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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鄉》是中國當代作家楊絳寫的一篇散文。

作品欣賞

一受社會主義教育

我們初下鄉,同夥一位老先生遙指着一個農村姑娘說:「瞧!她像不像蒙娜•麗莎?」

「像!真像!」

我們就稱她「蒙娜•麗莎」。

打麥場上,一個三角窩棚旁邊,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撐着一支長竹竿,撅着一撮鬍子,正仰頭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說:

「瞧!堂吉訶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們就稱他「堂吉訶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後、「大躍進」時的十月下旬,我們一夥二十來人下鄉去受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們還沒脫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眼鏡,反而憑主觀改造農村人物呢!

據說四十五歲以上的女同志免於下鄉。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眼看年輕同志們「老張」「小王」彼此好親近,我卻總是個尊而不親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鄉當然是「自願」的。我是真箇自願,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動機不純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樣生活的。第二,還是好奇。聽說,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鄉當然有些困難。一家三口,女兒已下廠煉鋼。我們夫婦要下鄉自我鍛煉,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鄉比我遲一個月,我不能親自為他置備行裝,放心不下。我又有點顧慮,怕自己體弱年老,不能適應下鄉以後的集體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艱苦的日子也經過些,這類雞毛蒜皮算不得什麼。

十月下旬,我們一行老老少少約二十人,由正副兩隊長帶領下鄉。我很守規矩,行李只帶本人能負擔提攜的,按照三個月的需要,儘量精選。長途汽車到站,把我們連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較年輕的同夥,掮起鋪蓋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網袋,奮勇追隨;可是沒走幾步,就落在後面,拚命趕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經不見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幾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見了。找不敢放下鋪蓋卷,怕不能再舉上肩頭。獨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條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遠就看見拐彎處有一所房屋,門口掛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夥正在門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後面幾位老先生和女同志們,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們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運,漸漸地都齊集了。

那半天我們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隊長和公社幹部商定如何安插我們。我們分成兩隊。一隊駐在富庶的稻米之鄉,由副隊長帶領;一隊駐在貧瘠的山村,由正隊長帶領。我是分在山村的,連同隊長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長,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當姊姊看待。隊長是一位謙虛謹慎的老黨員。當晚我們在公社打開鋪蓋,胡亂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兩隊就分赴各自的村莊。「蒙娜•麗莎」和「堂吉訶德」就是我們一到山村所遇見的。

我們那村子很窮,沒一個富農。村裡有一條大街或通道,連着一片空場。公社辦事處在大街中段,西盡頭是天主教堂,當時作糧庫用,東盡頭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沒有井欄,井口四周凍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兒取水。食堂在街以北,託兒所在街以南。沿村東邊有一道沒有水的溝,旁邊多半是小土房。磚瓦蓋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據說得乘了小驢兒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長溝」,那兒有些食用品商店,還有一家飯館。

那時候吃飯不要錢。每戶人家雖各有糧櫃,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醃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裡,缸里醃的只是些紅的白的蘿蔔。牆腳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村里人家幾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個家族的繁衍,異姓的只三四家。

二「過五關,斬六將」

我們早有心理準備,下鄉得過幾重關。我借用典故,稱為「過五關,斬六將」。

第一關是「勞動關」。公社裡煞費苦心,為我們這幾個老弱無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又不髒、又容易的活兒,叫我們砸玉米棒子。我們各備一條木棍,在打麥場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邊,舉棒拍打,把王米粒兒打得全脫落下來,然後掃成一堆,用蓆子蓋上。和我們同在場上幹活的都是些老大娘們,她們砸她們的,和我們也攀話談笑。八點開始勞動,實際是八點半,十點就休息,稱為「歇攀兒」,該歇十分鐘,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時。「歇攀兒」的時候,大家就在場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說說笑笑。再勞動不到一個多鐘頭又「歇攀兒」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隻小板凳或一方墊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飯。這些老大娘只賺最低的工分。

有時候我們推獨輪車搬運地里的秫秸雜草。我們學會推車,把穩兩手,分開兩腳,腳跟使勁登登地走,把襪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雜草堆得高過自己的腦袋,然後留心推車上坡,拐個彎,再推下坡,車不翻。

有一次叫我們捆草:把幾莖長草捻成繩子,繞住一堆乾草,把「繩子」兩端不知怎麼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會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亂草堆里直發愁。可是生產隊副隊長(大家稱為「大個兒」的)來了,他幾下子就把滿地亂草全捆得整整齊齊。

有幾次我們用小洋刀切去蘿蔔的纓子並挖掉長芽的「根據地」,然後把蘿蔔搬運入窖。我們第一天下鄉,就是幹這個活。我們下鄉乾的全是輕活兒,看來「勞動關」,對我們是虛掩着的,一走就「過」,不必衝殺。

第二關是「居住關」。記得看過什麼《清宮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問:「進得好?出得好?歇得好?」「進」、「出」、「歇」在鄉間是三道重關。「歇」原指睡眠,在我們就指「居住」;「進」和「出」就指下文的「飲食」和「方便」。

農民讓出一個大炕,給五位老先生睡。後來天氣轉冷,村里騰出一間空房,由我們打掃了糊上白綿紙,買了煤,生上火,我們一夥就有了一個家。但我和女伴兒只是「打游擊」。社裡怕凍了我們,讓我們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錢買煤,她家睡的是暖炕。可是沒幾天,工人回家度假,黨支部書記肖桂蘭連夜幫我們搬走,在一間空屋裡塵上撲鼻的冷炕上暫宿一宵,然後搬入公社縫紉室居住。縫紉室里有一張竹榻,還有一塊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寬三尺,長六七尺,高高架在牆頂高窗底下,離地約有二米。得登上竹榻,再蹬上個木樁子,攀援而上;躺下了當然不能翻身,得挨着牆一動不動,否則會滾下來。我的女伴說:「對不起,我不像你身體輕,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只好睡下鋪。」我想,假如她睡上鋪,我准為她愁得徹夜不眠。所以,理所當然,我睡了上鋪。反正我經常是半睡半醒地過夜。窗隙涼風拂面,倒很清新,比悶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裡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從窗里看到下面空場上生產隊排隊出發,高聲唱着「社會主義好」。後不久,村里開辦了託兒所。託兒所的教室里擺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頭有個大暖炕。我和女伴兒以及另單位的兩個女同志同睡這個大炕。她們倆起得早,不及和我們見面就去勞動了。我每晨擂着拳頭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個個娃娃已站滿炕前,目不轉睛地瞪着我們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動物園裡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鋪蓋卷上,沿牆安放。娃娃們都上炕遊戲。一次,我女伴的鋪蓋捲兒給一個娃娃騎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虧沒透入鋪蓋內部。四人睡這麼一個大炕,夠舒服的,儘管被褥有溺濕的危險。

第三關是「飲食關」。我們不屬於生產隊,吃飯得交錢。我們可以加入幹部食堂,每日兩餐,米飯、炒菜,還加一湯,如加入農民食堂,飯錢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窩頭白薯。我們願意接近老鄉們,也不慣吃兩頓乾飯,所以加入了農民食堂。老鄉們都打了飯回家吃。我們和食堂工作人員在食堂吃。我們七人,正好一桌。早晚是玉米渣兒煮白薯塊,我很欣賞那又稀又膩的粥。窩頭也好吃,大鍋煮的白薯更好吃。廚房裡把又軟又爛的自薯剝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窩頭特軟。可是據說老鄉們嫌「不經飽」。默存在昌黎鄉間吃的是發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摻合了玉米面做的窩頭,味道帶苦。相形之下,我們的飯食該說是很好了。廚師們因我喜愛他們做的飯食,常在開飯前揀出最軟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讓我像貪嘴孩子似的站着儘量吃,我的女伴兒也同吃。可是幾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裡產生了大量氣體,又是噫氣,又是泄氣。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氣足有一丈半長,還搖曳多姿,轉出幾個調子來。我和女伴兒走在背後,忍着不敢笑。後來我揀出帶下鄉的一瓶食母生,給他們「消氣」。

我那時還不貪油膩。一次夢裡,我推開一碟子兩個荷包蛋,說「不要吃。」醒來告訴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飯時告訴了同桌的老先生,他們也同聲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來放在桌上呢!我們吃了整一個月素食,另一單位的年輕同志淘溝,捉得一大面盆的小活魚。廚房裡居然燒成可口的干炙小魚,也給我們開了葷。沒料到貓魚也成了時鮮美味。我們吃了一個月粗糲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勝嚮往。分在稻米之鄉的那一隊得知我們的饞勁,忙買些白米,煩房東做了米飯請我們去吃。我像豬八戒似的一丟一碗飯,連吃兩碗,下飯只是一條罐頭裝的鳳尾魚(我們在「長溝」共買得二罐)和半塊醬豆腐。我生平沒吃過那麼又香又軟的白米飯。

以後,我們一夥都害了饞癆——除了隊長,因為他不形於色,我不敢冤他。他很體察下情,每一二星期總帶我們到長溝的飯館去吃一頓豆漿油條當早飯。我有時直想吃個雙份才飽,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滿滿的了。我們曾買得一隻大沙鍋,放在老先生住的屋裡當炊具,煮點心用。秋天收的乾鮮果子都已上市,我們在長溝買些干棗和山楂,加上兩小包配給賣的白糖,煮成酸甜兒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隊長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買了核桃放在火上燒,燒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麼都很好吃。每晚燈下,我們空談好吃的東西,叫作「精神會餐」,又解饞,又解悶,「吃」得津津有味。「飲食關」該算是過了吧?

第四關是「方便關」。這個關,我認為比「飲食關」難過,因為不由自主。我們所里曾有個年輕同事,下了鄉只「進」不「出」,結果出不來的從嘴裡出來了。瀉藥用量不易掌握,輕了沒用,重了很危險,因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漚「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滿,上面擱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進缸里的危險,令人「戰戰慄栗,汗不敢出」——汗都不敢出,何況比汗更重濁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綠豆粉做的麵條。我撈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東西,半夜闌肚子了。那時我睡在縫紉室的高鋪上。我盡力綏靖,胃腸卻不聽調停。獨自半夜出門,還得走半條街才是小學後門,那裡才有「五穀輪迴所」。我指望鬧醒女伴,求她陪我。我穿好衣服由高處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鋪上。她睡得正濃,一無知覺。我不忍叫醒她,硬着頭皮,大着膽子,帶個手電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廳的腰門,推一推文風不動,打開手電一看,上面鎖着一把大鎖呢。只聽得旁邊屋裡雜亂的鼾聲,嚇得我一溜煙順着走廊直往遠處跑,經過一個院子,轉進去有個大圓洞門,進去又是個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見落葉滿地,闃無人跡。我想到了學習貓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權當爪子,刨了個坑。然後我掩上土,鋪平落葉。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沒有鬧醒一個人。這個關也算過了吧?

第五關是「衛生關」。有兩員大將把門:一是「清潔衛生」,二是「保健衛生」。清潔衛生容易克服,保健衛生卻不易制勝。

清潔離不開水。我們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還得往回挑。我記得五位老先生搬離第一次借居的老鄉家,隊長帶領我們把他家水缸打滿,院子掃淨。我們每人帶個熱水瓶,最初問廚房討一瓶開水。後來自家生火,我和女伴湊現成,每晚各帶走一瓶,連喝帶用。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臉。我的手背比手心乾淨些,飯後用舌頭迢淨嘴角,用手背來回一抹,就算洗臉。我們整兩個月沒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們照應,每兩星期為我們燒些熱水,讓我們洗頭髮,洗換襯衣。我們大夥罩衣上的斑斑點點,都在開會時「乾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這套「骯髒經」,說來也怪羞人的,做到卻也是逐點熬煉出來。

要不顧衛生,不理會傳染疾病,那就很難做到,除非沒有知識、不知提防。食堂里有個害肺癆的,嗓子都啞了。街上也曾見過一個爛掉鼻子的。我們吃飯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惡,只好買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誰也不嫌誰臭,壓根兒聞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訪問一家有兩個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細瓷茶杯,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裝喝茶,分幾次把茶潑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說是過了關,我卻只能算是夾帶過去的。

所謂「過五關、斬六將」,其實算不得「過關斬將」。可是我從此頗有自豪感,對沒有這番經驗的還大有優越感。

三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農村安頓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認識了一個個老大爺、老大媽、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們不復是抽象的「農民階級」。他們個個不同,就像「知識分子」一樣的個個不同。

一位大媽見了我們說:「真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有毛主席,你們會到我們這種地方來嗎!」我仔細看看她的臉。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縫紉室里有個花言巧語的大媽。她對我說:

「呀!我開頭以為文工團來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蘿蔔,直心疼你。我說:瞧那小眉毛兒!瞧那小嘴兒!年輕時候準是個大美人兒呢!我說:我們多說說你們好話,讓你們早點兒回去。」她是個地道的「勞動懲罰論」者。

有個裝模作樣的王嫂,她是村上的異姓,好像人緣並不好。聽說她是中農,原先夫婦倆幹活很歡,成立了公社就專會磨洋工,專愛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稈兒還沒分發到戶,嚷嚷說:「你們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慣冷水洗手!」我是慣用冷水洗手的,沒料到農村婦女竟那麼嬌。

我們分隊下鄉之前,曾在區人民公社胡亂住過一宵。我們清出一間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農民公費醫療證。因為領導人認為這事難行,農民誰個不帶三分病,有了公費醫療,大家不幹活,盡去瞧病了。這件事空許過願,又取消了。我們入村後第一次開會,就是通知目前還不行公費醫療。我們下鄉的一夥都受到囑咐,注意農民的反映,向上匯報。可是開會時群眾啞默悄靜,一個個呆着臉不吭一聲。我一次中午在打麥場上靠着窩棚打盹兒,我女伴不在旁。有個蒼白臉的中年婦女來坐在我旁邊,我們就閒聊攀話。她自說是寡婦,有個十六歲的兒子。她說話斯文得出會意外。她嘆息說:「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費醫療吧?)「我對孩子說,你可別傻,什麼『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風一吹,還不病了!病了你可怎麼辦?」我不知該怎麼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場上跑來,那蒼白臉的寡婦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媽,說的話很像我們所謂「怪話」。她大談「人民公社好」,她說:

「反正就是好噲!你說這把茶壺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說這條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現在不搬呢,好,我就給你看着唄。」

沒人駁斥他,也沒人附和。我無從知道別人對這話的意見。

有個三十來歲的大嫂請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說:「咳,家裡來了客,要攤張餅請請人也不能夠。」她家的糊窗紙都破了,破紙在風裡瑟瑟作響。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滿的。

有個老大媽初次見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攢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臉上摩挲。十幾天後又遇見我,又照樣摩挲着我的臉,笑着惋嘆說:「來了沒十多天吧?已經沒原先那麼光了。」我不知她是「沒心沒肺」,還是很有心眼兒。

我們所見的「堂吉訶德」並非老者。他理髮順帶剃掉鬍子,原來是個三四十歲的青壯年,一點不像什麼堂吉訶德。廚房裡有親兄弟倆和他相貌有相似處,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親兄弟倆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個管廚房,一個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別人早。一次我看見管食堂的一手按着個碟子,一手拿着個瓶子在碟子上很輕巧地一轉。我問他「幹什麼呢?」他很得意,變戲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說:「淋上些香油,給你們換換口味。」這顯然是專給我們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覺得他不僅是孝順的廚子,還有點慈母行徑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裡圈着的幾頭大豬,低聲對我說:「這原先都是我們家的。」

「現在呢?」

他仍是低聲:「歸公社了——她們妯娌倆當飼養員。」

這是他對我說的「悄悄話」吧?我沒說什麼。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鄰近的大媽請我們去看她養的小豬。母豬小豬就養在堂屋裡,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母豬和一窩小豬都乾淨,黑亮黑亮的毛,沒一點垢污。母豬一躺下,一群豬仔子就直奔媽媽懷裡,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糧。大媽說。豬仔子從小就占定自己的「飯碗兒」,從不更換。我才知道豬可以很乾淨,而且是很聰明的家畜。

大媽的臉是圓圓的,個兒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準是食堂里那個清秀老頭兒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個趕車的矮胖小伙子準是他們的兒子。考試一下,果然不錯。我忙不迭地把新發現報告同夥。以後我經常發現誰是誰的誰:這是伯伯,這是叔叔,這是嬸子,這是大媽,這是姐姐,這是遠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聽」,其實我並未「打聽」,不過發現而已。發現了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好像對他們就認識得更着實。

「蒙娜•麗莎」的爸爸,和管廚房、食堂的兩兄弟大概是貧窮的遠房兄弟。他家住兩間小土屋。「蒙娜•麗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幾個年齡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並不像什麼「蒙娜•麗莎」。她梳一條長辮子,穿一件紅紅綠綠的花布棉襖,幹活兒的時候脫去棉襖,只穿一件單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這樣。她的爸爸比較矮小,傴着背老是乾咳嗽。據他告訴我:一次「毛主席派來的學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讓給學生,自己睡在靠邊的冷炕上,從此得了這個咳嗽病。我把帶下鄉的魚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營養不良,那兩瓶丸藥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兒已經去世,大兒子新近應兵役入伍了,家裡還有個美麗的小女兒叫「大芝子」,「蒙娜•麗莎」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她很堅決地聲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來。」她那位帶病的父親告訴我:他當初苦苦思念兒子,直放心不下;後來他到部隊去探親一次,受到軍官們熱情招待,又看到兒子在部隊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實了。

「大芝子」才八歲左右,比她姐姐長得姣好,皮膚白嫩,雙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烏黑烏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腦門子上破了個相當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見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帶下鄉的醫藥品,給她洗傷、敷藥,包上紗布。我才知道他們家連一塊裹傷的破布條兒都沒有。「蒙娜•麗莎」對我說:「不怕的,我們家孩子是摔跌慣了的,皮肉破了腫都不腫,一下子就長好。」大芝子的傷處果然很快就長好了,沒留下疤痕。我後來發現,農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傷都癒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許因為農村的空氣特別清新,我國農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個纖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淨可愛。她不過六七歲。我問她名字,她說叫「小芝子」。我拉着她們手問她是誰家的孩子。

「我是我們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麼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麼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這個「包打聽」,認真「打聽」也打聽不出她是誰來,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蘿蔔急需入窖的時候,我們分在稻米之鄉的分隊也請來幫忙了。蘿蔔剛出土,帶着一層泥,我們凍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覺寒冷。那個分隊裡一個較年輕的同夥瞧我和老鄉們比較熟,建議我去向他們借只臉盆,討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見個老大爺,就問他借臉盆洗手。他不慌不忙,開了鎖,帶我進屋去。原來是一間寬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裡的家具都整齊。他拿出一隻簇新的白底子紅花的鼓墩式大臉盆,給我舀了半盆涼水。我正要端出門,他說:「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為我兌上熱水。我把凍手握在熱水裡,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塊雪白的香皂,一條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髒了他的香皂,只摸了兩下;又怕擦髒了他的毛巾,乘他為我潑水,把沒洗乾淨的濕手偷偷兒在自己罩衣上抹個半干,才象徵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給舀了半盆冷水,讓我端給大伙兒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動,或一路上潑潑灑灑吧?十幾雙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為潑掉的那大半盆熱水可惜,只是沒敢說。大家洗完了我送還面盆,盆底儘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質量和大小,大約標識着上一代的貧富;當前的貧富全看家裡的勞動力。副隊長「大個兒」家裡勞動力多,生活就富裕,老鄉們對他都很服帖。正隊長家是新蓋的清涼瓦屋,而且是樓房。老鄉們對那座樓房指指點點,好像對這位隊長並不喜歡;說到他,語氣還帶些輕鄙。他提倡節制生育,以身作則,自己做了絕育手術。村里人稱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麼「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讓我問,過後才講給我聽。我只在大會上聽過他做報告,平時從不見面。大躍進後期,我們得了一個新任務:向村民講解《農村十條》。生產隊長卻遲遲不傳達。關於政策多少年不變以及自留地等問題,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們打聽,聽了還不敢相信。我很驚奇,怎麼生產隊長遲遲不傳達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損自己的威信。

黨支部書記肖桂蘭是一位勤勞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歲,小我十歲呢,已生了四個孩子,顯得很蒼老,兩條大長辮子是枯黃色的。她又要帶頭勞動,又要做動員報告,又要開會,又要傳達,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於不識字。她說,所有的事都得裝在腦袋裡。我和女伴兒的居住問題,當然也裝在她的腦袋裡。我們每次搬個住處,總是她及時想到,還親自幫着我們搬。我女伴的鋪蓋很大,她自己不會打;我力氣小,使足了勁也捆不緊。如果搬得匆忙,我連自己的小鋪蓋也捆不上了。肖桂蘭看我們搬不動兩個鋪蓋,乾脆把一個大的掮在肩上,一個小的夾在腋下,在前領路,健步如飛。我拿着些小件東西跟在後面還直怕趕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肖桂蘭直爽真摯,很可愛。她講自己小時候曾販賣布匹等必需品給解放軍,經常把錢塞在炕洞裡。一次客來,她燒熱了炕,忘了藏着的錢;等她想到,紙幣已燒成灰。她老實承認自己「階級意識」不強,鎮壓地主時她嚇得發抖,直往遠處躲,看都不敢看。當了支書,日夜忙碌,自己笑說:「我圖個啥呀?」她正是熒屏上表揚的「默默奉獻」者。她大約「默默奉獻」了整一輩子,沒受過表揚。

村上還有個「掛過彩」的退伍軍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記得他是否有個官銜。他生活最受照顧,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兒很和氣,我曾幾次到過他家。這位軍人如果會吹吹牛,准可以當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兒一樣天真樸質,問他過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擠牙膏」般擠出一點兩點。誘得巧妙,他也會談得眉飛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當好的朋友。我離開那個村子一年後,曾寄他一張賀年片。他卻回了我一封長信,向我「匯報」村上的情況。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會寫信,特地央人代寫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腸大,一頓要吃滿滿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飯不要錢,他的食量不成問題。他專管掏糞,不嫌髒,不嫌累,幹完活兒倒頭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滿意足的人。

最不樂意的大約是一個瘋婆子。村上那條大街上有一處旁邊有口乾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乾井,傷了腿。我看見她蓬頭垢面,踞坐地上,用雙手拿着兩塊木頭代腳走路。兩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費力地向前挪動,一面哭喊叫罵。過路的人只作不聞不見。我問:「她罵誰?」人家不答,只說她是瘋子。我聽來她是在罵領守,不知罵哪一位,還是「海罵」。罵的話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罵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罵着過街一趟,不知她往哪裡去,也不知她家在哪裡。

四樁樁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們分組到村里訪病問苦,也連帶串門兒。我們撞到了瘋婆子家裡。一間破屋,一個破炕,炕頭上坐着個臉黃皮皺的老大媽,正是那「瘋婆子」。我原先有點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請我們坐,一點不兒像瘋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話,她就打開了話匣子。她的話我聽不大懂,只知是連篇的「苦經」。我問起她的傷腿,她就解開褲腿,給我着傷疤。同組的兩位老先生沒肯坐,見那「瘋婆子」解褲腿,慌忙逃出門去。我怕一人落單,忙着一面撫慰,一面幫她系上褲腿,急急辭出。我埋怨那兩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們只鬼頭鬼腦地笑,說是怕她還要解衣解帶。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兒同組,又訪問了幾家。我們倆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後來我們跑到僻遠地區,聽到個婦女負痛呼號。我很緊張。我的女伴說,沒準兒是假裝的。我們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號勉強招待我們。她說自己是發胃病。我們沒多坐,辭出不久又聽到她那慘痛的叫號。我的女伴斷定她是不願出勤,裝病。可是我聽了那聲音,堅信是真的。到底什麼病,也許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又看望了一個患風濕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氣一逼,得了這個病,渾身關節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貴。他攢了錢叫家人進城買得一瓶,將到家,不知怎麼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說到這瓶砸掉的酒,還直心疼。但他毫無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後每見虎骨酒,還直想到他。

我們順便串門兒,看望了不常到的幾個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壯健的多半進城當工人了。有個理髮師不肯留在鄉間,一心要進城去。但村上理髮的只他一個,很賺錢,我們幾位老先生都請他理髮。那天他的老伴兒不在家,我們看見牆上掛的鏡框裡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時髦,一張照上一套新裝。我估計這對夫婦不久就要離村進城的。

有些老大媽愛談東家長、西家短:誰家有個「破鞋」,誰家有個「倒踏門」的女婿,誰家九十歲的公公溺了炕說是「貓兒溺的」,誰家捉姦仇殺,門外小胡同里流滿了血。我聽了最驚心的是某家複壁里窩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沒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親戚)。初解放,家家戶戶經常調換房屋:住這家的忽然調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調到這家。複壁里的人不知房子裡已換了人家,早起上廁所,就給捉住了。

村里開辦幼兒園,我們一夥七人是贊助者。我們大家資助些錢,在北京買了一批玩具和小兒書;隊長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禮。我不會說話,老先生們教了我一套。我記得村里還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典禮接受禮物,表示感謝。村裡的大媽起初都不願把孩子「圈起來」,寧可讓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覺的工人大嫂就表示過這種意見。可是幼兒園的伙食好,入園的孩子漸漸多起來。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後來也入幼兒園了。我問她吃了什麼好早飯,她說吃了「苟兒勾」(豆兒粥),我聽了很饞。

掃盲也是我們的一項工作。「蒙娜•麗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掃地的姿勢,笑說:「又要來掃我們了!」她們說:「幹活兒我們不怕,就怕『掃』我們。幹了一天活兒,坐下直瞌睡,就是認不進字去!」我曾親身經歷,領會到體力、腦力井不分家,同屬於一個身體;耗盡體力,腦力也沒有多餘了。

我女伴兒和我得到一項特殊任務:專為黨支書肖桂蘭掃盲。因為她常說:「我若能把事情一項項寫下來,不用全裝在腦袋裡,該多輕鬆啊!」可是她聽到「掃盲」,就和村裡的大姑娘們一樣着急說:「又來掃咱們了!」她當然沒工夫隨班上課。我們的隊長讓我和女伴兒自動找她,隨她什麼時候方便,就「送貨上門」式教她。我們已跟她說好,可是每到她家,總撲個空,我懷疑她是躲我們。

不知誰的主意,提倡「詩畫上牆」。我們那個貧窮的山村,連可以題詩作畫的白牆也沒有幾堵。我們把較為平整的黃土牆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詩和畫總不能都由外來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手包辦啊。我們從本村的小學校里要了些男女學生的作文,雖有錯別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卻還明白。我們把可用的作文變成「詩」,也就是「順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詩」都配上一幅「畫」,有些牆上剩留些似畫非畫的圖痕,我們添補成「畫」,再配上一首「詩」。我們一隊七個老人,沒一人能畫。村上有一個能畫的小伙子,卻又不是閒着沒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請來畫幾筆。我和女伴兒掇一條長板凳,站在上面,大膽老面皮一同揮筆畫了一棵果實纍纍的大樹,表示「豐收」。村里人端洋着說:「不賴。」這就是很好的鼓勵了。天氣嚴寒,捧着硯台、顏色缸的手都凍僵了,可是我們穿街走巷,見一堵平整的牆,就題詩作畫,牆上琳琅滿目,村子立即成了個「詩畫村」。有一幅「送公糧」的畫,大約出於那位能畫的小伙子之手,我們配上了詩,卻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幹部的大名。我們告訴了那位幹部,並指點他看了「詩」、「畫」和署名。他喜得滿面歡笑,宛如小兒得餅。我才知道不僅文人好名,老農也一個樣兒。村裡的小學校長命學生把牆上的「詩」抄在紅紅綠綠的紙上,貼在學校門口,算是他們那學校的成績。我們有幾位老先生認為那是「剽竊」。就算是「剽竊」,不也名正言順嗎!牆上都明寫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匯集了幾個村的「詩」,印成小冊子。上面的順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麼「心裡亮堂堂」呀,「衛星飛上天」之類。我自己編造的時候,覺得純出「本店自造」,競不知是抄襲了人——或者竟是別的村子抄襲了我們?不過這陣風不久就刮過了。

我們串門兒的時候,曾見到有幾家的條桌上擺着一隻鍾,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沒有鐘錶。如要開會,說明八點開,至早要等到九點或九點半,甚至十點。有一次是在一個較遠的禮堂開一個什麼報告會。我們準時到會,從七點半直等到近十一點,又累又急又無聊又餓。不記得那次的會是否開成,還是草草走過場的;我懷疑這是否相當於「怠工」的「怠會」。一般學習會在食堂附近開,老鄉們在一個多小時裡陸續到齊,發言倒也踴躍。老大媽老大爺一個個高聲嚷:「我說說!」說的全是正確的話,像小學生上課回答教師他學到了什麼。如果以為他們的發言反映他們的意見,那就錯了。他們不過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們很簡單地重複了教導他們的話,不把這句話做成花團錦簇的文章,也不參加自己的什麼意見。「怪話」我只聽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許是我「過敏」,覺得語氣「不大對頭」。我回京談體會時,如實報道了那幾句話,誰也沒聽出什麼「怪話」,只說我下鄉對農民有了感情,學他們的話也腔吻畢肖。我常懷疑,我們是否把農民估計得太簡單了?

村子附近的山裡出黏土,經火一燒,變得很堅硬,和一般泥土燒成的東西不同。黏土值錢,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財源。我們曾去參觀他們挖掘。肖桂蘭帶着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鏟的鏟,挖的挖,裝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車上堆聚一處。我們六個老人(我們的隊長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徵性地幫着搬了幾團泥塊。這是掛過彩的那位退伍軍人請我們去的。他還要款待我們吃飯,我們趕緊餓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們還打算為這個山村寫一部村史。可是掛過彩的軍人和肖桂蘭都是務實派,不善空談。我的任務是「誘供」,另有幾人專司記錄。我一心設法哄他們談過去的事,因此記不得他們談了些什麼。反正「村史」沒有寫成。

陽曆元旦村里過節,雖然不是春節,村里也要演個戲熱鬧一番。我才知道這麼個小小荒村里,也人才濟濟。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無道君王下鄉選美確有道理。

五整隊回京

我們原定下鄉三個月,後來減縮成兩個月。

陽曆年底,村上開始過節。我們不好意思分享老鄉們過節的飯食,所以買了兩隻雞。兩瓶酒送給廚房。我又一次做送禮的「友好使者」,向他們致謝意。那個村子出廚師,專給人家辦酒席。他們平時「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回廚房宰了豬,又加上兩隻雞,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們從未吃過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轉着切成薄薄的一長條,卷上仍是正方形,燉得稀爛,人口消融。我們連日吃白面饅頭和花卷,都是難得的細糧,我們理應迴避。這或許也是促成我們早歸的原因吧?因為再過一個月就是春節了。

我們回京之前,得各自總結收穫,互提意見。意見多半是芝麻綠豆,例如說我不懂民間語言等等,我不甚在意,聽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話是我最得意的:隊長評語中說我能和老鄉們「打成一片」。一位黨外的「馬列主義老先生」不以為然,說我不過是「婆婆媽媽」而已,並未能與農民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打成一片。他的話也許完全正確。我理論水平低,不會和他理論。但是隊長並未取消他的評語。我還是心服有修養的老黨員,不愛聽「馬列老先生」的宏論。我覺得自己和農民之間,沒什麼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們村里,我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我下鄉前的好奇心,就這樣「自以為是」、「自得其樂」地算是滿足了。

下鄉兩個月,大體說來很快活,唯有一個陰影:那就是與家人離散,經常牽心掛肚。我同炕有個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邊沒別人,她就和我說「悄悄話」。第一次的「悄悄話」是她對我說的。她湊近我低聲問:

「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我說:「想。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她說:「想啊!」

兩人相對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轉而為無可奈何的苦笑。我們眼睛裡交換了無限同情。以後,見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雖然我們說「悄悄話」的機會不多。

默存留在家裡的時候,三天來一信,兩天來一信,字小行密,總有兩三張紙。同夥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貼身襯衣上有兩隻口袋,絲綿背心上又有兩隻,每袋至多能容納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攢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邊右邊儘是硬邦邦的信,雖未形成大肚皮,彎腰很不方便,信紙不肯彎曲,稀里嘩啦地響,還有掉出來的危險。其實這些信誰都讀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絕無見不得人的話。可是我經過幾次運動,多少有點神經病,覺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廣告上的「百靈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發生了這種效力,白紙黑字,百口莫辯。因此我只敢揣在貼身的衣袋裡。衣袋裡實在裝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輕了,心上卻重了,結果只好硬硬心腸,信攢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記得曾在縫紉室的泥地上當着女伴燒過兩三次。這是默存一輩子寫得最好的情書。用他自己的話:「以離思而論,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篤」,「惆悵獨歸,其『情』更淒戚於踽涼長往也」。用他翻譯洋人的話:「離別之惆悵乃專為居者而設」,「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也。」(見《談藝錄》541頁)他到了昌黎天天搗糞,仍偷空寫信,而囑我不必回信。我常後悔焚毀了那許多寶貴的信。唯一的安慰是:「過得了月半,過不了三十」,即使全璧歸家,又怎逃得過丙丁大劫。況且那許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書》之類,旨在示範同世,垂訓後人,那是專寫給我一個人看的。罷了,讓火神菩薩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較深的是「蒙娜•麗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辭行。「蒙娜•麗莎」攙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說了一句話,大芝子學舌說:「想着我們哪!」我至今想着他們,還連帶想到一個不知誰家的小芝子。

總結完畢,我們山村的小隊和稻米之鄉的小隊一起結隊回北京,我和許多同夥擠在一個拖廂里。我們不能像沙丁魚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為車頂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為擠得太緊。我坐在一條長凳盡頭,身上壓滿了同伴的大包小包,兩腿漸漸發麻,先是像針戳,後來感覺全無,好像兩條腿都沒有了。全伙擠上車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安抵北京。我們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畢業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1]

作者簡介

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劇作家學者。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與丈夫錢鍾書一同留學於英、法等國,回國後歷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散文《將飲茶》《幹校六記》;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其中寫於1984年的《老王》被選為初中教材。沉定簡潔是楊絳作品語言特色。看起來平平淡淡,無陰無晴。然而平淡不是貧乏,陰晴隱於其中,經過漂洗的苦心經營的樸素中,有着本色的絢爛華麗。乾淨明晰的語言在楊絳筆下變得有巨大的表現力。[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