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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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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期經歷》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紅十字醫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顯得很重,就像一個突然撒了氣的皮球一樣,人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天地的顏色,在我的眼裡也變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觀得很。其實這是長期失眠,神經衰弱到了極點的表現。家裡人和同事們,都為我的身體擔心,也都覺得我活不長了。康濯同志來天津看我,就很傷感地說:「我給你編個集子,還要寫一篇長一些的後記。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醫院,胡亂看了幾個月,中藥西藥吃得也不少,並不見效。那時王亢之同志管文教,介紹的都是天津的名醫。

為了靜養,又從家裡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幾個月,也不見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進了北京紅十字醫院。這是一家新建的醫院,設備很好,還有寬敞的庭院。經郭春原同志介紹,在該院任總務處長的董廷璧同志給我辦了住院手續。董同志是蠡縣人,為人慷慨熱情,他的很多同鄉,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對我照顧得很周到。

我住在樓上靠邊的一間單人病房裡,有洗澡間。室內的陳設很講究,光線很充足,周圍很安靜。吃飯時,有護士端來,飯菜很好。護士坐在一邊,看着我吃,一邊不斷地稱讚銅蒸鍋里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時什麼也吃不下。護士長還指着那些護士對我說:「喜歡誰,就叫誰陪你玩玩。」可惜我什麼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節油浴,白天有時還帶我到大理療室做水療。

醫院的護士,都是新從蘇杭一帶招來的南方姑娘。都穿着絲綢白衣,戴着有披肩的護士帽,走起路來,輕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後,床頭柜上有一盞藍色燈光的小燈,燈光照在白色的牆壁上和下垂的窗簾上,像是一種夢境。然而,我只能在吃過烈性的安眠藥以後才得入睡。護士照顧我服藥以後,還站在床邊,給我做按摩,聽着我呼吸勻稱了,才輕輕地離去。其實,我常常並沒有入睡。

醫院為我想盡了辦法,又叫我去做體療。每個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裡擺動着,大家環成一個圈,走一陣就完事。我覺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時候知道耍棍兒,我可能就不會得這種病了。現在耍得晚了些。

應該補敘,在這一時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為我幫忙。中央宣傳部的秘書長李之璉同志,北京市委的張青季同志,是我中學時的同學,抗日時期的戰友,也都是蠡縣人。他們為我請來北京市的名醫會診。丁玲同志那時處境已經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帶信來看我,說是不是請湖南醫學院的一位李大夫來給我看病。後來,這位大夫終於到了我的病房。他主要是給我講解,例如神經系統怎樣容易得病呀,應該如何醫治呀,第一信號、第二信號呀。他講話聲音很高,有時臉漲得通紅。他是哲學家、經濟學家李達教授的兒子。

他給我講了兩三次,然後叫我吃一種藥。據說是一種興奮藥,外國學生考試時常吃的。我吃過以後,覺得精神好了一些。後來醫院認為這種病不宜長期住在醫院,我就到小湯山療養院去了。

我從來沒住過醫院,沒有住過這樣好的房間,沒有吃過這樣好的飯食。這次住進了這樣高級的醫院,還有這麼多的人關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後,我常常想,這也是我跟着革命隊伍跑了幾年的結果,同志們給了我優惠的待遇;那時人和人的關係,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記憶中了。

1984年5月7日

小湯山

我從北京紅十字醫院出來,就到北京附近的小湯山療養院去。報社派了一位原來在傳達室工作的老同志來照顧我。

他去租了一輛車,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還要粗得多的行李,餘下的地方讓我坐。老同志是個光棍漢,我想他把全部家當都隨身帶來了。出了城,車在兩旁都是高粱地的狹窄不平的公路上行駛。現在是七月份,天氣乾燥悶熱,路上也很少行人車輛。不久卻遇上一輛迎面而來的拉着一具棺材的馬車,有一群蒼蠅追逐着前進,使我一路心情不佳,我的神經衰弱還沒有完全好。

小湯山屬昌平縣,是京畿的名勝之一,有一處溫泉,泉水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湖泊,周圍還有小河石橋等等景致。在湖的西邊有一塊像一座小平房的黑色巨石,人們可以上到頂上眺望。

湖旁有一些殘碣斷石,可以認出這裡原是晚清民初什麼闊人的別墅。解放以後,蓋成一座規模很不小的療養院。

我能來這裡療養,也是那位小時的同學李之璉同志給辦的,他認識一位衛生部的負責人,正在這裡休養和管事。療養院是一排兩層的樓房,頭起有兩處高級房間,帶有會客室和溫泉浴室。我竟然住進了樓上的一間。這也是我一生中難得的幸遇,所以特別在這裡記一筆。

在小湯山,我學會了釣魚和划船。每天從早到晚,呼吸從西北高山上吹來的,掠過湖面,就變成一種潮濕的、帶有硫磺氣味的新鮮空氣。釣魚的技術雖然不高,也偶然能從水面上釣起一條大鰱魚,或從水底釣起一條大鯽魚。

划船的技術也不高,姿態更不好,但在這個湖裡划船,不會有什麼風浪的危險,可以隨心所欲,而且有穿過橋洞、繞過山腳的種種樂趣。溫泉湖裡的草,長得特別翠綠柔嫩,它們在水邊水底搖曳,多情和嫵媚,誘惑人的力量,在我現在的心目中,甚於西施貴妃。

我的病漸漸好起來了。證明之一,是我開始又有了對人的懷念、追思和戀慕之情。我托城裡的葛文同志,給在醫院細心照顧過我的一位護士,送一份禮物,她就要結婚了。證明之二,是我又想看書了。我在療養院附近的小書店,買了新出版的拍案驚奇和唐才子傳,又鄭重地保存起來,甚至因為不願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亂翻,惹得他不高興。

這位老同志原來是趕大車的,我們傍晚坐在小山上,他給我講過不少車夫進店的故事。我們還到療養院附近的野地里去玩,那裡有不少稱之為公主墳的地方。

從公主墳地里遊玩回來,我有時看看聊齋志異。這件事叫療養院的醫生知道了,對那位老同志說:

「你告他不要看那種書,也不要帶他到荒墳野寺里去轉游!」

其實,神經衰弱是人間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我的房間裡,有引來的溫泉水。有時朋友們來看我,我都請他們洗個澡。慷國家之慨,算是對他們的熱情招待。女同志當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動提出要洗個澡,使我這習慣男女授受不親的人,大為驚異。

已經是十一月份了,天氣漸漸冷了,湖裡的水草,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翠綠。清晨黃昏,一層蒸汽樣的濃霧,罩在湖面上,我們也很少上到小山頂上去閒談了。在醫院時,我不看報,也不聽廣播,這裡的廣播喇叭,聲音很大,走到湖邊就可以聽到,正在大張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我聽到了丁玲同志的名字。

過了陽曆年,我決定從小湯山轉到青島去。在北京住了一晚,李之璉同志來看望了我。他雖然還是坐了一輛小車來,也沒有和我談論什麼時事,但我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聽說他也牽連在所謂右派的案件中了。

1984年9月28日晨四時記

青島

關於青島,關於它的美麗,它的歷史,它的現狀,已經有很多文章寫過了。關于海、海濱、貝殼,那寫過的就更多,可以說是每天都可以從報刊見到。

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平原上,是一個常年乾旱的地方,見到的是河水、井水、雨後積水,很少見到大面積的水,除非是滹沱河洪水爆發,但那是災難,不是風景。後來到白洋淀地區教書,對這樣浩渺的水泊,已經嘆為觀止。我從來也沒有想過到青島這美名勝之地,去避暑觀海。認為這種地方,不是我這樣的人可以去得的,去了也無法生存。

從小湯山,到青島,是報社派小何送我去的。時間好像是一九五八年一月。

青島的療養院,地處名勝,真是名不虛傳。在這裡,我遇到了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哲學教授,歷史學家,早期的政治活動家,文化局長,市委書記,都是老幹部,當然有男有女。

這些人來住療養院,多數並沒有什麼大病,有的卻多少帶有一點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鬥爭已經進入高潮,有些新來的人,還帶着這方面的苦惱。

一個市的文化局長,我們原來見過一面,我到那個市去遊覽時,他為我介紹過宿地。是個精明能幹的人,現在得了病,竟不認識我了。他精神沉鬱,煩躁不安。他結婚不久的愛人,是個漂亮的東北姑娘,每天穿着耀眼的紅毛衣,陪着他,並肩坐在臨海向陽的大岩石上。從背後望去,這位身穿高幹服裝的人,該是多麼幸福,多麼愉快。但他終日一句話也不說,誰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問:

「你說,我是右派嗎?」

別人不好回答,只好應酬兩句離去。只有醫生,是離不開的,是迴避不了的。這是一位質樸而誠實的大夫,有一天,他抱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決心,對病人說:

「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當時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但這一保證,並沒有能把他的病治好。右派問題越來越提得嚴重,他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不久,在海邊上就再也見不到他和他那穿紅毛衣的夫人了。

我鄰居的哲學教授,帶來一台大型留聲機,每天在病房裡放貝多芬的唱片。他熱情地把全樓的病友約來,一同欣賞。

但誰也不能去摸他那台留聲機。留聲機的蓋子上,貼有他撰寫的一張注意事項,每句話的後面,都用了一個大驚嘆號,他寫文章,也是以多用驚嘆號著稱的。

我對西洋音樂,一竅不通,每天應約聽貝多芬,簡直是一種苦惱。不久,教授回北京去,才免除了這個負擔。

在療養院,遇到我的一個女學生。她已進入中年,穿一件黑大衣,圍一條黑色大圍巾,像外國的貴婦人一樣。她好到公園去看猴子,有一次拉我去,帶了水果食物,站在草叢裡,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對我說,她十七歲出來抗日,她的父親,在土地改革時死亡。她沒有思想準備,她想不通,她得了病。但這些話,只能向老師說,不能向別人說。

到了夏季,是療養地的熱鬧時期,家屬們來探望病人的也多了。我的老伴也帶着小兒女來看我,見我確是比以前好多了,她很高興。

每天上午,我跟着人們下海游泳,也學會了幾招,但不敢到深處去。有一天,一位少年倜儻的「九級工程師」,和我一起游。他慢慢把我引到深水,我卻差一點沒喝了水,趕緊退了回來。這位工程師,在病人中間,資歷最淺最年輕,每逢舞會,總是先下場,個人獨舞,招徠女伴大眾圍觀,洋洋自得。

這是病區,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病。在這裡,會養的人,可以把病養好,不會養的人,也可能把病養壞。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處小天地,卻反映着大天地脈搏的一些波動。

療養院的幹部、醫生、護理人員,都是山東人,很樸實,對病人熱情,照顧得也很周到。我初來時,病情比較明顯,老伴來了,都是住招待所。後來看我好多了,療養院的人員都很高興。冬天,我的老伴來看我,他們就搬來一張床,讓我們夫妻同處,還叫老伴跟我一同吃飯。於是我的老伴,大開洋葷,並學會了一些烹飪技藝。她對我說:我算知道高湯是怎麼個做法了,就是清湯上面再放幾片菜葉。

護士和護理員,也都是從農村來的,農村姑娘一到大城市,特別是進了療養院這種地方,接觸到的,吃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鮮東西。

療養人員,沒有重病,都是能出出進進,走走跳跳,說說笑笑的。療養生活,說起來雖然好聽,實際上很單調,也很無聊。他們每天除去打針散步,就是和這些女孩子打交道。

日子久了,也就有了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兩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

我在這個地方,住了一年多。因為住的時間長了,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療養院都給我一些方便。春夏兩季,我差不多是自己住着一所小別墅。

小院裡花草齊全,因為人煙稀少,有一隻受傷的小鳥,落到院裡。它每天在草叢裡用一隻腿跳着走,找食物,直到恢復了健康,才飛走了。

其實草叢裡也不是太平的。秋天,一個病號搬來和我同住,他在小院散步時,發見一條花蛇正在吞食一隻癩蛤蟆。他站在那裡觀賞兩個小時,那條蛇才完全吞下了它的獵物。他對我說:有趣極了!並招呼我去看看,我沒有去。

我正在懷疑,我那隻小鳥,究竟是把傷養好,安全飛走了呢;還是遇到了蛇一類的東西,把它吞掉了?

我不會下棋、打撲克,也不像別人手巧,能把撿來的小貝殼,編織成什麼工藝品,或是去照像。又不好和人閒談,房間裡也沒有多少書。最初,就去海邊撿些石頭,後來石頭也不願撿了,只是在海邊散步。晴天也去,雨天也去,甚至夜晚也去。夜晚,走在海岸上聽海濤聲,很雄壯也很恐怖。身與海浪咫尺之隔,稍一失足,就會掉下去。等到別人知道了,早已不知漂到何處。想到這裡,夜晚也就很少出來了。

在這一年冬季,來了一位護理員,她有二十來歲,個子不高,梳兩條小辮。長得也不俊,面孔卻白皙,眼神和說話,都給人以嫵媚,叫人喜歡。她正在燒鍋爐,夜裡又要去煉鋼鐵,還沒有穿棉衣。慢慢熟識了,她送給我一副鞋墊。說是她母親繡的,給她捎了幾副來,叫她送給要好的「首長們」。

鞋墊用藍色線繡成一株牡丹花,很精緻,我收下了。我覺得這是一份情意,農村姑娘的情意,像過去在家鄉時一樣的情意。我把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見她還沒穿棉襖,就給她一些錢,叫她去買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襖,她也收下了。

這位姑娘,平日看來靦靦腆腆,總是低着頭,遇到一定場合,真是嘴也來得,手也來得。後來調到人民大會堂去做服務員,在北京我見到她。她出入大會堂,還參加國宴的招待工作,她給我表演過給貴賓斟酒的姿勢。還到中南海參加過舞會,真是見過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無價之寶,遇到機會,真是可以飛上天的。

這是雲煙往事,是病期故事。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就是當水停滯的時候,萍也需要水,水也離不開萍。水一流動,一切就成為過去了。

我很寂寞。我有時去逛青島的中山公園。公園很大,很幽靜,幾乎看不到什麼遊人。因為本地人,到處可以看到自然景物,用不着花錢來逛公園;外地人到青島,主要是看海,不會來逛各地都有的公園的。但是,青島的公園,對我來說,實在可愛。主要是人少,就像走入幽林靜谷一樣,不像別處的公園,像趕集上廟一樣。公園裡有很大的花房,桂花、茶花、枇杷果,在青島都能長得很好,在天津就很難養活。公園還有一個鹿苑,我常常坐在長椅上看小鹿。

我有機會去逛了一次嶗山。那時還沒有通嶗山的公共汽車,去一趟很不容易。夏天,劉仙洲教授來休養,想逛嶗山,療養院派了一輛吉普車,把我也捎上。劉先生是我上過的保定育德中學的董事,當時他的大幅照片,懸掛在校長室的牆壁上,看起來非常莊嚴,學生們都肅然起敬。現在看來,並不顯老,走路比我還快。

車在嶗山頂上行駛時,真使人提心弔膽。從左邊車窗可以看到,萬丈峭壁,下臨大海,空中瀰漫着大霧,更使人不測其深危。我想,司機稍一失手,車就會翻下去。還有幾處險道,車子慢慢移動,車上的人,就越發害怕。

好在司機是有經驗的。平安無事。我們遊了嶗山。

我年輕時爬山爬得太多了,後來對爬山沒有興趣,嶗山卻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兩棵大白果樹,真是壯觀。看了蒲松齡描寫過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種過的,耐冬也是。這篇小說,原是我最愛讀的,現在身臨其境,他所寫的環境,變化並不太大。

中午,我們在面對南海的那座有名的寺里,吃午飯。飯是療養院帶來的麵包、茶雞蛋、醬肝之類,喝的也是帶來的開水。把食物放在大石頭上,大家圍着,一邊吃,一邊閒話。

劉仙洲先生和我談了關於育德中學老校長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一九五九年,過了春節,我離開青島轉到太湖去。報社派張翔同志來給我辦轉院手續。他給我買來一包點心,說是在路上吃。我想路上還愁沒飯吃,要點心幹什麼,我把點心送給了那位護理員。她正在感冒,自己住在一座空樓里。臨別的那天晚上,她還陪我到海邊去轉了轉,並上到冷冷清清的觀海小亭上。她對我說: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來這裡玩,我們卻在冬天。」

亭子上風很大,我催她趕緊下來了。

我把帶着不方便的東西,贈給療養院的崔醫生。其中有兩隻龍鳳洞簫,一塊石硯,據說是什麼美人的畫眉硯。

半夜,療養院的同志們,把我送上開往濟南的火車。

1984年9月30日晨三時寫訖

太湖

從青島到無錫,要在濟南換車,張翔同志送我。在濟南下車後,我們到大眾日報的招待所去休息。在街頭,我看見凡是飯鋪門前,都排着很長的隊,人們無聲無息地站在那裡,表情都是冷漠的,無可奈何的。我問張翔:

「那是買什麼?」

「買菜糰子。」張翔笑着,並抱怨說,「你既然看見了,我也就不再瞞你。我事先給你買了一盒點心,你卻拿去送了人。」

中午,張翔到報社,弄來一把掛麵,給我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吃了點什麼。

療養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為我是病人,也沒人對我細說,在青島,我只是看到了一點點。比如說,打麻雀是聽見看見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灘上的,都是美麗嫩小的黃雀。這種鳥,在天津,要花一元錢才能買到一隻,放在籠里養着,現在一片一片地摔死了。大煉鋼鐵,看到醫生們把我住的樓頂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來,去交任務。可是,度荒年,療養院也還能吃到豬雜碎。

半夜裡,我們上了開往無錫的火車,我買的軟臥。

當服務員把我帶進車室的時候,對面一邊的上下鋪,已經有人睡下了,我在這一邊的下鋪,安排我的行李。

對面下鋪,睡的是個外國男人,上面是個中國女人。

外國人有五十來歲,女人也有四十來歲了,臉上擦着粉,並戴着金耳環。

我向來動作很慢,很久,我才關燈睡下了。

對面的燈開了。女人要下來,她先把腳垂下,輕輕點着男人的肚子。我閉上了眼睛。

女人好像是去廁所,回來又是把男人作為階梯,上去了。

我很奇怪,這個男人的肚子,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負荷力和彈性。

男人用英語說:

「他沒有睡着!」

天亮了,那位女人和我談了幾句話,從話中我知道男的是記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機關派來作翻譯的。

男人又在給倚在鋪上的女人上眼藥。不知為什麼,我對這兩位同車的人很厭惡,我發見列車上的服務員,對他們也很厭惡。

離無錫還很遠,我就到車廊里坐着去了。後來張翔告訴我,那女人曾問他,我會不會英語,我雖然用了八年寒窗,學習英語,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忘光了。

張翔把我安排在太湖療養院,又去上海辦了一些事,回來和我告別。我們坐在太湖邊上。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感到特別的空虛和難以忍受的孤獨。

最初,我在附近的山頭轉,在松樹林裡撿些蘑菇,有時也到湖邊釣魚。太湖可以說是移到內地的大海。水面雖然大,魚卻不好釣。有時我就坐在湖邊一塊大平石上,把腿盤起來,閉着眼睛聽太湖的波浪聲。

我的心安靜不下來,煩亂得很。我總是思念青島,我在那裡,住的時間太長了,熟人也多。在那裡我雖然也感到過寂寞,但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可怕。

我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雖然我知道,這並談不上什麼愛情。對我來說,人在青春,才能有愛情,中年以後,有的只是情慾。對那位女孩子來說,也不會是什麼愛情。在我們分別的時候,她只是說:

「到了南方,給我買一件絲綢襯衫寄來吧。」

這當然也是一種情意,但可以從好的方面去解釋,也可以從不大好的方面去解釋。

蛛網淡如煙,蚊蚋赴之;燈光小如豆,飛蛾投之。這可以說是不知或不察。對於我來說,這樣的年紀,陷入這樣的情慾之網,應該及時覺悟和解脫。我把她送我的一張半身照片,還有她給我的一幅手帕,從口袋裡掏出來,撿了一塊石頭,包裹在一起,站在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處拋去。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把所有的煩惱,所有的苦悶,所有的思念糾纏和懺悔的痛苦,統統扔了出去。情意的線,卻不是那麼好一刀兩斷的。夜裡決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變化。斷了的蛛絲,遇到什麼風,可能又吹在一起,銜接上了。

在太湖遇到一位同鄉,他也是從青島轉來的,在鐵路上做政治工作多年。我和他說了在火車上的見聞。他只是笑了笑,沒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書呆子,少見多怪。這位同鄉,看過我寫的小說,他有五個字的評語:「不會寫戀愛。」這和另一位同志的評語:「不會寫戰爭」正好成為一副對聯。

在太湖,幾乎沒有什麼可記的事。院方組織我們去游過蠡園、善卷洞。我自己去過三次梅園,無數次黿頭渚。有時花幾毛錢雇一隻小船,在湖裡胡亂轉。撐船的都是中年婦女。

1984年10月6日下午[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