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作家素質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談作家素質》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近年來，有些人給我提問，討論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多數是人云亦云，泛泛不切實際，引不起我的興致，就沒有回答。我覺得你是個認真讀書和認真思考問題的人，如果我不談談，對你所提問題的看法，是會辜負你的良好用心的。但是，我很久不研究這些問題了，談不出什麼新的東西，恐怕使你失望。
一
先談些與作家素質有密切關係的文學現象：
人物，或者說是人物形象，無論怎樣說，在小說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中篇、長篇。人物與故事情節，是小說區別於其他文體的兩大要素。
這是就文體形式而言，如果談創作，那就複雜得多了。
通過故事表現人物，或通過人物表現故事，作為文學，是一個創造過程。人類的創造過程，都是以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環境，作為創造的對象和根源。但我們研究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不能忽視作家主觀方面的東西。即他在創造故事和人物時，注入到作品中的，他自己的願望，他本身的血液。人物是靠作家的血液孕育和成長的。沒有主觀的輸入，作品中的人物，是沒有生命的，更談不到豐滿。
這一事實，雖為歷代偉大作品所證實，但並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也並不是每一個懂得這種規律的作家，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這樣的作品。
是的，在人物身上，注入作家自己的原望，很多人都在這樣嘗試了，他們的作品，有的不但沒有成功，反而成了概念說教的東西。這種作品，比起成功的作品，為數要多得多。
創作的複雜情況就在這裡。多少年來，我們過分強調了客觀的東西，（其實是強調了主觀的東西。）固然對創作有不利之處，束縛了創作。但像今天，有些作家所實踐的，過分強調主觀的方面，（其實是強調了自然的方面。）成功的希望，反而更覺渺茫了。
近五十年來，我們的文壇，不只一次地發問：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並不斷有好心的人預期，我國歷史上的偉大作家，即將在我們這一代出現。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在盼望着。這就證明：產生不產生偉大作品，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或認識問題。
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說法不一。我認為健全和提高作家素質，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從歷史上看，偉大作品的產生，無不與作家素質有關。
二
時代精神，社會文明，作家素質，是能否產生偉大作品的系列關鍵。只有偉大的時代，並不一定就能產生偉大的作品，這也是歷史不只一次證明了的。社會意識，社會風尚，對創作的影響，有決定性的意義。社會文化、道德標準的高低，常常影響作家的主觀願望，影響作家的思想、藝術素質。
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只有藝術高下的分別，也有藝術風格上的區別。就是那些文學名著，其中形象雖然都可以說是寫活了，很豐滿，長期為讀者喜愛。其形神兩方面，還是有很大差異的。以中國長篇小說為例：《三國演義》里的人物，形似多於神似；《水滸傳》里的幾個主要人物，可以說是形神兼顧；《紅樓夢》里的人物，則傳神多於傳形。以上是指文學上乘。如就低級小說而言，《施公案》中的人物形象，本來談不上豐滿生動，但因為有很多人喜歡公案故事，好事者把它編為劇本，搬上舞台，黃天霸這一類人物，不只有了特定的服裝，而且有了特定的扮演者，遂使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經久不衰，成為最大眾化的形象。這就不能歸功於小說的藝術，而應看做是一種民風民俗現象。但做到這樣，實已不易。今之武俠作者，夢寐以求，不能得矣。
時代不同，社會變化，作家素質的差異，創作能力之不齊，欣賞水平之千差萬別，形成了藝術領域的複雜紛亂的現象。曲高和寡，死後得名；流俗轟傳，劣品暢銷；虛假的形象，被看作時代的先知先覺；真實的描寫，被說成不是現實的主流。
於是有嚴肅的作家，有輕薄的作家；有為藝術的作家，有為名利的作家。既為利，就又有行商坐賈，小販叫賣。這就完全談不到藝術了。
任何藝術，都貴神似。形似固不易，然傳神為高。師自然，不如師造化。
人物形象，貴寫出個性來。個性一說，甚難言矣。這不只是生物學上的問題。先天的因素和後天的因素，蓋兼有之。
後天主要為環境、教養和遭遇。高爾基以為要寫出典型，必觀察若干個類型之說，固然解決了一個大難題，然也只能作為理論上的參考。一進入創作實踐，則複雜萬分。例如同一職業，與生活習慣有關，與性格實無大關係。大觀園中之小女孩，同為丫頭，環境亦相同，而性格各異，乃與遭遇有關。
三
現在，流行一種超趕說，這些年超過了那些年。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不符合藝術發展規律。舉個不大妥切的例子：
抗日時期的文學，你可以說從各方面超越了它，但它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或大或小，都不是後來者所能超越的。沒有聽說過，楚辭超過了詩經，唐詩超過了楚辭。在國外，也沒聽說過，誰超過了荷馬、但丁。每個時代，有它的高峰，後來又不斷出現新的高峰。群峰並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沒有連綿的山色了。
這裡說的高峰也好，低峰也好，必須都是真正的山：植根於大地之內層，以土石為體干，有草木，有水泉。不是海上仙山，空中樓閣。有的評論家常常把不是山，甚至不是小丘的文學現象，說成是高峰。而他們認為的這種高峰，不上幾年，就又從文壇上銷聲斂跡，蹤影不見了。這能說是高峰？
有時在年初，無數的期刊，無數的評論都在鼓譟吹捧的發時代之先聲的開創之作，到年底，那些曾經粗脖子紅臉，用「就是好，就是高」的言詞讚美過它的人們，在這一篇目面前，已經噤若寒蟬，不吭一聲。很多人也並不以此為怪事。這是因為大家對這種現象看得太多了，已經習以為常。
現在，有很多文章，在談名與實。其實，自古以來，名實二字，就很難統一起來，也很難分得清楚。就當前的文學現象而言，欺騙性質的廣告，且不去談它。有些報道、介紹，甚至評論文章，名不副實的東西也不少。你如果以為登在堂堂的報刊上的言詞都屬實，都是客觀的，那就會上當。
四
要正確對待歷史文化。原始文化之可貴，在於它不只是一個藝術整體，還是這個民族的藝術培基。此後出現的群峰，也逐個起着繼往開來的作用。
原始文化是單純的，沒有功利觀念的，不受外界干擾的。
詩經以興、觀、群、怨的風格，奠定了中國文藝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可貴的，正確地揭示了文藝的本質及其作用。
唐詩是有功利的，據說詩寫得好，就可以做官。唐朝的詩人，有很多確實是進士。當時的詩，也很普及。根據白居易的敘述，車船、旅舍，都有人吟誦。居民把詩寫在牆壁上，帳子上，甚至有人刺在身上。在如此普及的基礎上，自然會有提高，出現了那麼多著名的詩人。
五十年代，我們也曾開展過一次群眾性的詩歌運動。聲勢之大，群眾之多，當非唐時所能及。但好像沒有收到什麼效果。原因是只有形式，沒有基礎。作者們的素質薄弱。
好的作品，固有待作家素質的提高，但社會的欣賞水平、趣味，也會影響作家的成長。
魯迅說，「五四」時代的小說，都是嚴肅認真的。這不只是指作家對現實的認真觀察，也指創作態度。那時期的小說，今天讀起來，就像讀那一時期的歷史，能看到現實生活，人民的思想狀態，感情表現。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小說，在現實的反映上，主觀的東西增多了。但作者們革命的心情，是熾熱的。公式概念的作品也多了，但作者們的用心，還是為了民族，為了大眾的。解放區的小說，基本上接受的是「左聯」的傳統，但在深入生活，接近群眾，語言通俗方面，均有開拓。
研究或評價一個時期的文學，要了解這一時期作家的素質。除去精讀這一時期的作品以外，還要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它的社會情況，它的政治情況，即作家的處境。脫離這些，空談成就大小，優勝劣敗，繁榮不繁榮，是沒有多少根據的。這只能說是表面文章。從這類文章中，看不出時代對作家的影響，也看不出作家對時代的影響。特別是看不到這一時期的文學，與前一時期文學的關係及其對後來文學發展的影響。
五
小說成功與否，固然與故事人物有關，但絕不止此。除去文字語言的造詣，還有作家的人生思想，心地感情。這種差別，在文學中，正如在社會上一樣，是很懸殊的。培養高尚的情操，是創作的第一步。
社會風氣不會不影響到作家。我們的作家，也不都是潔身自好，或坐懷不亂的人。金錢、美女、地位、名聲，既然在歷史上打動了那麼多英雄豪傑，能傾城傾國，到了八十年代，不會突然失去本身的效用。何況有些人，用本身的行為證明，也並不是用特殊材料鑄造而成。
革命年代，作家們奔赴一個方向，走的是一條路，這條路可能狹窄一些。現在是和平環境，路是寬廣的，旁支也很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也多，這就要自己警惕，自己注意。
一些人對藝術的要求，既是那麼低，一些評論家又在那裡胡言亂語，作家的頭腦，應該冷靜下來。抵制住侵蝕誘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麼多的人，給那麼低級庸俗的作品鼓掌，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兼收，你能無動於衷？說句良心話，如果我正處青春年少，說不定也會來兩部言情或傳奇小說，以廣招徠，把自己的居室陳設現代化一番。
有的人，過去寫過一些嚴肅的現實之作。現在，還可以沿着這條路，繼續寫一些。也可以不寫，以維持過去的形象。
但也有人，經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誘，半老徐娘，還仿效紅裝少女，去弄些花柳胡哨的東西，迎合時尚，大可不必矣。
雖然現在已經有不少人，不願再提文學對於人生，有教育、提高的意義，甚至有人不承認文學有感動、陶冶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不能承認，文學只是討好或迎合一部分人的工具。文學不要討好青年人，也不要討好老年人，也不要討好外國人。所謂討好，就是取媚，就是迎合遷就那些人的低級庸俗趣味。文學應該是面對整個人生，對時代負責的。目前一些文學作品，好像成了關係網上蛛絲，作家討好評論家，評論家討好作家。大家圍繞着，追逐着，互相恭維着。也不知究竟是為了什麼，到底要弄出個什麼名堂來。誰也看不出，誰也說不準。還是讓我們老老實實地，用一磚一石，共同鋪建一條通往更高人生意義的台階，不要再挖掘使人沉淪的陷阱吧。
作家素質，包括個人經歷，教育修養，藝術師承各方面。
社會風氣的敗壞，從根本上說，是十年動亂的後遺症。對症下藥，應從國民教育着手，道德法制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評論家的素質，也要改善。因為評論的素質，可以影響作家的素質。蘇東坡說，揚雄以艱深之辭，傳淺近之理。近有不少評論文章，用的就是揚雄法術。他們編造字眼，組成混亂不通的文字，去唬那些沒有文化修養的人，去盅惑那些文化修養不深的作家。這種評論，表面高深奧博，實際空空如也，並不能解決創作上的任何實際問題，也不能解釋文學上的任何現象。理論自是理論，創作自是創作，各不相干。是一種退化了的文學玄學。
總之，如何提高作家素質，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奏效的。
1986年1月31日[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