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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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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陽 | |
| 原文名 | Yang Zou |
| 出生 |
約公元前206年 齊國 |
| 逝世 | 公元前129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散文家 |
| 知名作品 |
《上書吳王》 《於獄中上書自明》 |
鄒陽，散文家，齊人，是西漢時期很有名望的文學家。漢文帝時，為吳王劉濞門客，以文辯著名於世。
個人經歷
鄒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潛滋暗長的時期。
承秦之衰，為了迅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劉漢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黃老學說，實行無為而治。
到文帝、景帝時期，經濟上，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出現了封建史家所艷稱的「文景之治」；
政治上，劉漢皇朝日加鞏固，但諸侯王的勢力也在擴張，分裂因素不斷增加;
思想文化上，諸子之學復起，士人的活動有一定的自由度，雖然不比春秋戰國時期任意馳騁，「合則留，不合則去」，但也可以講議集論，著書立說。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約於文帝中期，鄒陽與著名賦家枚乘、嚴忌(即莊忌，為避漢明帝劉莊名諱改)等先後應聘至富庶的吳國。
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之侄，漢初封於吳地3郡53城，地理位置優越，擅漁、鹽、銅山之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實力已經相當強大。
國富起異心。吳王劉濞招致流亡，延攬賢士，謀奪帝位。
鄒陽至吳之後，吳太子赴長安朝見文帝，與皇太子博戲，無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盤)砸死。當時御吏大夫晁錯又向漢景帝建議削弱諸侯王封地。這些使得吳王劉濞怨恨之餘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結其他諸侯王以及閩越、匈奴等，伺機叛亂。
鄒陽微有察覺，寫下《諫吳王書》進行規勸。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於言外見意。儘管如此，在文中他還是不無憂慮地指出，如若輕舉妄動，「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從《諫吳王書》可以看出，鄒陽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見微知著地認識到中央集權的不可逆轉，具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
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戰國游士的風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然而吳王劉濞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於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了「七國之亂」，但很快被漢兵打敗，身死國破。
鄒陽勸諫吳王后不久，即與枚乘、嚴忌離開吳國，來到待士甚厚的梁國。
梁孝王劉武為漢景帝同母弟，原為代王，後改封淮陽王，於公元前168年又改封為梁王
。因仁慈孝順，被追諡為孝王，後人稱之為梁孝王。在七國之亂時，梁孝王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為維護西漢王朝的統一立下了大功。
梁孝王因功勞顯赫，再加之受竇太后的寵愛，被授予天子旌旗，權勢「擬於天子」。因此故，他動了謀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賢納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齊趨梁國，鄒陽與公孫詭、羊勝、枚乘、司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
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下，梁孝王在謀求帝嗣上採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不過，這受到漢大臣袁盎等人的強烈反對，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殺了袁盎及其他與議大臣十餘人。 上書洗冤
起初，梁孝王謀議殺袁盎等大臣時，鄒陽持反對態度。羊勝、公孫詭本來嫉妒鄒陽之才，於是就利用機會向梁王進讒言，導致鄒陽下獄論死。
鄒陽「恐死而負累」，留下惡名，為後人所詬病，就從獄中上書梁孝王，即《獄中上樑孝王書》，以自我表白。這是一篇為自己辯誣的作品，當是時，鄒陽「情至窘迫」(《古文觀止·鄒陽獄中上樑孝王書》文後評語)，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聽信讒言將其下獄，若直說自己無罪，則等於直斥梁王昏聵，處境將更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將梁孝王偏信讒言說明，則又無以自白無辜。為此，鄒陽採用了高超的表達技巧，首先拈出「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從「忠、信」二字入手，避開正面指斥，廣徵史實，論「讒毀」之禍，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跡。
接着，從知人與不知人處落墨，說明要知人就不能聽信讒言，而應警惕黨人橫恣的道理。最後，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為證，勸諫梁孝王真正信用賢才，「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為所用。該文比物連類，文采飛揚，詞多偶儷，語意層見復出，情意懇懇；又鋪張揚厲，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給人以戰國縱橫家的韻致。雖然文章所論忠信，觀念陳舊，但仍不失為一篇千古名文，後被收入《古文觀止》。
梁孝王看到鄒陽的上書大受感動，馬上釋其出獄，並向他深詞謝罪。
當時，梁孝王派人刺殺袁盎等大臣的陰謀已經敗露，招致漢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滿。羊勝、公孫詭被迫自殺，梁孝王也膽顫心驚，深恐朝廷追究。
在這危急關頭，梁孝王覺得鄒陽可用，就令其攜帶千金，設法不讓朝廷追究自己的責任。鄒陽受命後，首先找到以奇計見稱的齊人王先生。
受其指點，他趕赴長安，見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長君。鄒陽雖為梁孝王說項，卻處處站在王長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聳聽，終於說服了他。然後王長君出面，說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鄒陽死後，歸葬故里臨淄。在清朝咸豐元年(1851)正月，臨淄知縣鄒崇孟立漢鄒陽故里碑。《臨淄縣誌》有記載：「鄒陽故里，在辛店莊，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豐元年正月，『漢鄒陽故里』，臨淄縣知縣鄒崇孟」。後人有詩曰：「招賢納士漢梁王，善辯鄒陽是智囊；總有小人羊勝妒，一腔血淚著華章。」
主要著作
鄒陽有文七篇，現存兩篇，即《上書吳王》、《於獄中上書自明》。
又《西京雜記》錄有他的《酒賦》、《幾賦》，不可信。
從《上書吳王》可以看出鄒陽是一個有志於維護國家統一的人，在政治主張上與賈誼、晁錯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於言外見意。
《獄中上樑王書》，情意懇切，在哀婉悲嘆之中包含着激憤感慨。文中反覆徵引史實，詞采華麗，多用排偶，有戰國策士說辭氣味。《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鄒陽列入縱橫家。
詩文
獄中上樑王書
兩漢：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繫於俗，牽於世，系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1]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呔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