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百科歡迎當事人提供第一手真實資料,洗刷冤屈,終結網路霸凌。

王葆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前往: 導覽搜尋
王葆心

來源網頁

王葆心,男,湖北羅田人。

1867年,生於湖北羅田大河岸古樓沖的一戶耕讀之家;早年曾受教於武昌經心書院、兩湖書院;1903年鄉試中舉,被薦調入京,曾任學部主事、禮學館纂修等職;民國時期,歷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師範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

1944年,在羅田病卒,時年77歲。

其編著的《古文辭通義》是學習、創作、研究古代散文的入門書,在民國初年已出版,影響廣泛,其方志學集大成之作《方志學發微》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生平簡介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薌(xiāng),號晦堂,湖北省羅田縣人。幼入黃州經心書院,熟讀四書五經,通曉古文史籍,成績十分優秀。十八歲參加府考以經學第一名得中秀才。

1890年張之洞在武昌創建兩湖書院,選調「才識出群、志行不苟」秀才入學,湖南湖北各百名,學制五年。王葆心參加應試被錄取。兩湖書院師資力量雄厚,聘請名賢擔任教席,其中不乏清末進士、著名學者,如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廣東番禺人,光緒進士,與辜鴻銘同為張之洞幕府六君子成員,並一同參與湖北自強學堂籌創工作,時任兩湖書院山長(院長);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號鄰蘇老人,湖北宜昌人,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代表作《日本訪書志》、《湖北金石志》等馳名中外;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進士,博古通今,以「碩學通儒」蜚聲華夏。曾語辜鴻銘「你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得讀二十年中國書!」十年後二人成莫逆之交,沈受聘兩湖書院文科教習;華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蘇無錫人,清末數學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少時酷愛數學,博覽當時各種數學書籍,著述頗豐,如《行素軒算稿》(1882)、《算法須知》(1887)、《西算初階》(1896)等, 1892年受聘為兩湖書院理科教習。當時以梁、楊、沈、華為代表的大批專家學者擔任兩湖書院文理教習,使學堂教學以高質量聞名遐邇。王葆心受名師教誨,學業日增月進,無論經史子集,諸子百家,二十四史,國學古典,無不廣泛涉獵、反覆研習,直至瞭然於胸,不覺成長為沈曾植大師一位嫡傳高足、貫通儒學青年學者。

王葆心畢業後,受漢陽晴川書院特聘榮任山長(院長),在任期間悉心講經傳道、恪盡職守。並繼續鑽研儒學典籍,學業不斷提升。他胸有成竹、靜待大考。1903年(晴川書院更名漢陽府中學堂)癸卯科鄉試(秋闈)——此即中國歷史上末次科考——不出所料,王葆心以第三名高中舉人,並於次年會試(春闈)又以第一名折桂——會元,於「進士及第」僅一紙之隔,卓越才華盡顯。

不久,王葆心調京都擔任圖書館編纂,後任學部主事,編撰《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將宋明末季楚東人民不畏強暴、抗拒侵略的壯烈故事,撰寫成一部情節生動的歷史畫卷,宣揚民族氣節,鼓舞人民抵禦外侮。他從事文史編撰十八年,學術造詣日深。

1922年王葆心南旋,受聘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這年武昌高師首招女生,男女同校、混合編班,開湖北教育風氣之先。次年學校更名國立武昌師範大學,聘請「湖北三才子之一」黃福、國學大儒王葆心擔任國文教授、黃際遇任數學教授、紀育灃為化學教授、薛德焴為動物學教授、張珽為植物學教授、李漢俊為社會學教授、李履冰為地質學教授等。其中黃際遇、張珽都是武昌高師的元老。紀育灃、薛德焴、李履冰皆留學歸國的學者。這年「湖北國學館」在武昌設立,特聘請王葆心兼任國學館館長。1926年秋,國立武昌大學(又稱國立第二中山大學)成立,鄧演達、董必武、郭沫若等任籌委,繼續聘請王葆心擔任國文系教授。

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劉賾(zé)、蘇雪林、馮沅君、葉聖陶、王葆心、徐天閔、譚戒甫、高亨和劉永濟(稍後到校)等一批著名學者被聘請擔任文學院教授,其中王葆心為諸賢中最年長者。1932年,適逢社會賢達倡議修復黃鶴樓,敦請王葆心撰寫《重修武昌黃鶴樓募資啟》,行文三千,音韻鏗鏘,對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氣磅礴,當時各報紛紛登載、宣傳報道,一時間「重建黃鶴樓」熱潮驟然興起。後因洪災等故,經濟拮据,以致重修擱置,一擱便是五十年。

王葆心治史撰志極其嚴謹,他廣泛搜集、博覽各類志書1400餘卷,將其所載內容同有關歷史地理資料逐條查對考證:「辨抄襲、證謬誤、審體例、尋因革」,找出其中相互聯繫的來龍去脈,去偽存真,還歷史本來面目,字斟句酌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條儀》,成為湖北修志之指導方案。這部「條儀」構成其《方志學發微》第一卷。他認真將浩瀚史志文獻資料加以梳理、考證,摘其要,紀史實。15年最終完成50萬字《方志學發微》。一經問世,立即為方志學界廣泛關注,「王氏此項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來史志學者所未曾做的工作」,是「舊時代方志遺產的總結,新時代方志革新的先驅」。公認為「集方志學之大成」、我國方志學著作之冠。

作為古文學教育家,王葆心在清政府廢止科舉制度後就撰寫了一部《高等文學講義》,次年即被「學部審定作為中學以上各種學堂參考書」。教材一經問世,不僅為「分科大學 文科諸 君多輾轉購求」用作教材,且一些古文專家對其讚美有嘉,翻譯家林紓予以崇高評價「近百年中無此作」。後來王葆心又對原書做大幅重訂補充,改名《古文辭通義》於1916年再版,他任教武大時即以本書為教材。

1938年日軍迫近武漢,王葆心攜帶書笈6萬餘卷回故鄉羅田,隱居家鄉繼續研究方志史學,自得其樂,悄然就任羅田縣縣誌館長,一方面主持纂述《重修羅田縣誌》,同時又撰寫《發揮初期異同薈箋》等著作。1944年王葆心在家鄉病逝,享年77歲。


學術貢獻

王葆心一生著書立說,涉及研究領域頗為廣泛,但其晚年,在方志學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遺著達170餘種。除已刊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再續漢口叢談》,未刊者有《方志學發微》、《增補修志通則》、《採訪志書條例》、《天完志略》、《江漢獻征錄》、《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餘種。

史志不分家。王葆心對中國史學的貢獻也有目共睹。中國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實錄》,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這部革命史時,他在史學方面提出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即摒棄了「以君主一人為體,統領歷史」的陳腐觀念,提出了以「一大群人活動」為中心,「以民人全體為本紀之主體」、「以民權代君權」的修纂理論,主張「革命史應為生人立傳」。還認為「政治既有更張,文籍隨世遞交」,即使被立傳的人「日後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過去之陳跡初無改變。」這些是他對歷史編纂學的卓越貢獻,時至今日仍有積極的意義。

後世影響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1886—1975,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王葆心同鄉、忘年之交)曾多次指示有關方面搜集、整理和出版王葆心遺著。已出版:《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續漢口叢談》、《重修湖北通志條儀》、《歷朝經學變遷史》、《經學研究前後編》、《中國教育史》、《古文辭通義》等20餘種。待出版:《方志學發微》、《增補修志通則》、《採訪志書條例》、《天完志略》、《江漢獻征錄》、《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餘種。目前《王葆心傳》,葉賢恩著,已由崇文書局、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出版發行。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為重修王葆心墓,湖北省文史研究館為其撰文立碑紀念,董必武親筆題「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以志墓門,後人在墓前寫下《謁王葆心墓》詩文:一抔黃土草萋萋,碑壁寒傖香火稀。誰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寶國君師。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為「嘉其學行」,重修王葆心墓。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親筆題下了「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二語,以表墓門,湖北省文史研究館為其撰文立碑紀念。

評價

除了董必武評價的「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之外,張春霆稱王葆心是「集方志學之大成」的學者;聞惕生稱其作品為「舊時代方志遺產的總結,新時代方志革新的萌芽」;國民政府(重慶)在1944年如是評價王葆心: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純篤,學術淵深。早年從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發民族思想。民國後,屢經患難,艱貞自矢,志節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書達數百卷,實足矜式士林,有功來學。茲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褒揚,並將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國史館,用示政府彰聞耆賢之至意。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為「嘉其學行」,重修王葆心墓塋時,董必武又以舊聯題寫墓門,以為旌表。並多次指示湖北有關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遺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護下,其大量珍貴著作的手稿,幾經輾轉,最後被湖北省博物館珍藏。1959年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談地方志並強調各縣都要修縣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王葆心曾與甘鵬雲、傅岳棻、盧木齋、張國淦等耆宿動議編修《湖北文征》,進行地方文化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後因抗日戰爭而中斷。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議下,終於啟動《湖北文征》的工作,於1964年由湖北省文史館完成編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