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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雜文》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雜文這一名目，不見於《昭明文選》，也不見於《唐文粹》，卻見於宋初編輯的文學總集《文苑英華》。《文苑英華》用二十九卷的篇幅（卷351—379），選錄了它所謂的雜文。它又把雜文，按不同的性質，分為十五類。即：問答、騷、帝道、明道、辨論、贈送、箴戒、諫刺、紀述、諷諭、論事、雜製作、征伐、識行、紀事。其中明道、諫刺兩項，又各附雜說。
這種分類，顯然是不科學的，也是混亂的。例如明道和辨論；箴戒和諫刺；紀述和紀事；雜說和雜製作，就很難區分，可以歸併。實際上，它所收羅的這些雜文，歸併成三大類也就可以了。這就是：說理，紀事（包括記人），諷諭（也就是寓言）。
應該說，雜文是散文中的一體，而這一體，是把那些容易定名稱的文章，分出去以後，匯集其餘而成。因為形式雜，內容雜，所以再給雜文分類，就更困難。我們姑且不要去責備《文苑英華》分類上的缺點。它為我們確立了一個雜文的名目，列出了幾百篇文章，讓我們閱覽，得識中國的雜文，源遠流長，在唐代（它主要收集的是唐文）已經有這麼精粹的雜文範本。對於編者，後人是只有感謝欣慰之情了。
《文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它對文體的分類，不過是：賦、詩、騷、詔、表、書、序、論、碑文等等。這種分類法，一直被沿用。但是，文章的體式，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花樣越來越多。有些文體，過去是大戶，是熱門，後來就消歇了，沒有了。這主要與政治、社會情況有關，與實用有關。例如古文中的詔、表、制、策等等形式，現在就只能在書本上見到了。新的複雜的社會生活，要求新的多樣的表達形式，新的文體，應運而生，是很自然的事。唐以後，雜文這一形式，因為能包羅萬象，運用自如，就來了個大發展。
表現方法，也越來越豐富靈活了。
文章一事，也很難說。詔、表雖然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講話、決議和報告。碑傳之體，一直不衰，現在重視的是悼辭。詩詞為性靈抒發之工具，人們一直把握着，廣泛運用。
至於書、序、論之作，那就更觸目皆是了。
但是，雜文是一種比較靈活的文體，它的動向，不只有縱的開發，還有橫的滲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體，變化歸納在自己的版圖之內。
請同志們打開魯迅的雜文集。其中除了雜感隨筆以外，還有通信（論創作和翻譯），序跋（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第二集等），有記人記事的類似小說速寫的，如《阿金》，也有完全是散文的，如《為了忘卻的記念》。此外有記典故的，記時事的，和有關文籍史料的文章。一些嚴肅的理論，如《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也編輯在內。
魯迅把這些文章，編入雜文集，當然不是權宜之計，是有根據的，有傳統的。
現在有人認為雜文就有一種：魯迅的雜文。雜文就有一種筆法：魯迅的筆法。這是一種誤解。雜文絕非魯迅一家，古典的先不說，「五四」以後，寫雜文的人很多，有成就有風格的也不少。上海是繁華之地，報紙副刊多，雜文登的也多。人稱海派雜文。京派地處幽燕，國事一直紛擾，除故作閒適者外，有內容有感觸的雜文也常見。魯迅成為雜文的泰斗和象徵，領袖雜壇，有時代的和他個人的因素。時代需要他這樣的雜文，他也勇於獻身，並具備寫好這種文章的素質。海外有些評論家，國內也有一些人跟隨，以為魯迅的雜文，不是文學創作，並假惺惺地為他惋惜，是何居心，不得而知。
我以為魯迅雜文，在當時能起到那樣大的影響，並非偶然。是因為：一、他的雜文的時代作用；二、他的雜文的戰鬥實績；三、他的文章的功力示範。
確實如此。當年每逢讀到他的一篇雜文，都會感到：這不只是投槍、匕首；更是號角、戰鼓；一字一句，都具備十里埋伏，八面威風，所向披靡的力量。可惜這種講法，目前已被看作陳詞濫調，為很多人聽不進去了。
魯迅的雜文筆法，也不只是一個筆法。如果學不到精神，只學到皮毛，那就只能照虎畫貓，玩弄一些挖苦、俏皮、諷刺的字眼，成為淺薄平庸之作。
關於魯迅筆法，延安時期，有人提出「還是魯迅筆法」，受到批評。這種筆法，也就沒人再敢研究。現在又有人提出：
「還是魯迅雜文的土壤」，運用這種筆法，好像又有了更深厚的根據。土壤，經過半個世紀，可能還會有些變化，不會和魯迅時代完全相同。
我以為，學習雜文，不能只學魯迅一家，也要轉益多師。
也不能只學他的雜文，還要學習他的全部著作，包括通信和日記。學習魯迅，應該學習他的四個方面：他的思想，變化及發展。他的文化修養，讀書進程。他的行為實踐。他的時代。
不能把魯迅樹為偶像。也不能從他身上，各取所需，摘下一片金葉，貼在自己的著作、學說之上。比如「改造國民性」，如果認為我們的國民性，一無是處；而外國的國民性，毫無缺點，處處可作中國人的榜樣，恐怕就不是魯迅的本意。
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如此。再比如「拿來主義」，如果以為撿拾外國人的洋破爛，如舊西服之類，也是魯迅的拿來主義，那恐怕就很糟糕。對西方文化，也是如此。魯迅確實主張，並且身體力行，借鑑外國的進步文化成果。但如果認為凡是外國的，就都是好的，可以拿來的，那就像他諷刺西崽相的文人一樣：「英文，英文，一笑，一笑了。」
改造國民性，老實說，並不是一兩篇小說，一兩個新的學說，所能奏效的。如果是那樣，「五四」以來，這麼長的時間，早該改造好了。這要靠政治、經濟、教育、法制，共同努力，才有希望。當然，文學也是一種教育手段。但近來一些論者，又不願承認這一點。你不承認文學可以教育人民，又如何實現你的改造國民性的宏願呢？恕我直言，如果只靠當前這些文學作品，慢說改造國民性，連你那個大雜院的居民性，也改造不了分毫！
「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的雜文，有很大的發展，很大的成績。名家輩出，形式多樣。繼續吸收古今中外雜文創作的經驗，雜文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1986年10月20日改訖[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