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隱喻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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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疾病的隱喻》一書收錄了桑塔格兩篇重要論文「作為隱喻的疾病」及「愛滋病及其隱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並批判了諸如結核病、愛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並進而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的過程。文章最初連載於《紐約書評》(1978年)，由於反響巨大，此後數年中兩篇文章被多次集結成冊出版，成為了社會批判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桑塔格1933年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93年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院士。她是當前美國聲名卓著的「新知識分子」，和西蒙・彼伏娃、漢娜・阿倫特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並獲得2003年度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和平獎。
原文摘錄
心態導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療疾病——此類理論，無一例外的透露出人們對於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貧乏。 此外，一種特別現代的偏好是對疾病進行心理方面的解釋，恰如它偏愛對其他任何東西進行心理解釋一樣。心理學解釋似乎為那些人們事實上控制不了或幾乎控制不了的經歷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學解釋瓦解了疾病的「現實」。人們必須對現實進行解釋（它其實意味着什麼，或，它是什麼什麼的象徵，或，它必須如此如此解釋）。對那些活着時候既不接受宗教賦予死亡的那種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東西）是一個自然過程的人磊說，死亡是令人厭惡的神秘之事，是最終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棄掉。心理學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大部分來自它是一種生升華的唯靈論這一事實：以一種世俗的、貌似科學的方式肯定「精神」對物質的優先性。疾病這種無法避免的物質現實可以被賦予一種心理解釋。死亡本身也最終可以被看做一個心理現象。……自佛洛依德和榮格開始，眾多的心理學思想都暗含着這麼一個許諾，即死亡在當今是可以被戰勝的。 至少，有人已作出這樣的許諾，即疾病能夠被戰勝。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變得不那麼真實了——不過，作為補償，它變得更有趣了。在整個現代歷史中，有關疾病的思考都傾向於不斷擴大心理疾病的範疇。事實上，當代文化中對死亡的否棄，部分是因為這種疾病範疇的極大擴展所致。 疾病範疇的擴展，依靠兩種假說。第一種假說認為，每一種對社會常規的偏離都可被看作一種疾病。這樣，如果犯罪行為可被看作是一種疾病的話，那麼，罪犯就不應該遭譴責或懲罰。而是被理解（像醫生理解病人那樣）、被診斷、被治療。第二種假說認為，每一種疾病都可從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來說，疾病被解釋為一個心理事件，好讓患者相信他們之所以患病，是因為他們（無意識的）想患病，而他們可以通過動員自己的意志力來治病；他們可以選擇不死於疾病。這兩種假說互為補充。第... 軍事隱喻越來越融入到對疾病臨床狀況進行描繪的各個方面。疾病被看作時外來微生物的入侵，身體以自身的軍事行動來對付這種入侵
書評
薄伽丘在《十日談》的開頭裡講述了一場可怖的瘟疫，「那場瘟疫來勢特別兇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觸病人就會傳染上，仿佛乾燥或塗過油的東西太靠近火焰就會起燃。」從前看這段，只當是傳奇故事裡大同小異的誇張老套的開場白，又或是開學典禮上強作激情其實冗長乏味的訓導演講，這些文字如同水過鴨背，從我的眼前悄無聲息地滑過。而如今再看這段，那些詞語，卻如芒刺般刺進了心靈。
疫情的第三年，如今的我們，也終於被迫完成了從震驚、恐慌，到平靜、麻木的過渡。病毒以一種頑固且強勢的姿態，嵌入了我們的生活。它如一根神秘的、嗜血的箭，箭頭上沾滿了紫黑色的毒液，隨機挑選出它的犧牲品。我們只能靠着安穩的幻覺生活，直到被下一波病毒擊潰。我們只能如此。那在自我變異中進化、強大的病毒，在我們的想象中，逐漸被人格化，仿佛擁有了一種意志。毒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它就這樣侵入了我們意志的真空，將恐懼與惶悚灌注其中。它是頭號公敵，是罪惡的魔鬼。你看啊，它得意洋洋地站在山巔，將這天下萬國指給我們看：「這一切權柄原是交付給我的。」
「當時死人的事太平常了，正如今天死了一頭山羊誰都不當一回事一樣……如今大難當頭，即使頭腦最簡單的人也知道必須逆來順受，對這場空前浩劫滿不在乎，若無其事。」薄伽丘如此寫道。原本豐富的、複雜的自我一步步被簡單化，我們與帶病的環境的關係，就這樣被降格成了最純粹的順從與屈服。於是我們的心靈也被污染了，悄然發生了變異。我們曾經是完整的大寫的人，是自明的命運共同體，現在卻自我分裂，變成了「我們」與「他們」。是的，我們是我們，健康的我們。而他們是「陽」，是被病毒污染的。「陽」先是諧音成為「羊」，在互聯網的發酵中，又被一個看似無害甚至可愛的表情符🐑來代替。相關的衍生詞也應運而生。原本包含着一系列複雜的、精細的身體管理技術的政治行為就這樣被輕描淡寫地以一個如同兒戲的詞語「捉羊」來指代。源源不斷的詞語被挪用、被借代、被隱喻，我們嘲人，也自嘲，我們以為借着這種人畜無害的文字遊戲與黑色小幽默，就可以消解安全感的不在場，撫慰緊繃的神經，排遣心中的焦慮，隱藏靈魂深處的憂懼。
如果說非人的、無意志的病毒在想象中被賦予了人格，那麼原本真實的、鮮活的人格被看似溫情脈脈實則非人的詞語指代的時候，則毫無疑問意味着一種降格，一種淪喪，一種墮落。我們在恐懼與仇恨中，將可惡的病毒捧上了神壇，我們卻在憐憫與同情中，將無辜的同胞毫不猶豫地降格成了非人。而鮮有人質疑這種可悲的倒錯。殊不知，隱喻的濫用是一種危險的道德催眠藥，它往往帶來心理上的盲視。
我們逐漸習慣在鎮定與平靜中談起越來越頻繁、日常化的「抓羊」行動。我們嘆息，我們哀傷。我們無奈，但我們別無選擇。「羊了就是要被帶走（隔離），有什麼問題嗎？」有人帶着最真誠的困惑，如是談起新聞里被強行帶走的94歲的病者，仿佛只是需要被拔除的智齒，被切除的闌尾。我們悲傷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陷入了隱喻帶來的陷阱。現代文明薰陶出的對人道主義的渴望被證明，在面對曠日持久的「緊急狀態」下的有組織的行動之時，脆弱得不堪一擊。正如詩人荷爾德林所言，「往往是那些善良的願望, 把人類帶入了人間地獄。」我們對靜好歲月與安穩現世的渴望，不但沒有幫助我們樹立起抵抗暴力的屏障，反而滋養了權力肆無忌憚的毛細管作用。在規訓下，我們的心靈如同蠟版被刻入了全新的語意系統，一個詞自動觸發另外一個詞，這其中沒有絲毫疑義，是不證自明的真理。在羊與非羊的二元邏輯里，人的首要屬性不再是國籍、年齡、性別、職業、種族，我們的一切屬性、性情、喜好、習慣都被一併抹平，我們面目模糊，我們要麼是，要麼不是。「作為對象的人已經被簡化為純粹的、無質的規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們的獨特性。」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里如是說。如今，我們以不同顏色被分類，如同流水線商品被打上驕傲或羞恥的質檢標籤。綠色護照是健康王國的自由民通行證，紅色護照是疾病王國的「赤裸生命」標識——在那裡，所有有關監視、觀察、控制的管理實踐都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一道前所未有的人造的河流就這樣橫亘在我們面前，橫亘在人類文明面前，奔騰咆哮，不舍晝夜。塞爾萬說，「絕望與時間能夠銷蝕鋼鐵的鐐銬，但卻無力破壞思想的習慣性結合，而只能使之變得更緊密。」在身體被規訓的同時，我們的心靈也完成了自我規訓。當鐐銬的沉重伴隨太久，我們便會忘記舞姿的輕盈。
因為我們相信唯有強力才能對抗強力，所以我們將身體的控制權心甘情願地讓渡給了看似更強大的想象中的共同體。只因為品嘗過現代文明的甜美與幸福，所以我們越發懼怕失去這一切。重獲秩序與安寧的勝利渴望，誘使我們心甘情願獻上了最寶貴的自由。然而，如同西蒙娜薇依所言，「一旦服從力量的協議，就會失去尊嚴，不論協議的內容何在。」我們先是讓渡了我們的自由，然後讓渡了我們的尊嚴，於是我們失去了自由之時，連靈魂也一併獻上。我們的靈魂在日復一日的自我施暴中發明了全新的愛比克泰德式的自由倫理。我們主動放棄自由意志之外的事物，企圖獲得虛幻的安全感。我們學會了將越來越強的自我管理意識納入「合理的自由」的邊界並希望他人也如此。我們就這樣陷入視角效應的幻象，把合理秩序概念運用在自我中心的周邊，每個人都發明出一套自己定義的標準，任何低於自己標準的，都是憊懶的、怠惰的、應被譴責的。
於是原本是人民公敵的魔鬼，現在仿佛擁有了它在塵世間的代言人。幾乎每個新出現的確診患者都要承受無數的謾罵、質疑、嘲諷。「千里投毒」，在這簡單而冰冷的四個字里，不僅包含着一種傳播病毒的事實確認，更是包含着一種惡意的道德指控。我們義憤填膺地研究着傳播路徑圖，如同嗜血的蒼蠅，企圖從蛛絲馬跡的「反常」里，嗅出「別有居心」的陰謀論氣息。我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我們的同胞，只因為我們內心惶恐，我們要造出一種「一小撮壞人」的流行神話。因為唯有造出一個可攻擊的實在的靶子，才能安撫我們在強權面前因無能帶來的憤怒。在幻想中的戰鬥里，人人皆是勇士，我們以鍵盤為盾牌，以鼠標為利劍，如堂吉訶德大戰着代表邪惡之靈的風車。
我們如同一群不知所措的北極熊，瑟縮於同一塊不斷融化的隨時可能分裂的浮冰之上。裂痕隨時隨地可能出現。它首先將國與國重又分離成孤島，自現代化以來逐漸坍縮化、整合化的地球村重又膨脹、孤立。緊接着，是城市與城市，社區與社區，街道與街道，小區與小區，樓與樓，最後終於在家庭內部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當羸弱的老人被迫離開舒適的臥榻，當稚嫩的孩子被迫離開母親溫暖的懷抱——如同被一層層逐漸剝離的洋蔥，我們被迫彼此疏離，被迫彼此警惕。一切人防備着一切人。我們如同荷馬史詩里的獨眼巨人，蝸居在自己的洞穴里。我們自我棄絕於非文明的時空孤島上，卻還假裝自己是胡桃殼裡的國王。
多麼可悲！一個人如果不能理解災難與運氣的偶然性，也就不能將那些因不幸而有別於自己的人類真正視為同類。我們只能在不斷將人類變為「他者」的過程中獲取虛幻的主體性。
我們以「羊」之名，將「他們」異化，與「他們」疏離、割席，乃至仇視。列維納斯認為，「與他人相處」這種人類存在最基本和無可撼移的特徵首先意味着責任。責任是主體性本質的、主要的、基本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拋棄對他人的責任就意味着拋棄自己的主體性，而輕易放棄自己的道德直覺，只是一種靈魂深處的自我厭棄。
又或許，從來就沒有「他們」，只有「我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