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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欽立（1910-1973）是我國著名的古代文學史研究專家、中國古文獻專家。
- 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 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廣西大學。
- 1951年至1973年任東北師範學大學教授。
- 編纂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校注有《陶淵明集》。另有《逯欽立文存》等著作出版。
基本信息
| 姓名 逯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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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名 胡蠻、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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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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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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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 山東省巨野縣大義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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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時間 191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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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時間 1973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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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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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品 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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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就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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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基本概述
- 逯欽立（1910-1973），字卓亭，山東巨野人。193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隨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專門研習漢魏六朝文學。
- 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廣西大學（桂林）、東北師範大學任職。
- 逯先生對於漢魏六朝文學造詣頗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馮惟訥所輯《詩紀》、近人丁福保所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雖然"搜括靡遺"，有功於世，但仍存在嚴重缺失，遂在前書基礎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謠，另謀新編。工作時斷時續，直至1964年，始編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部百卷巨軼。其中《隋詩》10卷，為目前收錄隋詩最為全備的總集。 另有《陶淵明集》校注（中華書局）等。
人物貢獻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 逯欽立先生是當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學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漢魏六朝時期。學術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編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此書迄今仍然是學習和研究這一時期文學的必要書籍。除此之外，他在漢詩研究、陶淵明研究、漢樂府研究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價值的成果。
- 逯欽立先生對蘇、李詩、班婕妤詩和古詩年代的考訂，迄今仍是不刊之論。尤其是蘇武詩的考訂，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蘇詩晚於李詩出現，且蘇詩出於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賦》證《詩品》「子卿《雙鳧》」當為「少卿」之誤，其考訂的精審，令人嘆服。
- 逯欽立先生這部總集的優點和貢獻，學術界早有定評，在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中明確指出其優點有五，都是精審之言。先師曹道衡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的推薦信中，總結其成績，說到其搜輯佚文，認為這個工作比收錄完整的作品更為艱難。這是非常準確的評價，只有作過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視文獻資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體會得到。
- 然逯先生此書，並不僅是搜輯全備，更由於其考訂精詳，解決了許多文學史上的懸疑問題。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漢詩別錄》，就是在其搜輯的工作過程中，考訂而成的成果。
- 逯先生此書，不僅為學術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給後學者提供了典範，因而成為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獲得成就的標誌性成果。 [1]
陶淵明研究
- 在陶淵明研究領域，逯欽立先生於考證、校勘、注釋和評論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 1979年之前，陶淵明集還沒有特別好的校注本。逯欽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本為底本對陶集進行整理。 可以說，逯欽立先生校注《陶淵明集》是個非常出色的本子。
- 關於陶淵明思想的論述，逯欽立先生結合當時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靈活對待陳寅恪「新自然主義」觀點。
- 逯先生自言《讀陶管見》具有「讀書筆記性質」、「涉及的問題又未必有關宏旨」。但其筆記出於多年讀陶集的體會，而所論恰是理解陶淵明及其詩文之難點所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 逯先生對陶淵明的隱居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陶淵明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心情實際上是複雜和矛盾的。他雖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畢竟是東晉新貴，在政治上曾取得過成功。故而歸隱並非淵明首選，是放棄政治理想之後，「不得已」而做出的選擇。
- 《宋書》本傳云：「（陶淵明）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逯先生考《宋書·百官志》，「知陶為祭酒，即別駕祭酒，職位較高。」又「陶淵明八歲，是年遭父喪」，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淵明二十歲。家庭衰落。」（《陶淵明事跡詩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為據。足見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是比較拮据的。那麼，這種「不堪吏職」之說，便顯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懷疑。逯先生進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祿代耕」思想決定的，是因家貧而出仕，「談不到什麼忠君思想」。
- 逯欽立又指出陶淵明以祖輩的榮寵為傲，是一個「深受封建教養懷有政治理想願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當劉裕討伐桓玄，他東下附「義旗」，其「封建正統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陶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他的心情實際上是複雜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擺脫了封建統治羅網，感到極大慶幸與愉快」，「另一方面，歸隱就要終身放棄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饑寒痛苦」。故而，其歸隱是「不得已」而為之，「陶淵明所以成為一個隱士，決定於他的思想見解和道德品質，更是決定於他生活的歷史時代和社會風氣」。
- 逯先生認為退隱躬耕，對詩人來說是件大事，但這「並不是使他成為偉大詩人的充分條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淵明，不允許過分強調他的歸隱」，這會導致「把非主要的作品當作主要的」，使研究偏離了應有的方向。這對於今天的陶學發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但我們也應當對逯先生的觀點批判地繼承，對陶淵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認識，畢竟其《命子詩》除了自矜祖上功業外，還有「在我中晉」、「天子疇我」、「慎終如始」這樣鮮明表達立場的詩句。故其仕隱，有更為深刻的原因與意義，並不止於在「以祿代耕」與「放棄政治理想」間徘徊，有待於後人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