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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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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地理學家、文化地理學家和地理教育家

王恩涌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文化地理學家和地理教育家。1927年11月6日，王先生出生於安徽鳳陽縣臨淮關鎮，1948年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畢業，1949年考取清華大學，進入地學系地理組學習。1952年，因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自然地理專業。1953年初畢業後留系工作，全力從事北大地理系的建設與管理。曾擔任系秘書、助理、副系主任。上世紀80年代中期轉入教學工作，從事人文地理教學與研究，直至1994年退休。他曾擔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國家地理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人文地理"副主編等職。他原從事植物地理的教學，後轉向文化地理，開設了文化地理與政治地理課，介紹了西方的人文地理思想，推動了我國人文地理教育新發展。王先生所寫的《文化地理學導論》與主編的《人文地理學》分別獲得國家教育委員會與教育部的教學成果二等獎與優秀教材一等獎。王先生研究面廣，涉及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區域發展、歷史地理、城市建設、旅遊規劃等。他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地理系的領導，對系的建設與革新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不僅關心大學地理教育，也關心地理知識的大眾化。為此，他在退休以後，一直筆耕不息，寫出大量的文化地理方面的科普文章。目前，王恩涌先生已近九十歲高齡，完成《東西文明差異的地理分析》一書是他的最大夙願。

結緣植物地理學

1927年，王恩湧出生在安徽鳳陽縣臨淮關。該鎮在歷史上是軍事和交通要地，也是安徽的歷史名鎮。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王恩涌的成長也極富時代色彩。

在抗日戰爭的紛飛戰火中，為離開日本的占領區，王恩涌背着行李，步行幾百里輾轉到安徽金家寨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來到南京讀高中。1949年作為解放後的第一批學生考入清華大學地學系地理組。當時，地理系組一共只有四位老師，一教授，兩講師，一助教，一共16個學生。當年入學的新生僅3人。清華是個工科學生占多數的大學。當時工科學生學好技術參加祖國建設的氛圍相當濃厚。在這種學習氛圍中，王恩涌總是思考，自己如何學好地理去為祖國建設服務。同時，在學習了一些自然地理的理論後，他覺得，與物理、化學等學科相比，地理學在理論方面還是有較大差距的。

1951年5月，地理系林超先生邀請他的老朋友——植物地理學家侯學煜來清華地學系作報告，介紹植物生態學和植物地理學。侯先生的報告以實例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植物個體與群體的空間分布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及這門學科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這引起了王恩涌學習植物地理的興趣。為此，他專門寫信給侯先生，表達他的願望，希望得到侯先生的指點。侯先生的回信，使王恩涌滿心歡喜。一天傍晚，他從清華步行到西直門內的侯先生家，帶着許多問題請教侯先生。侯先生告訴他，學植物地理學需要學化學、植物學、土壤學以及植物生態學、植物分類學等綜合知識。臨別時，侯先生還借給他幾本參考書，勉勵他好好學習。

回學校後，王恩涌就聯繫了幾位對植物地理學感興趣的系內同學向系裡提出請侯先生來清華講授植物地理課。這樣，王恩涌與幾位同學一方面聽侯先生講課，同時又利用選課的機會選學了一些與植物地理相關的課程。侯先生也創造機會給這幾位學生提供野外實習與工作實踐的機會。

建設北大地理系

1952年，由於全國高校進行調整，原清華的地理組合併到北大地質地理系。這時，北大各系都是按照前蘇聯莫斯科大學作樣榜設計學科的教學方案。莫斯科大學地理系自然地理專業不但有物理、化學、高等數學等自然科學與自然地理學方面雄厚的基礎，還開設了該學科中的一些新領域，如植物地理、土壤地理、綜合自然地理、極地地理作為門組。在北大，植物地理因有侯先生支持而列入方案，但其他門組卻因為缺乏教師而空缺。

1953年春，王恩涌提前畢業留系參與教學與行政管理工作。當時，為實現北大地理方向在專業的建設上能達到前蘇聯莫斯科大學標準的目標，高教部分配了一些相關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到北大。為了實現新的教學方案，開設高質量的新課程，王恩涌與新來的畢業生一起集中學習俄文，翻譯前蘇聯地理方面新的發展方向的教科書與專著。另外，還派一些青年教師到相關學科去進修，爭取按時開設教學計劃中所列出的課程。

當時，王恩涌與系內的青年教師們統一住在全齋的集體宿舍。每到周末，大家就聚集在一起交流自己學的新知識和新體會，對地理學的理論與教學等問題發表各種意見。交流與討論中往往是爭論不休。王恩涌回憶，這種「宿舍討論」對當時地理系的建設與新教學計劃的實施有很重要的作用。

到五十年代後期，北大的地理系已從只有一個自然地理專業發展到自然地理專業、地貌專業和經濟地理專業三專業並列。在自然地理專業內也建立了以植物群落學為基礎的植物地理學，以景觀地球化學為基礎的土壤地理學和以景觀學為基礎的綜合自然地理學三個專門組。北大自然地理專業建成三個專門組不僅率先培養出我國在這方面新的地理人才，填補了我國地理學的缺口，還加強了大學地理教育的科學基礎，提高了理論水平，也提高了北大地理系在全國的地位。

創辦環境地理專業

前蘇聯地理專業培養的目標是學者，因此學校大多側重對學生的培養，而很少關心學生的出路問題。在50年代和60年代，北大學生多分到國家相關部門與大、中學校。1959級北大自然地理專業在畢業時候全班20多人全部分配到陝西某地的水土保持部門。這對學生學習地理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為此，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寫大字報要「砸爛地理系」，稱學習地理是「浪費青春」。

北大從1971年開始，由停課鬧革命轉向複課。因此，學校多專業遂開始接收「上山下鄉」參加勞動鍛煉的中學生中經推選送到各專業學習的學生。到1972年，北大各專業都已恢復教學，只有地理系各專業仍沒有恢復招生的跡象。校教改組在此時任命從江西「五七幹校」調回北大的王恩涌任地理系教改組組長。同時，學校教改組也表示：地理系專業只有找到國家有關部門能夠穩定接收地理系畢業生的條件下才能招生複課。王恩涌聽完後非常着急。他先是去各有關部門了解情況，結果卻不甚理想，有的部門雖然對地理系的畢業生有需求但能接收的數量非常少。後來，他又去中科院的地理所了解情況，但也沒有找到更廣闊的出路。

恰在此時，他在中科院偶然碰到了仍處於「靠邊站」的原地理所所長黃秉維。從他那裡了解到中科院院長竺可楨先生曾經表示，希望北大地理系可以培養環境方面的人才。黃秉維還告訴王恩涌，美國各州市為解決環境問題都設立了環保局，僱傭了大量人員。王恩涌根據從60年代世界上的環境污染方面的形勢與我國的現實出發，也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機遇。

回到學校，王恩涌和系裡有關的老師商量後，遂向學校提出將自然地理專業轉向環境保護方面，以植物地理與景觀地球為基礎，以生態和水污染為重點。在得到學校的批准後，王恩涌就動員教員們通過各種途徑收集相關信息，提出新專業課程方案與環境課程內容。經過一年的準備，1973年，北大自然地理專業開始以環境保護方向招收恢復招生後的第一批學生。

借自然地理專業成功轉向的經驗，王恩涌又與系裡相關的教員商定將地貌專業與經濟地理專業轉向地理信息系統和城市規劃。三個專業的轉向吸引了大批學生，報名熱情高漲，同時，也對全國地理系由原來理論性的專業轉向應用，由冷門轉向熱門，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引入人文地理思想

「文化大革命」後，王恩涌得到平反，回到地理系從事黨政工作。當時，他一面主持系內的工作，另一方面以自己翻譯的一本《河流污染的科學分析》為參考，與師生一起對黃河蘭州段等地的環境污染進行調查和研究。此時，王恩涌接到通知，學校打算派他出國進修。王恩涌考慮自己已年近60快要退休，自己又長期從事行政工作，參與科研的時間較少，加之英語也不是很好，遂向學校提出將機會給年輕的同志。在學校堅持下，王恩涌於1983年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學習之路。

由於我國地理學深受前蘇聯的影響，50年代時候，因為前蘇聯認為西方人文地理學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屬於「反動的學科」，我國大學地理系既無人教授也無人學習這門課程。但在西方，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是平分天下的。王恩涌非常希望能在加拿大了解人文地理學的相關情況。在課程的學習中，他初步了解到人文地理學是研究社會上各種人文現象的時空變化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即關注這方面的「人地關係」。這引發他想用這種思想方法去破解自己頭腦中的一個謎——即東西文明差異的因緣。

1984年回國後，由於工作調動，王恩涌有了較多的空餘時間，他將自己感興趣的一本人文地理教科書翻譯成了中文。他想將譯稿送給別人，希望有人能開設這門很有價值的課。在尋覓無果的情況下，在其他人的推動下，王恩涌將自己的專業方向由環境地理轉向全新的人文地理。他先在北大昌平分校一面學習一面試教。由於該課程引起了學生極大的興趣，他又把這門課搬到了北大本部的地理系。後來，又通過通選課在全校推廣。同時，由於教材的出版，推動了全國地理系普遍開設人文地理課並將其列為相關專業學生的必修課，促進了人文地理的復興。

這時候，王恩涌已經年過六旬。進入90年代後，他又以自己從閱讀《參考消息》學來的知識開設了新課「政治地理」。

退休後，為了普及「人地關係」思想，讓人們更多地了解人文地理，王恩涌選擇那些讓人感興趣的主題，撰寫了科普短文集《王恩涌文化地理隨筆》。除了以地理學知識闡釋大國的興衰和中國建都的很多問題外，王恩涌還從地理角度解說了歐亞飲食禁忌的「歐亞大陸的文化四邊形」，論證大禹治水神話中的「大禹治水真有其事」等。

目前，王恩涌已86歲高齡。完成對東西文明差異的地理分析一書，這是他的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