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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夜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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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秋雨夜眠》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秋雨夜眠》[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此詩抓住特定環境中人物的性格特徵進行細緻的描寫，成功地刻畫出一個安適閒淡的老翁形象。前半部分從老翁在秋雨之夜就寢情況刻畫他的性格，後半部分進一步描繪老翁睡醒之後的情況。全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詩人暮年政治上心灰意懶、生活上孤寂閒散的狀況。
「涼冷三秋夜，安閒一老翁」，詩人用氣候環境給予人的「涼冷」感覺來形容深秋之夜，這就給整首詩抹上了深秋的基調。未見風雨，尚且如此涼冷，加上秋風秋雨的襲擊，自然使詩人更感到寒氣逼人。運用這種襯疊手法能充分調動讀者的想象力，增強詩的感染力。次句點明人物。「安閒」二字勾畫出「老翁」喜靜厭動、恬淡寡慾的形象。
「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臥遲」寫出老翁的特性。老年人瞌睡少，寧可閒坐閉目養神，不喜早上床，免得到夜間睡不着，老翁若不是「臥遲」，恐亦難於雨聲中「睡美」。以「燈滅後」三字說明「臥遲」時間，耐人玩味。窗外秋雨淅瀝，屋內「老翁」安然「睡美」，正說明他心無所虛，具有閒淡的情懷。
以上兩聯是從老翁在秋雨之夜就寢情況刻畫他的性格。詩的下半則從老翁睡醒之後情況作進一步描繪。
「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以烘瓶里的燃料經夜已化為灰燼，照應老翁的「睡美」。才三秋之夜已經要烤火，突出老翁的怕冷。夜已經過去，按理說老翁應該起床了，卻還要「香添暖被籠」，打算繼續躺着，生動地描繪出體衰閒散的老翁形象。
「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與首句遙相呼應，寫氣候對花木和老翁的影響。風雨過後，深秋的氣候更加寒冷，「寒」字交代了老翁「未起」的原因。「霜葉滿階紅」，夜來風雨加深了「寒」意，不久前還紅似二月花的樹葉，一夜之間就被秋風秋雨無情地掃得飄零滿階，這是運用了反襯的手法，表現了大自然的冷酷無情。從樹木移情到人，從自然想到社會，令詩人深有感觸。然而「老翁」卻「曉晴寒未起」，對它漫不經心，突出了老翁的心境清靜淡泊。全詩緊緊把握老翁秋雨之夜安眠的特徵，寫得生動逼真，親切感人，富有生活氣息。
詩詞正文
| “ | < 涼冷三秋夜，安閒一老翁。
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 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 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4] > |
” |
| — <《秋雨夜眠》>，<古詩文網> | ||
譯文
秋天的夜晚帶着陣陣寒意，只有我一個老頭安寧自在的在家。
熄燈之後遲遲才躺下睡覺，在秋雨聲中漸漸進入夢鄉。
烘瓶里的燃料經夜已化為灰燼，不得不起床加點火烘烤被子。
早上天空晴朗，但寒氣未消不想起床，只看到秋雨把霜葉打落得到處都是。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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