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晝錦堂記(歐陽修)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相州晝錦堂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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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相州晝錦堂記》 創作年代：北宋 文學體裁：散文 作者：歐陽修 |
《相州晝錦堂記》是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為宰相韓琦在故鄉相州修建的晝錦堂寫的一篇「記」，作於1065年。作者圍繞「晝錦」 （白天穿錦衣，無比榮耀之意）二字發揮，先說明富貴還鄉，衣錦而榮，是古今所同，並生動描述了古人衣錦還鄉、得意揚揚的場面，然後避實就虛，不寫晝錦堂本身，而是着重寫晝錦堂主人的高尚品德。作者用蘇秦、朱買臣等炫耀富貴的庸俗行為作陪襯，盛讚韓琦不以誇耀富貴為榮，反而引以為戒的行為，諷勸權貴們不要「夸一時而榮一鄉」，而以 「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為志，進而「耀後世而垂無窮」。全文寫得含蓄雋永，迂迴起伏，是歷來公認的名篇。
原文
相州晝錦堂記
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1]
譯文
做官做到將相，富貴之後返回故鄉，這從人情上說是光榮的，從古到今都是這樣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時候，困居鄉里，那些平庸之輩甚至小孩，都能夠輕視欺侮他。就像蘇季子不被他的嫂嫂以禮相待，朱買臣被他的妻子嫌棄一樣。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馬拉的高大車子，旗幟在前面導引，而騎兵在後面簇擁，街道兩旁的人們，一齊並肩接踵，一邊瞻望一邊稱羨，而那些庸夫愚婦，恐懼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對車輪馬足揚起的灰塵，十分後悔，暗自認罪。這麼個小小的士人，在當世得志，那意氣的壯盛，以前的人們就將他比作穿着錦繡衣裳的榮耀。
只有大丞相魏國公卻不是如此，魏國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官。魏國公年輕時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當了大官。全國的士人們，聽聞他傳下的風貌，仰望他餘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謂出將入相，富貴榮耀，都是魏國公平素就應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僥倖得志於一時一事，出乎庸夫愚婦的意料之外，為了使他們害怕而誇耀自己。如此說來，高大的旗幟，不足以顯示魏國公的光榮，玉圭官服，也不足以顯示魏國公的富貴。只有用恩德施於百姓，使功勳延及國家，讓這些都鐫刻在金石之上，讚美的詩歌傳播在四面八方，使榮耀傳於後世而無窮無盡，這才是魏國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們也把這些寄希望於他。難道只是為了誇耀一時，榮耀一鄉嗎？
魏國公在至和年間，曾經以武康節度使的身份來治理過相州，便在官府的後園建造了一座「晝錦堂」。後來又在石碑上刻詩，贈送給相州百姓。詩中認為，那種以計較恩仇為快事，以沽名釣譽而自豪的行為是可恥的。不把前人所誇耀的東西當作光榮，卻以此為鑑戒。從中可見魏國公是怎樣來看待富貴的，而他的志向難道能輕易地衡量嗎？因此能夠出將入相，辛勤勞苦地為皇家辦事，而不論平安艱險氣節始終如一。至於面臨重大事件，決定重大問題，都能衣帶齊整，執笏端正，不動聲色，把天下國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穩，真可稱得上是國家的重臣啊。他的豐功偉績，因此而被銘刻在鼎彝之上，流傳於弦歌之中，這是國家的光榮，而不是一鄉一里的光榮啊。
我雖然沒有獲得登上晝錦堂的機會，卻榮幸地曾經私下誦讀了他的詩歌，為他的大志實現而高興，並且樂於向天下宣傳敘述，於是寫了這篇文章。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2]
作者生平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水（今屬江西）人。修幼年喪父，家貧力學。天聖八年（1030）進士及第，為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守推官。在西京三年，與錢惟演、梅堯臣、蘇舜欽等詩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授宣德郎。三年，以直言為范仲淹辯護，貶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慶曆中，以右正言知制誥，參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推行的「新政」。「新政」失敗後，外任。
至和元年（1054）丁母艱期滿，召還與宋祁同修《唐書》。累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致仕，居潁州。次年卒，年六十六，諡文忠。《宋史》有傳。對宋初以來靡麗的文風提出批評，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並積極培養後進，為北宋文壇領袖。著作宏富，有《新唐書》、《新五代史》等。其詩文雜著合為《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屢遭貶謫。慶曆三年（1043）參與范仲淹「慶曆新政」，五年被貶滁州太守。
以後擔任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重要官職，所謂「歷仕三朝，備位二府」，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每到一處，多有政績。在學術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既是文學家，又是史學家、經學家、金石學家，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他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取得了勝利。又喜獎掖後進，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不是出自他的門下，就是受過他的獎引扶掖。蘇軾父子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一生寫過500多篇散文，政論、史論、記事、抒情各體兼備，內容充實，文風流暢婉轉。《朋黨論》、《伶官傳序》、《醉翁亭記》等為歷代傳誦。
詩歌風格多樣，有的議論時事，抨擊腐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抒寫個人情懷和山水景物；有的寫得沉鬱頓挫，有的寫得清新秀麗。《六一詩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詩話，開創了新的論詩體裁。詞的創作從總的方面看，對花間、南唐詞因襲的成分較多，但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也有一定的發展。有詠史懷古的詞篇，並用詞這種形式和朝廷大臣、親朋故舊唱和，表達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較少堆砌綺詞麗句的無病呻吟，抒情個性是志氣自若，放曠達觀。他善於發現大自然的美，並在詞中再現這種美，如《採桑子》、《漁家傲》諸闋，描繪西湖景物，寫得清新灑脫。愛情詞有的典雅含蘊，有的大膽率真，並注重心理刻劃，增加了詞的抒情深度。詞集有《六一詞》、《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醉翁琴趣外編》。史學方面，除參加修撰《新唐書》外，又自著《新五代史》。[3]
視頻
10-05古文觀止·相州晝錦堂記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