塔（見桑奇大塔）作較大改動，基座層級加多加高，圓塔本身變為基座的一層，上部傘蓋亦加高增大，從而成為高聳入雲的佛塔。
歷史背景
3世紀後，犍陀羅藝術逐漸向貴霜統治下的阿富汗東部發展，公元5世紀時，犍陀羅本部因貴霜帝國的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藝術卻一直繁榮到公元7世紀，此即後期犍陀羅藝術或「印度-阿富汗流派」，亦稱巴米揚藝術。主要代表有巴米揚佛教遺蹟、哈達佛寺遺址、豐杜基斯坦佛寺遺址等。這個藝術流派除繼承犍陀羅藝術固有風格外，還較多地吸收了印度本土的傳統，佛像臉形趨圓，衣衫變薄，以灰泥表現衣褶，並將印度的石窟建築和巨型造像結合起來創立石窟佛像綜合體，形成常見的多層寶塔。
絲路上的犍陀羅藝術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古老的貿易之路。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與互鑒至關重要。絲綢之路是一條重要的陸路通道，將東亞、東南亞與東非、西亞和南歐貫通起來。在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以及後來的貴霜王朝迦膩色伽國王時期，犍陀羅地區（即目前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東北部地區）興建了大量的佛塔和寺院。從這些佛教建築中出土了許多石刻造像、灰泥造像、銅像、青銅像以及銅幣、銀幣和金幣，目前大部分陳列在巴基斯坦和國外的博物館裡。這些出土文物顯示，犍陀羅藝術受到了來自中國、波斯、羅馬和希臘等不同文明的影響。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以及貴霜王朝迦膩色伽國王時期，大乘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中亞、中國、日本和韓國。 公元前3世紀，佛教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下傳遍古印度，並擴展至亞洲其他地區。公元前3世紀末期，阿育王皈依佛教，並在該地區佛教傳播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巴基斯坦擁有超過5000個佛教遺址，佛教藝術和建築資源豐富。 犍陀羅是南亞的重要地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作為佛教中心，因此被稱為「佛教聖地」。犍陀羅（Gandhara）這個詞可以一分為二：「Gand」意為「香氣」，「Hara」意為「土地」，犍陀羅即為「芬芳之鄉」。廣義的犍陀羅地區包括了巴基斯坦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印度河下游谷地、塔克西拉山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北部）和整個克什米爾地區，實際的（即狹義上的）犍陀羅地區為一個三角形地帶，東西長100公里，南北長70公里。然而，犍陀羅藝術突破了重重地理阻隔，向阿富汗東部、烏仗那、巴爾赫、斯瓦特山谷、布內爾、迪爾、巴焦爾特區和白沙瓦山谷等各地延伸，直至克什米爾。
絲綢之路沿線的犍陀羅佛塔和寺院 早在佛陀時代之前的古印度，在亡者遺骸之上建塔或墓的習俗已為人所知。曾到此朝聖的中國高僧法顯和玄奘在文獻中頻頻提到，舍衛城附近的一座小邑中存有佛舍利，其上矗立着與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等過去七佛有關的古佛塔。對此，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在論及佛塔崇拜時認為，無論上述中國高僧所見的古佛塔實際建造日期為何時，這些所謂的過去七佛舍利塔實際上表明了為亡者建造紀念塔是當地一項古老的習俗。佛陀涅槃後，人們在佛陀舍利（佛陀遺骨）之上建造佛塔，分布在八個主要部落，即供奉於拘屍那城、摩羯陀國、毗舍離國、迦毗羅衛國、遮羅頗國、羅摩伽國、毗留提國和婆羅國，此外香姓婆羅門和孔雀一族也建造了供奉佛陀舍利的佛塔。從上述和其他一些傳統中可清晰地看出，在佛陀時代，建塔已經是古印度地區早已有之且為人熟習的風俗。同樣清楚的是，佛塔直到阿育王時代才成為佛教徒明顯的崇拜對象。早期佛教文獻關於寺院內部構造以及僧侶生活細節的記載十分豐富，然而卻沒有關於阿育王之前佛塔崇拜的任何記載。如果早期的僧侶確實崇拜佛塔等紀念物（就像他們後來那樣），而文獻對此的記錄竟然闕如，這實在令人難以想象。儘管自佛陀涅槃後，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八座佛塔一直是僧侶崇拜的對象，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佛塔在阿育王之前就被公認為佛教信仰的標誌。正是阿育王打開了上述八座佛陀舍利塔中的七座，將佛陀舍利細分給了王國中所有的主要城市，並在每個舍利上都建造了宏偉的佛塔。阿育王可謂是推動佛塔崇拜的第一人。 考古人員在犍陀羅地區（特別是塔克西拉山谷）發掘出了許多屬於公元前3世紀和公元5世紀的佛教聖地遺址，其中最早的一個是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建造的法王塔（Dharmarajikastupa，又譯達磨拉吉卡窣堵波）。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關於該遺址的主佛塔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觀點或許是正確的，阿育王很可能將佛陀舍利分配到此處並建塔，並且稱其為dhato-garbhastupa（意即存放舍利的佛塔）。 考古人員在錫爾卡普市挖掘出了數個文化層疊加的建築遺址。其中，在屬於安息帝國時期（公元1世紀）最後階段的層位中發掘出一座圓形小佛塔，設計精緻，用濃厚的石膏繪飾出當時較為常見的茛苕葉紋，其功能似乎只是為了私人禱祝和禮佛。而另外一座佛寺位於凸起的基座上，前面有一個門廊，中間為一個長方形的中殿，後面是一個圓形後殿；整個佛寺被一條走廊通道所包圍；由於這種形狀，該佛寺被稱為拱形廟。該層位除了上述佛教建築之外，其庭院內還有雙頭鷹神殿遺蹟，融合了西方古典、印度以及當地建築的風格。 貴霜時期的佛塔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方形佛塔取代圓形佛塔開始流行；寺院中出現廚房，建築多由半方石砌築，寺院中有田地。佛教造像藝術此時突然出現了人格化形象，首次出現了雕刻的佛陀形象。佛陀形象在開始時表現為畫面中的人物主角，即用高浮雕的形式在佛塔基座的壁柱之間展現佛陀的生平事跡。隨後，獨立式佛像將在下一階段逐漸顯現並充分發展。 稍後一個時期，佛塔建造出現另一個發展趨勢。小佛塔取代了大佛塔成為主流，且主塔周圍是還願塔，此類布局結構主要見於莫赫拉莫拉杜（MohraMoradu）等建築遺址。上述遺址中的小佛塔多為高浮雕裝飾，在片岩或灰泥上雕成，描繪了許多佛像。在最後階段（公元前4~5世紀），佛塔形狀進一步改變，高塔取代了低塔成為更加普遍的樣式。 在白匈奴入侵犍陀羅之後，佛教逐漸失去了它在貴霜王朝時代所擁有的王室贊助。由於佛教普及而一度式微的印度教，在此時獲得了白匈奴的支持而再度復興。佛教廟宇大量荒廢，許多僧侶逃往山區（今巴基斯坦西北偏遠地區）避難。在公元7世紀，玄奘來到犍陀羅，他認為此地曾經臣服於迦畢試國，但後來它已成為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的支流。雖然曾有許多寺院，但已成為廢墟。在經歷破壞之後，犍陀羅從未恢復。 在斯瓦特、布內爾、迪爾等地分布着許多佛教遺址，這些遺址保留了佛塔、寺院、精舍、居住點、洞穴、石刻和銘文。 據公元4世紀來到斯瓦特的法顯記載，該地區約有600座寺院。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宋雲在公元6世紀到達該地，在當地寺院裡看到了近6000幅畫像。玄奘於公元7世紀來到斯瓦特，在目睹了當地佛教衰敗的景象後，他說：「夾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即使在今天的斯瓦特，仍有超過400座佛塔和寺院遺址，占地面積約160平方公里。僧侶們在山上建造了許多佛塔和寺院，其目的一是不影響山下的農業生產，二是免於戰亂侵擾。他們在朝聖者經常沐浴的水泉旁建造了寺院。
犍陀羅藝術與東西方文明的交融 犍陀羅藝術主要是一種佛教藝術。犍陀羅的佛教藝術並不局限於其狹義上的地理邊界，而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迅速蔓延至許多區域，例如斯瓦特北部地區、印度河上游以及塔克西拉山谷等。實際上，考古人員在這些地區發現了許多佛教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大量與佛教傳說有關的雕塑重見天日。犍陀羅佛教藝術起源於該地區，並且從公元1世紀到8世紀長期繁榮興盛。從發掘出的廟宇、寺院遺址中可以看出佛教藝術在此地進行了複雜的重組。因此，犍陀羅藝術也被稱為「希臘佛教」或「羅馬佛教」藝術，因為它包含了一些源於西方的元素。然而，斯瓦特和犍陀羅的雕塑所展現的西方藝術影響也促進了佛教概念的發展，因為佛教的許多理念通過此種藝術形式表現出來。這有力地印證了連續性理論，雕塑以可見的方式彰顯了東西方思想和文明的融合。 大犍陀羅（即廣義的犍陀羅地區，包括整個開普省、旁遮普北部和阿富汗東部）的佛教藝術受外來文化影響顯著，有學者也因此認為犍陀羅藝術就是希臘或羅馬藝術的產物。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犍陀羅藝術的概念源自本土，受到了印度、中亞、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地的相互作用，其影響真實可見，正如犍陀羅雕塑所示。 波斯的阿契美尼亞人在公元前6世紀到前4世紀統治着犍陀羅地區，隨後到來的是公元前190至前90年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和印度-希臘人，這些外來文化深刻影響了當地的藝術和手工藝。此後，公元前90年至公元1世紀中葉抵達犍陀羅的斯基泰人和安息人為當地傳統注入了新趨勢。從公元1世紀到公元5世紀，貴霜人在犍陀羅藝術和建築領域進行了更多創新。迦膩色伽統治時期被認為是犍陀羅藝術的黃金時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外來統治者不僅在犍陀羅地區建立了政治統治，而且也塑造了該地區的文化價值觀。 法國學者阿爾弗雷德·福徹在撰寫關於犍陀羅藝術開端的文章時，支持地中海影響犍陀羅藝術發展的學說。他認為希臘無疑是影響犍陀羅藝術的最早來源，並且顯著改進了犍陀羅當地藝術。約翰·馬歇爾發掘了錫爾卡普（這是塔克西拉地區的第二座城市），證實了福徹的觀點。根據塔克西拉的發掘情況，馬歇爾認為犍陀羅藝術源於熱衷希臘藝術的安息人文化，並在近東的外國工匠的支持下獲得了獨特的風格。 一些西方學者將犍陀羅藝術與羅馬文化聯繫起來。他們沒有在犍陀羅藝術起源地發現該藝術形式的發展，而是將貴霜時期犍陀羅藝術展現的成熟形式與羅馬人的影響聯繫起來。這一理論的支持者稱，羅馬帝國的商業和政治權力以積極的方式影響了印度次大陸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尤其是那些通過陸路直接與巴克特里亞、西北部相聯繫的地區，以及通過西海岸諸港口與印度內陸相聯繫的地區。這些與羅馬有關的聯繫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愈發密切，並在迦膩色伽時期達到頂峰。 犍陀羅的考古環境表明它發展出了一種混合了西方和亞洲文化的組合模式。這種複雜文化背景培養出的工匠創造了這種獨特的佛教藝術。佛教藝術的詳細主題包括佛教基本概念的象徵性表達，例如佛塔崇拜、佛陀或菩薩造像等，一般都帶有濃厚的當地特色。 也有一些考古學家不同意犍陀羅藝術完全源於希臘人或羅馬人的影響，他們認為這種藝術借鑑了東西方思想並將兩者合二為一，然後向四周擴展至印度、阿富汗、中亞、中國和遠東地區。藝術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古印度的，它源於兩者並將不同的元素與自身的形式融為一體，創造了一個新的傳統，即今天人們所知的犍陀羅藝術。
犍陀羅藝術與佛陀身邊的希臘大力神
在亞歷山大東征後的數百年時間裡，古希臘文明在今天的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區十分繁盛，並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存，極大的豐富了西域和中亞的文化多樣性。甚至繼續向東傳播，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
極盛時期 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幾個勢力範圍 巴克特里亞是古希臘人對北阿富汗東北地區的通常，在中國史書上被稱之為大夏。留守中亞的希臘人，在當地建立了極具異域色彩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在國王德米特里一世的擴張政策下，領地西靠興都庫什山、東到印度河、南到今日的白沙瓦，連屬於旁遮普的犍陀羅地區也被納入勢力範圍。在這段時間裡，已經進入了巴克特里亞的佛教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並將許多傳統的希臘藝術成功吸收。
德米特里烏斯一世的印度化錢幣 德米特里一世的頭像，就經常出現具有印度特色的大象和大象頭盔形象。在他發行過的錢幣上，也是正面刻有帶大象頭盔的自己，背面則是赫爾墨斯神的雙蛇杖。大象自然是印度的文化象徵，也是印度教里的重要神獸，赫爾姆斯神則由希臘移民來看。顯然，雙方的接觸很快就產生了文化融合。 西域出土的武士形象 頭戴弗里幾亞式頭盔 在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鼎盛時代，希臘勢力也曾對天山地區施加過影響，一度遠及今天的塔里木盆地。今人就有在新疆的天山北麓發現，帶着弗里幾亞式頭盔的希臘戰士跪像。在相當於東漢晚期的樓蘭古國的遺址里，還發現了希臘羅馬式的赫爾墨斯頭像織毯。前者無疑是希臘武器技術傳播的結果，後者則與商業活動有關。畢竟，赫爾墨斯在希臘神話中也有代表商業活動的含義。
赫爾墨斯頭像織毯 在米南德一世的統治時期，因內戰而分裂出來的印度希臘王國達到全盛時代。米南德作為與佛教結緣的統治者，分別在西方古典文獻和東方佛教經典中都留下痕跡。南傳佛教經典《彌蘭陀王問經》和漢傳佛典《那先比丘經》，就是這位出生阿富汗的希臘君主向高僧龍軍問道後的集錄。 米南德一世召見高僧龍軍 在《那先比丘經》中，彌蘭陀王告訴高僧，自己的家鄉在大秦國的阿荔散。所謂大秦國，應該是當時中國人對希臘羅馬世界的統稱，所以這可以作為彌蘭陀王有希臘背景的一個佐證。阿荔散則是對亞歷山大殖民城市的音譯結果，在當時的阿富汗與印度地區都有分布。 馬其頓人在北印度和阿富汗建有多座亞歷山大城 在內容方面，《彌蘭陀王問經》有着柏拉圖式的行文風格。至於與不少人猜測這本書最初來源於一個改編自希臘原稿的文本。 在米南德王的支持下，希臘人發行了極具印度本地風格的方形錢幣。上面有着象徵着輪迴的法輪，反面則是來自於希臘文明的棕櫚葉。這種雙面錢幣正是兩種文化交融的直接寫照。到了羅馬人的時代，希臘作家普魯塔克還有在《道德論集》里提到當地的佛教習俗。在米南德一世去世之後，他的骨灰被分給各個希臘城市供奉與祭奠。這不禁令人想到佛陀的做法，也是米南德王最後皈依佛門的旁門證據。
米南德一世的轉世輪迴錢幣 此後，希臘文化幾經風霜，最終消失在了東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其中的很多元素卻融入了其他文化體系之，讓佛教獲得了包括希臘人在內的眾多族群支持，更奠定了佛教沿着絲路東傳的國際性基礎。也是在這個時代，佛像也向偶像崇拜做出了妥協，改變了早期不建造像的傳統。將身材高大俊美的造像，被作為聖人和神靈的棲身之地，受到希臘寫實藝術的影響。 以阿波羅神像為原型的早期佛像 著名的犍陀羅藝術家，第一次將佛陀的形象呈現在大眾面前。其風格融合了之前的希臘太陽神阿波羅造型。在中亞鐵爾梅茲、昆都士、迪力別爾津等地，都留下了很多造型精美而保存完好的藝術珍品。 比如希爾卡普的雙鷹廟宇，很能說明希臘文化和佛教信仰的融合。這是一座佛教寺廟，但外形卻類似典型的希臘神廟。中間為台階，台階兩邊的祭壇上有三個壁龕，整個柱子還有科林斯式的柱頭。 刻着德爾菲格言的阿伊-哈努姆石塊 另一個希臘古城遺址--阿伊-哈努姆就更像是區域中心。這裡也出了很多具有希臘文化特色的遺物，比如疑似宙斯或者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老者神像。而在殘存的石柱上還有一句希臘文格言：少年時，舉止得當。年輕時，學會自製。晚年時，死而無憾。這是一個名叫科林楚斯的希臘人從德爾菲神廟抄寫來並帶回這座希臘殖民地的。這說明即使隔着千山萬水，中亞希臘人依舊在和文化上的祖國保持着精神聯繫。
阿伊-哈努姆波斯化女神銀盤 當然，阿伊-哈努姆的波斯文化的影響也是很明顯，在一個帶有壁龕的神廟裡，考古學家發現了自然女神西布莉的銀盤。在銀盤中的女神駕着戰車、目視前方，帶着類似於王冠的頭飾，前面還有勝利女神尼克，頭頂是太陽神赫利俄斯在天空中閃閃發光。但戰車本身卻是由獅子在拉扯牽引的，這個形象來源於典型的波斯文化圈，祭壇結構也是典型的拜火教風格。 阿伊-哈努姆遺址內的宙斯大腳掌 該城市遺址內還出土了一個宙斯神廟的巨大腳掌雕塑。根據尺寸推算，這是一座巨大宙斯坐像的遺蹟，大小相當於正常人的三倍，放在古代的城市裡非常顯眼。
騎在海獸上的寧芙 阿波羅在搶奪達芙妮 在印度、波斯、希臘風格交織的圓盤裝飾盤浮雕上，希臘人依舊保持着自己的信仰傳統。這些融合了印度風格浮雕和希臘盤畫風格的裝飾盤，通常以希臘神話為養料庫，描繪着特洛伊木馬屠城、阿波羅追求達芙妮、酒神喝醉、塞壬海妖搶奪醉酒等經典故事。
圓盤浮雕上的哀悼宴會 除了常見的神明歡愛的場面，另一類主題是祭奠死者的哀悼宴會。主人公身穿希臘式長袍，斜靠在長台上，手中拿着酒杯與旁邊的人交談，背後有人舉着月桂花冠。有學者認為，這一題材的雕塑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出現在希臘和小亞細亞的墓碑上，意味期待死者的復活與重生。
喀什出土的 希臘宴會場景浮雕 這塊希臘風格的浮雕石板，於1977年出土於西域的喀什。這是西域女子化妝用的黛硯，但是浮雕上展現的是古希臘文化中十分經典的會飲場景。半裸上身的成年男子坐在床榻上飲酒。在美少年的陪伴下享受音樂，順便交流哲學和人生經驗。床榻前，身材誘人的女樂師正在給他斟酒和表演節目。
犍陀羅藝術中的酒神節場景 在各種裝飾盤中，出現的最多的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這也是希臘神話中唯一到達過印度的神祗。犍陀羅地圖也有很多希臘人慶祝葡萄豐收和酒神節的景象。在希臘文化影響下，酒也深刻地影響到了本地的宗教活動，就連佛教寺廟裡也出現了製造和保存葡萄酒的器具。 犍陀羅藝術中的葡萄豐收場景 在犍陀羅地區的佛教寺廟神龕和階梯側面，都有出現佛教徒飲酒的浮雕。這是因為佛教徒認為酒神醉酒的精神恍惚之態，很容易讓人想起西方極樂世界。犍陀羅的浮雕里經常出現葡萄藤、裸體小孩、野豬、小鹿等主題圖像。其中葡萄藤象徵着旺盛的生命力，配合動物和小童形象，強調的是富有生命力和樂園的主題內涵。
巴克特里亞地區的大力神形象 在很多犍陀羅浮雕主題中，還有一位肌肉健碩、鬚髮濃密、手持大棒的大力士。這是有着古希臘特色的英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傳統希臘神話中，無論是打死尼米亞雄獅還是他的其他功績，反映的都是他力大無窮、且具有征服自然力的能力。所以被視為體育競技的保護者，以及人類安全的守護者。 比較接近原本的犍陀羅大力神形象 到了印度，他的橄欖木棒變成了更加規則的、中部收斂成棒狀、下部有圓形棒頭的金剛杵。當然，赫拉克勒斯本人也謙虛的退到了佛祖身後，成為一個默默陪伴佛祖的衛士。這一形象陸續東傳，一路進入中國。在甘肅麥積山出土的獅子頭盔武士像，就是赫拉克勒斯在遠東的變體。甚至是北齊大臣徐顯秀的戒指上，也有這樣的赫拉克勒斯形象。 大力神在印度成為佛陀的衛士 年代稍晚一些的佛陀與大力神 在麥積山石窟里 已經高度中國化的赫拉克勒斯 北齊徐顯秀戒指上的赫拉克勒斯 除了大力神，北印度當地還吸收了具有地中海特色的花童形象。在希臘羅馬的神話語境中，他們代表着迎接勝利者的凱旋，或者代表着迎接死者前往另一個世界。在被佛教吸收之後，就成為了極樂世界豐饒多產的代名詞。 犍陀羅藝術中的花童形象 在希臘世界，雅典娜是城邦和家宅的守護神。到了印度，智慧女神就變成了佛寺的衛士。在印度河流域的拉合爾，當地的佛寺里有一個頭戴希臘頭盔、身披亞麻袍的雅典娜神像，看起來威風凜凜。但又和印度本地女神像一樣變得更加圓潤，身體線條表的更加豐腴。 犍陀羅風格的 雅典娜女神 在舊的泰坦神族被宙斯代表的新神族擊敗後，其成員阿特拉斯被罰擎天。在印度寺廟裡，阿特拉斯因為神力成為了柱子頂端的重物托舉者，他的神力被視為建築物長久佇立的堅定保證。
犍陀羅風格的泰坦神阿特拉斯 在希臘化世界中，帶翅膀的天使形象非常常見，比如勝利女神尼克和愛神厄洛斯。在阿富汗的黃金之丘也出土了帶着翅膀的、裝飾風格高度印度化的阿芙洛狄特像。 阿富汗出土的 印度化阿芙洛狄特 這一形象到了新疆的米蘭佛寺，就變成了帶着翅膀的小愛神厄洛斯，也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米蘭天使。他的嘴唇微合而鼻子修長、鼻頭略有鈎狀，光頭上留有髮髻而非毛桃形。身着淺圓領套頭衣衫的形貌，以及光與影和凹凸法造成的立體效果等等，都體現了鮮明的希臘式犍陀羅藝術風格。 米蘭佛寺中的小愛神厄洛斯 值得一提的是，這幅米蘭天使像的作者在畫旁邊提名Tita，也就是Titus的東方變體。這暗示了作者其實具有希臘羅馬文化背景。在他的筆下，厄羅斯是由古希臘式的高度寫實的形象，變成了更加宗教程式化、失去個性、也顯得更加超凡脫俗的形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