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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文藝封面 原圖來源 | |
| 期刊名 | 臺灣文藝(台灣文藝聯盟) |
|---|---|
| 創刊時間 | 昭和9年(西元1934年)11月5日 |
| 停刊時間 | 昭和11年(西元1936年)8月28日 |
| 起迄卷期 | 第1卷第1號～第3卷第8號 |
| 刊期 | 月刊，共19期、16冊 |
| 出版地 | 臺北市初音町二丁目十三番地 |
| 發行單位 | 臺灣文藝聯盟 |
歷史背景
經過了鄉土文學論戰歷時數年的爭論與交流，臺灣文壇人士日益渴望一個團結全島文藝人士的組織的成立，於是促成了臺灣文藝聯盟誕生的契機。1934年5月6日，經過了張深切、賴明弘等人的奔走，第一回臺灣全島文藝大會於台中召開，共有82位來自全台各地的文壇人士參加。會議雖在日警的監視下進行，不過與會人士仍議決成立一個跨地域性的全台文藝組織，臺灣文藝聯盟於焉誕生，聯盟的委員名單也次第產生，分別是北部的黃純青、黃得時、林克夫、廖毓文、吳逸生、趙櫪馬、吳希聖、徐瓊二；南部的郭水潭、蔡秋桐；中部的賴慶、賴明弘、賴和、何集璧、張深切等人。賴和原被推舉為常務委員長，他再三固辭，遂由張深切當選。同年11月，作為臺灣文藝聯盟之機關刊物的《臺灣文藝》也發行問世，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局面。
發刊源由
1931至1937年這七年間，往往被臺灣文學史家視為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發展史上的高峰期，而造就臺灣新文學運動達到前所未有之成就的原因，無疑是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與《臺灣文藝》的發行。在1931年之後，儘管臺灣文壇先後出現了彰化的南音社（發行《南音》）、東京的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福爾摩沙》）、台北的臺灣文藝協會（發行《先發部隊》、《第一線》）等文藝團體，不過都屬於地域性的文藝組織，無力負擔全台文學運動的推行。到了臺灣文藝聯盟成立之後，打破地域性的隔閡，這從聯盟委員的名單分屬北中南各地的情形就可以說明此一精神。除了跨地域之外，臺灣文藝聯盟的成員更是不分畛域、不論立場，名副其實的聯合陣線的展現。在臺灣島內，臺灣文藝聯盟的活動不限於文學運動，也同時與陳澄波、陳植棋所創設的新興藝術團體「赤島社」有著密切的往來，既而使得《臺灣文藝》的誌面上時而可見陳澄波、顏水龍、楊佐三郎等畫家的文字與插畫，由此可見文學與藝術的聯合陣線。在臺灣島外，由於張文環、吳坤煌等人為首的文聯東京支部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簡稱東京左聯）亦有交流，構築了臺灣文壇、旅日中國左翼文學者以及東京左翼詩壇之間多邊互動，促成雷石榆、魏晉等東京左聯成員在《臺灣文藝》上發表文章。當時臺灣知名的作家呂赫若就曾針對雷石榆的評論文章，公開致謝：「偉大的詩人雷石榆特地撥冗指導我們。」可見文聯與東京左聯之交流對臺灣文壇造成的正面意義。除此之外，1936年透過文聯東京支部的奔走，邀請朝鮮舞姬崔承喜來台公演。崔承喜譽滿天下，日後赴歐美演出更博得「世界之舞姬」的美名。臺灣文藝聯盟邀請崔承喜一事，足見其藝術視野並不僅僅局限於文學本身。
發行宗旨
在筆陣方面，中文小說創作者以林越峰、楊華、王詩琅等人較具代表性，日文小說則以吳希聖、張文環、翁鬧最為人稱道。新詩方面有楊華、郭水潭、林精鏐等人，不勝枚舉。文學評論方面亦有劉捷、楊逵、張深切等人各善勝場。此外亦有專寫美術評論的張星建與吳天賞，真可謂百花齊放。當時能夠統合各個地域、畛域與立場的理念，便是「文藝大眾化」，《臺灣文藝》也是遵循此理念作為編輯方針。所謂的「文藝大眾化」，隱含著以人民為依歸的價值取向，因此「文藝大眾化」的思維很容易便與本土性、民族性、大眾性這樣的概念相結合。回顧殖民地的情境，橫流其上的殖民論述往往以貶抑、扭曲臺灣人民與文化的價值作為象徵權力的實踐，在這種情況下，能連結本土性、民族性、大眾性這些概念的「文藝大眾化」之思維，便同時具備去殖民之精神。這也正是臺灣文藝聯盟的組成與《臺灣文藝》的發行旨趣之所在。
衝突決裂
雖然同樣帶有「文藝大眾化」的理念，不過由於聯盟成員各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對於「文藝大眾化」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釋，最明顯的衝突莫過於張深切與楊逵的路線之爭。這場路線之爭的遠因，起因於文學價值觀的差異。張深切將「大眾」解讀為具有反封建意味的民眾、平民（multitude），主張建構臺灣風土路線，這是右翼的思考；楊逵則將「大眾」解讀為具有反資本主義意味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主張建構臺灣社會主義路線，這是左翼的思考。在左、右翼立場相違的狀態下，使得臺灣文藝聯盟的路線之爭因而展開。此事最後導致楊逵於1935年底離開《臺灣文藝》，另行創辦《臺灣新文學》。就整個事件來看，楊逵離開文聯的原因當然和「文藝大眾化」的歧見脫不了干係，也由於文聯內部的路線之爭，終於使得「文藝大眾化」的內部矛盾終於浮上檯面，這也使得1934年因「文藝大眾化」而結盟的臺灣文藝聯盟，最後也在1935年因「文藝大眾化」而分裂。
停刊影響
楊逵離開《臺灣文藝》之後，《臺灣文藝》日益興起純文藝文風，跟同時期的《臺灣新文學》相比，在「漢文創作的提倡」、「民間文學的重視」、「鄉土色彩的發揚」、「藝術大眾化的實踐」等諸方針的編輯態度上，都顯得較為消極。最後就在日本官方的種種壓迫之下，《臺灣文藝》在1936年8月發行三卷七、八號之後停刊，結束了近2年的壽命，共發行了15期。
影響
《臺灣文藝》是日治時期由臺灣人創辦的文藝雜誌之中，壽命最長、登場作家最多、對於文化上影響最為深遠的雜誌，即如楊逵創辦的《臺灣新文學》抑或戰爭期由張文環主持的《臺灣文學》，其筆陣與文學作品的質量亦相當可觀，但是還是不及《臺灣文藝》的號召力之大。雖然《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處於競爭關係，不過這兩份文藝雜誌發行於臺灣文壇的三年間，被視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上的光輝時期，這三年間所累積的文學成就比起之前十幾年來所累積的更加豐碩。因此，可以說明《臺灣文藝》對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動所扮演的承先啟後的角色，同時，也可視之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壇最重要的一份文藝雜誌了。[1]
註釋
- ↑ 趙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