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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鑑（1598-1677年），字元照，一字圓照，號湘碧，又號香庵主，江南太倉人，明末清初畫家，「四王」之一。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出生，崇禎六年（1633年）舉人。後任廉州府知府，世稱「王廉州」。工畫，早年由董其昌親自傳授，董其昌向王鑑表示「學畫唯多仿古人」，「時從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見宋元諸名公墨跡」，與同族王時敏齊名，王時敏曾題王鑑畫云：「廉州畫出入宋元，士氣作家俱備，一時鮮有敵手」。

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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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業將王時敏與董其昌、王鑑、李流芳、楊文驄、張學曾、程嘉燧、卞文瑜和邵彌合稱為「畫中九友」，並作《畫中九友歌》。康熙十六年（1677年）卒。

簡介

王鑑，字玄照，後避清聖祖康熙玄燁的名諱，改字元照，圓照，號湘碧，染香庵主，祖父王世貞（1526年— 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鑑藏家和顯宦，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精古詩文，與李攀龍等並稱「後七子」，為文壇盟主；富收藏，爾雅樓中藏書萬卷，書畫文物無數；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後言》等。父王士驥，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王鑑出身於這樣一個文學世家和官宦門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和藝術薰陶，「締歲即好點染」，他亦自述：「自幼習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學畫是從董源入手的。以後又追蹤巨然和元四家，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時的《仿雲林山水軸》和天啟元年（1621年）擬巨然的《山水圖》，可證其最早的畫學淵藪。

生平

王鑑於崇禎六年（1633年）三十六歲時中舉人，三十八歲以祖蔭任左府都事，進而出仕廣東廉州太守，「時粵中開一米，鑒力請上台得罷。」他以剛正態度力罷開礦惡政，卻險遭牢獄殺身之禍，二年後即罷歸。至四十歲，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終止，與王時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濟天下」的官員變為「獨善其身」的文人。其間，他亦傾心於繪畫，如自述所言：「餘生平無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輩與年長六歲的王時敏相交，故早年畫法甚受時敏影響。 崇禎九年（1636年） 結識董其昌，得以見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吳鎮《關山秋霽圖軸》等名跡，雖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繪畫理論和創作實踐對王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時，王鑑還與楊文馳、程嘉燧、張學曾、卞文瑜、邵彌、李流芳等文人畫家來往，吳偉業曾作「畫中九友歌」以贊諸人之交誼和畫藝。四十歲以後，王鑑即專心於繪事，「盡力畫苑」，成為專業的文人畫家。罷官歸里不久，畫名已遠布四方，如崇禎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圖軸》（上海博物館藏），王時敏題跋即云：「玄照畫道獨步海內，展作紛紛，不無魚目混珠之嘆。」

崇禎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黃公望山水軸》（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王時敏又題曰：「玄照此圖，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級法出入董、巨。……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展現不覺下拜，遂欲焚硯矣。」王時敏在董公謝世後已成為畫壇領袖，他卻對王鑑讚賞有加，譽為「獨步海內」、「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並有「遂欲焚硯矣」之嘆，可想見王鑑當時的盛譽。

事實上，王鑑歸里後四十年內，由於主客觀條件的不同，確實較之王時敏在畫藝上更加專志潛心和勤奮刻苦，在藝術功力上亦更勝一籌。王時敏之子王撰在比較其父與王鑑的生活景況時就說：「先世以世務牽制，晚年愁冗紛集，兼多向平之累，興會所至，時一渲染，未逞朝夕從事於斯。而湘翁則蕭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餘力專意盤稽。」指出王時敏因家務繁冗，生有八子數女，婚嫁負擔沉重，故無暇朝夕作一間，而王鑑妻子早逝，也未續娶，可能亦無兒女，雖晚景孤寂，卻能全身心投入藝事，這無疑是很不相同的兩種客觀環境和條件。其次，兩人的思想狀態似乎也有所區別，明亡後二王都選擇了明哲保身、退隱林下的道路， 既不當抗清復明的志士，也不屬入仕新朝的貳臣，而成為以畫自遣的遺民畫家。但是，王時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舉，內心常自嘲自責：「偷生稱隱逸，慚愧北山靈。」王鑑則無此明顯失節行為，呈正常的遺民心態，如吳偉業贈詩所曰：「布衣懶自入侯門，手跡流傳姓氏存。聞道相公談翰墨，向人慾仿趙王孫。」實際上在明亡之前，睢陽袁樞的名氣更大一些，其畫業最受董其昌、王鐸的推重。滿清定鼎，曾經備兵睢陽道的袁樞秉承父志，憂鬱絕食數日而死，與其父親袁可立一樣，作品遭到滿清「文字獄」禁毀，傳世者無多，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的有其《平泉十石圖》。

王鑑出生於書香門第，為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貞曾孫，家藏古今名跡甚富，豐富的家藏，為王鑑學習臨摹歷代名畫真跡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摹古工力很深，筆法非凡，擅長山水。與王時敏、王翬、王原祁、惲壽平、吳歷齊名，並稱四王吳惲或清初六家，成為畫壇正宗。為「清初六家」之一。 與明末北方著名書畫收藏家睢陽袁樞（袁可立子）交從甚密，袁以收藏董源、巨然作品為最，王鑑從中受益者頗多，書畫往來相互題贈。王鑑《仿巨然真跡圖》：「董宗伯所藏巨然真跡，今歸袁環中（袁樞）使君，昨在其署中出此相示。」

王鑑和王時敏、袁樞一樣，早年曾經得到過董其昌的親自傳授，他一生的畫業就是沿着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發展，繼續揣摩董源、巨然、吳鎮、黃公望等諸多前輩大家的筆意，仿古吸收並轉化古人的筆墨結構，形成了自己豐富的山水畫語言。

王鑑畫的坡石取法黃公望，點苔學吳鎮，用墨學倪瓚。尤其是他的青綠設色山水畫，縝密秀潤，嫵媚明朗，綜合了沈周、文徵明清潤明潔的畫風，清雅的書卷氣躍然紙上，歷來為後人所稱道。擅長山水，遠法董（源）、巨（然），近宗王蒙、黃公望。運筆出鋒，用墨濃潤，樹木叢郁，後壑深邃，皴法爽朗空靈，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長。間作青綠重色，亦能妍麗融洽。信雲林山水意極綿密。仿山樵山水，仿趙大年《春景》沒骨山水、仿洪谷子設色山水，疏密奇正，純以篆法寫輪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圖》、《仿黃公望煙浮遠岫圖》、摹沈石田山水、仿董源《秋山圖》仿范華設色山水、仿巨然山水，骨重氣輕。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獨創，並具有濃厚的復古思想和形式主義畫風。

作品

代表作有《長松仙館圖》、《仿巨然山水》、《仿王蒙秋山圖》等。著有《染香庵集》、《染香庵畫跋》等。傳世畫跡有《虞山十景圖》、《夢境圖》等。

晚年

王鑑是清初正統派的領袖之一 ，與王時敏、王翬、王原祁並稱「清初四王」；增添吳歷、惲壽平兩人，又統稱「四王吳惲」，亦與王時敏、王原祁同歸「婁東派」。他在當時聲名煌赫，影響頗大，但由於其生平事跡記載多有缺略，藝術上又與並稱「前二王」的王時敏淵源相近，風格亦頗多共同點。因此，對王鑑的個案研究殊為缺乏，往往是在論述王時敏時順便談及，視「二王」為一體，乃至有學者認為：「和王時敏同時代的王鑑，作品之間經常類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對利眼，就無法區分它們的地步。」其實，王鑑與王時敏雖處於同一歷史時期，但生活經歷並不相同，畫學道路也有所區別；雖同受董其昌繪畫思想影響，崇尚以「南宗」為主的傳統，但範圍和重點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筆墨風格亦相迥異；雖同屬「婁東派」，但王鑑對「虞山派」的王葷更有直接影響，吳歷也受過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後學津梁」之譽，其影響與作用自與王時敏有別。因此，具體而微地梳理王鑑的生活經歷和畫學道路，師承範圍和筆墨風格，以及在畫壇的影響和地位，並將「二王」聯繫起來對照剖析，當能揭示出王鑑藝術自具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 給予其獨立的準確的歷史定位。

在晚明的亂世中，既不能「兼濟天下」，就只好「獨善其身」。即使在數年後多鐸率清軍攻破常州、無錫、蘇州等城之後，他也沒有迎降清軍，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繼續繪事。他的繪畫卻因此受益，身為明朝遺老，無處宣洩的亡國之恨令他在故紙堆里尋找寄託，而大量臨摹古畫，不僅夯實了他的傳統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遺老的民族情結。所以，他「從董巨入手廣泛吸收北宋范寬、江貫道以至五代荊浩、關同等，南宗北宗，無所不學，打下深厚的基礎，進而優遊於元四家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間?」（蔡星儀《王鑑藝術論》），他的多數「仿」、「摹」、「橅」、「擬」作品就是這一時期留下的，他也因此與王時敏一起並列清「四王吳惲」之首，在美術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鑑藝術天賦極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麼原因驅使他畫下這本冊頁的：丹青一派，自吳中文沈、華亭董宗伯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惟吾婁太原喬梓、延陵伯仲得傳正脈，予每見其所作，即欲焚棄筆硯。但習氣未除，見案頭箋素便塗抹滿紙，知不免為法眼捧腹，右古十幀，不敢求形似也。丙申冬十二月王鑑識。 這是冊頁最後王鑑自題的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