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金蠶寺(張承桂)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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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記憶.金蠶寺》是中國當代作家張承桂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紅色記憶.金蠶寺
千年金蠶寺
2019年中秋節後的第二天，一位86歲的革命老人，在兒子的陪伴下來到萊蕪西北香山腳下，尋找他曾經學習生活戰鬥過的地方——金蠶寺。
高大白楊樹下，茫茫荒草叢中，一座跨越千年的著名古寺廟遺蹟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金蠶寺，建築在唐朝武周時期，距今已經有1400年。
該寺山東濟南萊蕪雪野旅遊區大王莊鎮西去3公里的溫家莊村北。它北依香山東側的懸羊吊鼓山，東靠大王莊鎮照嘴村，西鄰大王莊鎮陡崖村。
金蠶寺建築在香山東側懸羊吊鼓山延伸前出的花崗岩山體之上，地基為平台式三面環水的高崗。西面因山水傾瀉而下在寺前折返往北，流水把山體沖刷出一道深深的凹槽，經寺的北面繞到東面瀑布而下，形成深潭鄰崖壯觀景象。
現在，地基之上，雜草叢生，林木蔥蘢。只有寺院遺址平台上及四周依稀看到寺院一些痕跡。
這裡有建設之初的大型基石，有各類不同時期的燒制青磚，有寺院門前的石灰石方形碑座。
可以想象，金蠶寺為後高前低的兩層院落。根據老人回憶，後面是大殿，前面左右兩側有排房數間。西南大門面對着從遙遠的溫家莊村里延伸過來的一條大路。
西北角矗立的石壁上，模模糊糊的「金蠶洞門」四個金字還依稀能辨。曾經在該寺院生活學習戰鬥過的劉學章老人，站在寺院的遺址上，頗有感慨地回憶過去那個年代他們一家的奮鬥故事。老人記憶猶新的述說，也正好符合一些史料對金蠶寺的一些描述。
在《萊城區歷史文化概覽》（萊城區黨史史志辦公室編，2009）中，是這樣記錄金蠶寺的。
金蠶寺,又名禪宇寺、十家寺,位於萊城西北50里處的大王莊鎮溫家莊村北。該寺為唐朝武周時期修建。它東至和尚塔,西至西香窪,南至亭子廟,北至一脈河(匯河),占地50公頃。金蠶寺分東西兩院,東院殿廊林立,房屋幾十間,殿廊內神像各異,或怒或笑,或坐或立,或蹲或臥,大小不一。後房間內的神像最為兇惡。寺的西院為看院人及和尚起居的地方。東西兩院由體態巨大的龜馱碑隔開。此龜馱碑底部是一個約十幾噸的石制龜座,上面是約1米厚、15米高的大石碑聳立在龜座上，整個龜馱碑造型奇特。寺內柏樹高大而繁多,樹冠遮天蔽日,濃蔭匝地;樹幹粗直,有的須二人合圍,每當烏鴉哀鳴,夕陽落山之時,就會給人空曠悲涼之感。寺院的南大門外,白楊、柏樹相間，偉岸挺拔。寬闊的土道從門前東西而過,向西直通古時萊蕪八大集之一的水北集。每當集市之日四方遊子、香客、商販多會於此,可謂門庭若市,熱鬧非凡。
該寺毀於民國時期,保存下來的龜馱碑毀於「文革」中。
金蠶寺抗日小學
1943年，抗日戰爭還是最困難的時候，老人和姐姐母親一起來到了香山腳下學習生活。劉學章老人當時只有9歲。他和姐姐劉學蘭一起，在金蠶寺抗日小學學習，同時，作為兒童團員和宣傳隊員，還要在學習的同時為革命宣傳抗日，站崗放哨送情報。
老人說「我們很多同學在這裡學習，抗日幹部的孩子就有16人。白天學習，要把崗哨放到寺院以南很遠的高崗隱蔽處。一有風吹草動，我們就很快的往後面山上轉移。」
當時，全院共有50多名同學。五位教師，一個校長，就是張雲亭（大王莊鎮陡崖村人，1904年出生，1932年參加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0年離休，1987年去世）。在學校里，晚上為了躲避鬼子漢奸的偷襲，我和張校長都要到山上的山洞裡住宿。
老人劉姓，原名劉學章，現名劉藝文，劉舜卿長子，曾任鞍鋼機修總廠黨委常委、組織幹部部長、革委會政工組組長，1972年後任張家窪礦後勤總支書記、工會副主席、紀委副書記等職，已退休。
老人的一番話，把我們帶進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那個堪稱亂世的抗日戰爭時期。
1943年老人來到這裡學習工作，當時這裡便是萊蕪抗日小學。
該學校於1939年由萊蕪縣民主政府主辦（萊蕪市志22頁），校長是老黨員張雲亭。這所學校的設立，是當時形勢的需要，也是這裡地利人和的必然。這裡北依大山，便於隱蔽展開，是對付日本侵略者的好地方。這裡也是魯中抗日的中心地帶，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對於發動群眾，聯合抗日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劉學章老人感慨地說，那時候。。。
老人的父親是萊蕪較早的革命先驅劉舜卿。因為父親全身心地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大潮中，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進齊魯大地，他便夜以繼日的工作在外，家裡時常受到鬼子漢奸的迫害，所以父親毅然決然把全家都帶到抗日的最前沿，發動老婆孩子去為革命做貢獻。父親曾經是萊東縣委書記，後來任萊北縣委書記，天天忙碌在抗日第一線。在任萊北縣委書記期間，也經常到金蠶寺指導抗日救亡。之後任泰山專署專員，泰安地委書記。建國初期，支援東北工業建設，任中共鞍山市委書記(省部級)。1969年去世。
叔父劉子正，萊蕪黨組織早期領導人，1939年任萊蕪縣委書記，1942年後，任泰山地委組織部長，1948年去西柏坡中央黨校學習，後留校任黨委常委、組織部長，1964年南下浙江，後任浙江省高級法院院長，省人大副主任，1994年去世。
老人胞弟劉一斌，外交部資深外交官，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曾任亞洲司、台辦副處長、處長、副主任，駐外使領館總領事、政務參贊。
老人的母親帶着兩個孩子來到香山腳下，就是適應革命鬥爭的環境需要，既讓孩子們上學又為抗日盡義務。
老人慷慨陳詞，情緒激動。談起往事，總是有說不完的話，始終意猶未盡。
「我知道的革命後代就有16位之多在這裡讀書，我們那一屆，還有大批有志青年來到這裡一方面學習，一方面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這裡，先後有8批300多名學生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抗日小學為萊蕪抗戰，為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
老人說，1947年，他們一行三人第二次來到這裡，學習生活工作。這時候學校已經改名了，叫國立萊蕪縣高小。還是張雲亭任校長。見「大王莊史志資料」（第二集3頁）。
金蠶寺起義
「這裡還發生過萊蕪 著名的金蠶寺起義，那是我來到這裡之前的事情了。」老人說。
1937年9月,山東省委為組織開展抗日武裝起義，派遣地下黨員周美瑤(大王莊鎮焉家莊人)以教師身份做掩護,在香山一帶組織發展抗日武裝,其活動聯絡中心設在金蠶寺。周美瑤到省委匯報工作時結識了在泰安三中學習的青年學生劉文舉,便動員劉文舉離校參加了抗日武裝。而後,他們在進步教師和青年學生中廣泛宣傳抗日救國道理,積極發動和組織抗日活動,並適時組織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
同一時期,濟南鄉師學生周鐵生(山東濟陽人)、馬達衛(又名馬保田,寨里水北村人),先後從延安返回山東，受省委指派到萊蕪香山一帶開展工作、建立武裝組織。兩人與周美瑤聯繫之後,共同領導了香山一帶的抗日鬥爭。他們利用親屬、朋友、同學關係,先後動員了邊豐甲、邊振孟、邊一峰、邊振奎、邊賢培、邊振辰(以上均為邊王許村人）、楊濤(楊莊人)燕林翟(女,燕家莊人)、李西珍(太平街人)等20多名有志之土參加革命。他們多方籌措槍支彈藥,借用了邊王許村的一支獵槍,邊豐甲花90元錢買了一支日本式三八大蓋槍,邊一峰花39元錢買了一支章丘造七九式步槍、一把大刀和一顆手榴彈。大家有錢出錢有槍出槍,先後籌集到20多支(門)鋼槍、土炮,為發動起義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裝備。
1938年1月2日,馬達衛、周鐵生劉文舉、邊豐甲楊濤、李斌等帶着20多名人員和一些槍支來到金蠶寺舉行起義,成立了香山抗日游擊隊。部隊為站穩腳跟,利用各種關係開展統戰工作,先後跟止鳳村村長李增傳、照嘴村村長景如槐取得聯繫,並結成友好。還動員止風、陡崖(張雲亭）、卞莊等村師生10餘人參加部隊,隊伍很快發展到60多人。
為進一步壯大力量,根據上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織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的指示精神,馬達衛等人打算爭取當地景兆嶺組織的保安隊加入革命隊伍。景兆嶺是水北村人,他依靠地主封建勢力,成為水北一帶的保安隊長。他手下有團丁20多名、槍20多支,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地方武裝。
馬達衛向景兆嶺講述了日寇侵入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事實和愛國青年不能做亡國奴、要保家衛國的道理後,景兆嶺對馬達衛的抗日主張表示贊同。馬達衛把同景兆嶺交談的情況向主要起義人員匯報之後,大家都認為景兆嶺有爭取的必要。於是,馬達衛動員景兆嶺帶着人與武器,進駐了金蠶寺以北的馬場村。經雙方協商,通過上級批准,將組織名稱對內定為香山抗日游擊隊,對外稱抗日保家自衛團。景兆嶺任隊長,邊豐甲任副隊長,馬達衛任指導員。
1938年1月上旬,游擊隊在金蠶寺召開大會。會上馬達衛宣講了組織抗日游擊隊的意義、任務、要求等集體學習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統一了與會人員的思想認識。幾天後,游擊隊在西上崮截獲了國民黨韓復榘部散兵一個班的武裝,獲得大蓋槍9支、機槍1挺、匣槍2支、子彈100餘發、手榴彈3顆,充實了隊伍的實力。正當游擊隊蓬勃發展之時,隊長景兆嶺看到原香山游擊隊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不懂軍事,而他帶的都是老兵,便想將所收繳散兵的武裝據為己有。此時,他又受到國民黨反動派挑撥,想乘機叛變。
一天,景兆嶺趁馬達衛、周美瑤到省委匯報工作之機,來到金蠶寺說:「機槍有毛病,不能用需要修理,其它槍支可拿到山後去保存」。經過一番爭執除留下一支大蓋槍站崗用外,景兆嶺率部將其餘槍支拿走。下午,即從山上向金蠶寺開了槍。至此,景兆嶺公開叛變。
景兆嶺叛變後,為保存抗日力量,游擊隊研究決定:第一，起義人員及槍支暫時隱蔽,分頭宣傳抗日,發展抗日力量;第二,聲討景兆嶺叛變抗日游擊隊的罪行;第三,儘可能地募集槍支彈藥;第四,去徂徠山一帶找省委匯報情況,請求派軍事幹部前來指導。為儘快與省委取得聯繫,馬達衛與楊濤騎腳踏車先是到南山打探徂徠山游擊隊的消息,未果而返。不久,馬達衛又到菜新邊界探聽徂徠山游擊隊的情況,在塔子村見到了景曉村(時任中共山東省委秘書長)-洪濤（時任四支隊令員)等人。馬達衛將游擊隊的情況作了匯報,並請上級派軍事幹部和部隊到寨里水北一帶開展活動。洪濤在分析時局後對馬達衛講:「我們的力量還是儘快集中起來好，你們應把人和槍集中到塔子村來。」馬達衛欣然領命，當天下午便返回香山,將省委的指示向楊濤、劉文舉、李斌、邊豐甲等人進行了傳達。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省委的決定，遂將隊伍集中起來開赴塔子村。
1938年2月15日晚,香山抗日游擊隊40餘人槍（張雲亭在金蠶寺繼續以寺為依託，靠教師身份做掩護進行教學，開展革命活動）趕到塔子村參加了四支隊,被編為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被編為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四中隊二排，馬達衛任二排政治員。
從此，這支由香山人民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義無反顧的戰鬥在抗日戰爭的最前沿，戰鬥在解放戰爭的主戰場，甚至有的戰士參加了抗美援朝戰役，為祖國的解放和革命事業，進而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他們都做出了極大犧牲和卓越貢獻。[1]
作者簡介
張承桂,男，1961.2出生，山東濟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