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是文化的產品(駱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每個人都是文化的產品》是中國當代作家駱勇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每個人都是文化的產品
一、是文化還是媚俗
運河堤上，深桔黃的陽光，朦朧，隱藏生機的欲望；柔和，煥發城市的包容。散步的男女，少了黃昏下暗黑覆蓋的啅噪，悠遠，安靜，即便有私下昵語，也是喁喁細軟，生怕驚擾冬日普照的秩序，只是拉長淡灰的身影，漫過尚未成型的青綠低矮高山榕，灑下一絲灰青，增添一絲靈性，滋生絲絲歷寒而韌的希望，描繪着天人合一的願景。
風是輕軟的，也會偶爾嬉戲，抵不過堤坡下銀杏金黃的誘惑，展示頑皮的天性，挾裹着男女的身影，漫延……此時的銀杏樹，配合風的率真，開始任性、灑脫，展示着萬物通靈的野性，恣意地揮霍身體，撕碎了銀裝，裹住了枯草那頹廢卻仍瀰漫情慾的目光，催生漫步人的視覺貪念，體驗「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霸氣。
唯有那株修長的高山榕，獨自面對歲月的洗滌，嫻靜，優雅，淡定地目注風和銀杏的戲耍，洽淡地吸收冬日光的精華，溫暖的微笑，化作漣漪的波紋，塑造着氣生根的不同姿態，相互交織，相互依偎，遠若盤虬臥龍，近若小鳥戲頭，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那鸚鵡頭型，慵懶地倚靠在樹杆上，仰望青翠的傘蓋，月牙的眼白，裹着黑亮的眼珠，在冬日光下，散發出詭秘的光折。美，只是留給世人發現。
一對年近八十的老年夫妻，發現了高山榕的靜美。老爺子欣喜地從老伴手中接過背包，掏出攝影機，顫悠悠地探向高山榕，盤腿斜坐在堤坡的草坪上，擇選着不同的角度，矯捷地按下快門，瘦削而膚色健康的臉上，露出歡趣的笑容。老伴是寧靜的，輕鬆的姿勢，站立在堤上。目光專注，欣賞，深情，鼓勵，與冬日陽光融合溫情，罩着老爺子的身影，傳遞溫馨，感染着路人。
一位少女，天生瓷娃娃氣質，目光聰慧，與風景交融，散發出天然的靈性。舉着攝影機，活潑地攝下滿意的作品。當眼光掃向那位專注的老爺子時，露出了甜甜的笑容，感動，唯美。她半蹲在運河堤上，焦距對準了老爺子，也對準了那棵高山榕，她的眼裡只有老爺子，老爺子眼裡只有高山榕……
那位少女沒有驚動那對老年夫妻，灑下了一片感動、感謝的目光，輕輕地離開了。留下了輕軟的後影，也留下了一幅冬日陽光環抱的持續溫暖的畫面。
一個星期以後，我漫步在三峽大學校園，在半青半黃的銀杏樹下，有幸看到了2017年校園攝影大賽展板，那幅獲取第一名的作品，熟悉而溫馨，震撼心靈：半灰半青的草坪；深褐色的衣服和頭帽包裹的老爺子，專注的神情，透出絲絲童趣；瘦陷的臉腮，掩蓋着滄桑；倒垂的榕須，環抱嬉戲的鸚鵡頭型；不遠處的堤坡下，漫延着金黃銀杏葉的恣意……一切與光、與歲月相關的美好名詞油然而生……
在攝影作品的下面，加附着一張小小的紙片，我看到了那位少女的照片和名字：善。她那甜甜的笑容和清澈的目光，在金黃的銀杏樹葉反光下，我看到了深邃……
二、身邊的文化生態
少女善在運河堤上，把一個近八十歲的老爺子自娛攝影的畫面，攝成作品，在沒有告知老爺子的前提下，參加校展，獲得第一名。這是日常文化生活生態，我把它寫成《是文化還是媚俗》的小故事，大多數文友不贊同這個標題，就散文寫作而言，絕對文不對題。
任何一種行為，每一個行業，都潛隱着自己的文化內涵。承載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學，也傳承自身文化之根，既包括內容創作，也包括歷史沉澱的寫作規範，「化」成作家內心自覺覺醒的修養，我把這種規範稱為「寫作文化」，即使創新，也應遵循文化自身所載的約束力，日常生活行為，亦是如此。
作家梁曉聲曾講過他在法國想超車的故事：狹窄的道路上，前面旅行車碾起的塵土，因為風雨，弄髒了自己的車窗，他請法國司機超車，司機卻說：「在這樣的路上超車是不禮貌的。」正說着，前面的車停了下來，下來一位先生，讓他們先過去，理由是：「一路上，我們的車始終在前面，這不公平!車上還有我的兩個女兒，我不能讓她們感覺這是理所當然的。」且不說讓車的先生如何文明，也不說我們自己曾經多少次在擁擠的道路上見縫插針地超車，甚至因此發生爭吵鬥毆，單就讓車先生不想讓女兒培養出理所當然的感覺的行為，不得不讓梁曉聲羞愧，不得不尊重那位讓車先生。
文化究竟是什麼？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泰勒，最早把文化作為專門術語來使用，他在《原始文化》中將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裡所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隨着人類學研究的不斷創新，有關文化的定義層出不窮，截止目前至少有兩百多種。在美國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里，文化是使用各種符號來表達的一套世代相傳的概念,人們藉助這些符號可以交流、延續並發展他們有關生活知識和對待生活的態度。美國拉爾夫·林頓說：文化是指任何社會的全部生活方式。
少女善和法國讓車先生依據內心修養所展示的行為，存在一定差異。文化是中性詞，向外從他，即是文明、修養；向內從己，既是野蠻、媚俗。
就肖像權而言，也有文化沉澱，但在我國，仍是一個爭議概念。《民法》把「以營利為目的」視為侵犯肖像權的必要條件；法國和意大利的法律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意，肖像不得展覽、複製或出售；英美法系則需要當事人之間有委託約定合同。在我國實踐中，《民法》雖未修改，但在民間裡，這種合約方式已經逐漸成為自覺的行為，也算人文化成的一種進步。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儘管大眾眼下的偷拍算不算隱私仍沒定論，但從行為文化層面看，少女善還缺乏根植於內心的修養認知，即個體文化缺陷。
三、人文化成的文化
一直以為，我國才是表達出「文化」這個現代詞意的鼻祖。「文化」一詞，雖然最早源於拉丁文cultura，但其原意是農耕及對植物的培育，直到15世紀以後，才逐漸擴展到對人的品德、能力等方面的培養，具有了「教化」的涵義。我國在戰國以前，文與化分開使用。戰國末年編輯的《易·賁卦·彖傳》說：「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滲入國人骨髓。及至西漢，劉向在《說苑·指武》中將「文化」二字合用:「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南朝梁的蕭統在《文選·補之詩》說「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辭海》對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上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但國人文學者在文化的實用性探討上，重點立足「化」字，更多地體現活動創造所引出的指義。無論時代無何進步，這種指義始終逃脫不掉傳統道德的評判，在既定的「人文化成」的思想體系下，不敢越雷池一步，採用時間劃分法，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或近代文化的分界中游弋，並傾向於傳統文化的世代相傳。
2009年4月7日始，人民網主辦了一個「文化講壇」活動，到2010年12月22日止，一共十五講。不同的視覺，給予人不同的體悟。余秋雨強調現代中華文化做「減法」，要不斷地遞減謀術文化、民粹文化、復古文化和區域文化，適當增加大道文化、理性文化、創新文化和整體文化。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在談大國崛起的文化準備時，強調「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縱觀文化十五講，大多集中於某一個層面，或者渲染在傳統文化的狂歡之中，缺乏系統性地闡釋。
作家梁曉聲說到文化二字時，時常深感憂傷。他用四句話概括文化的理解：植根於內心的修養；無需他人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他人着想的善良。在「文化講壇」第六講中，描述我國文化現狀有一個空白，即「可以化到人心去」的文化地帶。2015年，他在紹興文理學院演講時，提出了「我國文化需要補課」的觀點，需要補上經濟、科技、法律課。從這個層面講，梁曉聲的文化內涵視野，開始向「人文化成」更遙遠的方向邁進。
百度百科對文化的描述深受國人歡迎：「廣泛的知識並將之活學活用與根植內心的修養。」我卻不敢苟同，一方面局限於我國式文化的道德層面，另一方面無限放大文化內涵，「知識」一詞，至今尚無明確邊界，再加上「廣泛」一詞，更是難予把握。
白岩松對單個人的文化給予了平民化的解讀： 「一個人有沒有文化，並非看他的學歷有多高。有學歷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沒學歷的人，不一定沒文化。」我突然想到《文化的解釋》中的一句話：每一個人，毫無例外的都是文化的作品。「文化」應該是一個放之於人類並能覺知的概念。
四、文化的盲從轉向
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國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於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尋根文學」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因大多數作家的視野，局限於鄉厘傷痕、城市反思，忽視文化的民族特性、交流和發展本質，最終未能光大。
1981年，企業文化概念在美國提出。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教授泰倫斯·迪爾和麥肯錫諮詢公司顧問艾倫·肯尼迪，出版了《企業文化--企業生存的習俗和禮儀》，成為論述企業文化的經典之作。與此同時，也刺激了我國經濟及文化學者、企業家們的神經，開啟了文化尋根之旅，他們從《易經》、《道德經》、《論語》等歷史文化經典中，總結管理之經、經營之道，企業及企業家文化點燃長遠生存的星火，儘管相比ＧＤＰ、業績微不足道，但燎原之勢初成。
2006年，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標誌着6大類別的我國傳統優秀文化走向前台，它不僅指引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傳承，也豐富了娛樂文化的內涵，越來越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旅遊產業的平台，一股文化清澈，將經典的民間傳統文化呈現，影響着現代國人的文化視野。
然而，「尋根文學」、企業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終究抵不過現實生活中最能打動人心的娛樂大眾化。娛樂文化是人類文明形式的重要補充，古已有之，主要體現為遊戲，我國傳統遊戲中最有代表性的有：閨閣遊戲，如盪鞦韆、踢毽子；士人遊戲，如鬥茶、酒令；角遊戲，如鬥牛、拔河；博弈遊戲，如鬥蟋蟀、打麻將；禽獸遊戲，如戲鼠、耍猴；節令遊戲，如耍龍燈、放風箏……現在，戶外運動正在成為新興的遊樂活動，登山、攀岩、蹦極、漂流、滑雪、潛水、越野、溯溪等以其挑戰性和刺激性得到許多人的青睞……
娛樂於人，無可厚非。席勒說：遊戲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說：遊戲被壓抑欲望的一種替代行為。無論是本能還是壓抑欲望，不可否認的是，以遊戲為代表的娛樂文化，最能彰顯「文化層次」原理。
2005年，標誌我國娛樂文化的轉折。湖南電視台主辦的《超女》節目，將娛樂的狂熱氣氛推向高潮，不分男女老幼全民參與的「集體無意識」的娛樂狂潮，在神州大地上興起。隨之，喧囂塵上的影視娛樂化，正逐漸將人的盲從心理推向高潮。
不僅如此，網絡娛樂的誕生，把這種盲從演繹到了極致，網絡遊戲、直播服務、遠程交流工具、八卦新聞、博客……文化娛樂化，似乎悄悄成為時代主題，吞噬着「人文化成」的本質，文化的信仰、道德、法律、科學性等諸多元素，在狂歡的笑聲中逐漸散去，長期盤旋在國人頭上的精英文化開始走向祭場。
五、用文化解釋生活
當前文化的盲從轉向傾向，給予了精英文化者的無限困惑。我不是精英文化者，也不是存在主義者。但文化作為一個帶歷史沉澱屬性的中性詞，不是精英的專屬。文化在民間是一種形態。我贊成格爾茨「人是文化的作品」的觀點，不能單純地用生活現象來解讀文化，更重要的是，用文化來解釋生活現象。
鄉愁是一種尋根文化。1971年，20多年沒有回過大陸的著名詩人余光中思鄉情切，在台北廈門街的舊居內，寫下《鄉愁》這首詩。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帶着《鄉愁》離開了人世。余光中用詩的形式，解釋了旅者思鄉的情緒，不管旅者是不是精英，是不是有「廣泛的知識並將之活學活用」，有沒有「根植於內心的修養」，都能與旅者產生共鳴。共鳴者用自己的方式，對撥動他心弦的詩人離世，表達哀悼，或撰文，或心裡默悼，或用遠程交流工具呈現，是一種尋根文化自有的特性，與認不認識詩人，有沒有讀詩人的書，並無直接聯繫。文化的傳播、呈現和渴望，不唯讀書。
12月2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發表了張暢的一組文章，提出了一個討論話題：文化名人去世，朋友圈為何掀起「我們很熟」刷屏狂潮？書評周刊評論員說：「朋友圈中紀念文章、蠟燭、雙手合十、簽名、合影層出不窮。還有楊絳、陳忠實、陳映真、汪國真、楊潔……與他們生活的低調相比，去世後朋友圈的緬懷與悼念'狂歡』，帶有那麼一點'嘲諷』的意味。」
果真只是簡單的「嘲諷」嗎？且不用人間至善、崇尚美好這樣的大話題，單就評論員用來評論的文字、文化素養的根基，哪一樣不是來源於滾滾大江東去的歷史文化大家？問題是，這個評論員到底與唐詩宋詞、明清小說大文豪熟還是不熟？這不是混賬式的吵架，而是作者立意的邏輯，文化自身帶有生命自覺認識、同情、大同的本能，中國文化具有「尊德不尊業、尊品不尊位」的潛質，點讚者一方面贊的是余光中們文化敬業的品和德，信息來源於渠道傳播；另一方面，贊的是發貼者緬懷逝者的那份心意，贊的是文化本能的心靈共鳴。
文化是為滿足人類的需要而創作出來的。張暢在《當哀悼成為一種大眾化儀式，個人情感與情緒已不重要》中，引用了美國歐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的觀點，這種引用是不是「假裝很熟」不得而知，但我感受到了一種需要從作者筆下湧出，它源於用來佐證文章觀點的發現，而與戈夫曼熟不熟，已是次要。
網絡中的「雲悼念」，也不排除社交禮節的存在，但贊或不贊，在自發的意念之間，選擇者不一定全都是「秩序的順從者」，或是「全民表演」式的「狂歡」。從心理學角度看，更多地是心靈共鳴的發現，帶有突發性，因而選擇快捷、方便的表達方式，「雲悼念」應運而生。這種發現，也是心靈共鳴的需要，與作者筆下湧出的需要類同。
新京報書評周刊評論員的初衷是好的，是勸導世人不要被朋友圈綁架，而是要把被迫點讚的時間，用來多讀一點文化名人的書，但若用「嘲諷」一詞，似有邏輯不完備之嫌。
六、用發現解密文化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出版《文化的解釋》時說：「這些論文的大多數不是理論探求而是經驗研究，因為當我離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太遠時，我就會感到不舒服。」格爾茨把「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作為解密文化的鑰匙。
倪匡，香港人，第31屆香港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小說超過三百本，劇本超過四百本。他曾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生活體驗》，他說：語言，絕不代表心意。在「人文化成」的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下，無疑是「言行一致」誠實觀的背叛。
語言，是人類文化的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書面還是口語，都會成為文化的鏡子。在人的交往中，三言兩語，可以判定他的文化高低；在收到的公文報告裡，語言表述，可窺見寫作者的文化深淺。倪匡通過文章和電影語言判定導演文化高低。他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訪談時說：張徹的文化程度很高，在電影界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他了。他和胡金銓的文化程度都很高。現在的電影界的人完全不懂文化的，不讀書的。
張徹和胡金銓都是香港著名的導演。張徹在中央大學讀過書，編寫過不少劇本；胡金銓雖然沒有上過大學，卻是個讀書人，涉獵過不少國內外戲劇及電影劇本和理論書籍。在香港電影界，張徹和胡金銓的文章寫得最好，對電影語言要求非常高，所以倪匡評價他們兩人文化程度很高，而對其它導演，並不是說沒有文化，而是說不懂文化。一個「懂」字解密了文化的根本屬性：文化只有高低之說，沒有零文化。
倪匡把讀不讀書作為文化高低的評判標準，不是說讀書提高知識水平，而是誇獎張徹和胡金銓能從書里發現並獲取文化涵養。讀書了，沒有發現，也只是消閒。倪匡沒有上過大學，但生活體驗里愛好廣泛，通過涉獵各類書，發現其奧秘，由迷轉痴，由痴變狂。倪匡的讀書法，不是走馬觀花，不是彰顯他讀過多少書，而是他在語言裡有多少發現。
有位醫生在電梯裡勸阻吸煙，結果被勸老人突發心臟病離世，家屬因此索賠40萬。這則新聞引爆國人怒火，紛紛筆誅吸煙老人及其家屬無知、沒文化。有位朋友感慨：那些自稱有文化而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其實未必真君子。且不論醫生、老人、朋友的對錯，但朋友的感慨正暗合了「語言絕不能代表心意」的觀點：這世上有多少台上高唱清廉的官員貪污落馬？因為他們缺乏文化的另一元素：法律。
沒有了語言，就沒有了文化？格爾茨給了很好的回答：社會的形態即為文化的實體。對文化的分析，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即分析解釋表面上神秘莫測的社會表達。這種表達，除了包括讀書的語言之外，還有行萬里路的「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發現。至少我們現在知道，遠程交流工具下的微信、ＱＱ里跳出來的語言，並不能完全代表交流對方的心意，只有真正體驗了，才能發現是不是真的被騙了。
七、尷尬的文化研究
當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文化逐漸趨熱。但什麼是文化？卻並沒有權威且普遍認可的定義，文化的定義，隸屬文化學範疇。
文化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範圍不同。我國已構建了現代文化研究體系。既有文化研究雜誌，也有文化研究官網，側重於行業性、區域性、當代性、價值性的文化現象和活動。打開網頁，沒有發現專業性的文化學研究網，幾乎全部是行業性文化網。官方有《中國文化網》，更多地是對外宣講中國文化，內容多見文藝類、傳統文化類。
前不久，收到一則手機短信：「關注公眾號'落步埫村』，參與16日點軍區土城落步埫村'年豬文化節』，助推產業發展，推動共同富裕。」「年豬」算不算物質文化範疇，不得而知，但「年豬」被歸於行業文化和價值文化，已成事實。
文化學的正式提出始於德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斯瓦爾德發表《文化學之能學的基礎》，建議開闢文化學專業。文化學立足文化本身，研究其本質及規律。在理論上，文化學屬於人類學體系下的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
我國提出「文化學」一詞，始於李大釗，到1952年錢穆的《文化學大義》，基本與西方同步。但之後的走向甚為尷尬。人類學家喬健在2016年接受文匯報訪談時，喬健承認國人類學在國際上還處於邊緣地位，其原因是人類學一直沒有被認定為一級學科。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被指稱「偽科學」而扼殺。
1981年5月,在全國學術界相關學者的支持下，在廈門大學召開「首屆全國人類學學術討論會。」沒有選出會長，而只是推出了一個主席團。該學會一直隸屬於教育部，1999年，重新調整管理部門：業務領導為教育部，登記領導為國家民政部，直接掛靠於廈門大學黨委。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費孝通、喬健、周大鳴等人類學家及教授做了不少努力，但在新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里，人類學仍然屈居二類學科，而具有相同屬性的社會學、民族學卻是一級學科。
人類學的坎坷命運，自然讓文化學的地位及其研究顯得很更加微妙，分析其原因，大抵為：一是與文化學相伴而生的人類學處在邊緣地位；二是民族氛圍濃厚，但文化學需要跨越民族文化，文化學的研究者對民族學的跨界準備不夠充分；三是文化相伴歷史沉澱，與當代需要的文化價值不易粘合，文化學的研究者更多地趨從文化研究；四是文化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其研究是純學術，在人文哲學主導的環境中，除了教學必需，有關人類學研究相對匱乏，沒有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學科關聯性不滿足；五是作為文化學基因傳播的文學、影視，多數將關注社會歷史與關注人性割裂，缺乏探究人文和人性的態度，文化學的傳播活力不強……因此，文化學的研究很難蔚然成風，沒有風，不能成勢，也就鮮有人相隨。
八、無所適從的文化
在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三科並立的環境中，西方對人文學的學術性研究態勢一直熾盛，因而對文化學的系統性研究更為深刻。自英國人泰勒把文化一詞作為研究課題開始，就從不同側面地掀起了文化學研究的浪潮。
中州大學馮輝教授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文化的分類》論文，統計自泰勒始的1871年至1951年間有關文化的定義有164種。人們越來越趨向於對「文化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這一定義的認同，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化」、「人類化」，是人類主體通過社會實踐活動，適用、利用、改造自然界客體而逐漸實現價值觀念的過程。這是中西文化融合卻主要是西方學術性的研究成果。
中西方對文化的價值觀念屬性的側重點並不完全一致。西方對文化的定義視覺，把單個的人是放在人類這個大群體中進行客觀的分析，多趨向於全人類和人性的範疇。相比之下，我國對文化的定義相對狹窄，多趨於民族性導向，儒、道、釋三教融合的「人文化成」傳承，綁架了我國式道德。
2012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何謂文化》一書，余秋雨在書中首次對文化這一根本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文化的精髓是哲學；文化的本質就是教導人做人的文化；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
余秋雨的文化核心論正代表着當前我國文化內涵的主流：梁曉聲和百度百科說「根植於內心的修養」；呂丹、樓宇烈、王逸舟等教授學者在人民網主辦的「文化講壇」上進行傳統文化狂歡；易中天解讀諸子百家……
不可否認，我國文化價值觀，是文化獨立和自信的原則。但，理應不止，文化還具群體性、普同性和系統性。我國文化畢竟是人類文化的一個區域元素，用我國文化覆蓋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難以體現文化定義的人類性，局限了文化學的研究視野，還需要更具價值更廣遠的學術性探討。
關於文化的分類，馮輝教授也做出了概括：文化的分類也因包括人類創造的全部成果而越來越細密、繁雜。粗略搜集到的一次分類也有上百種。從廣義上分，二分法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法加上行為文化；四分法再加上制度文化。從狹義上分，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包括按範圍、時間、思想體系、價值體系……文化有多少定義，就有多少分類。
誠然，我國的教授學者對文化的定義和分類，增強了老百姓對文化與文明概念的模糊性，但始終圍繞文化即文明這一臨界點，讓越來越開放的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無所適從。
縱觀西方文化學的研究，人文是永恆的主題，人性探測是不滅的源泉。雖然承認人是文化的主體，但離開人類的人文和人性談文化，終究是空中樓閣，不接地氣。在這一點上，我國的文化學研究者的心胸和氣魄，還要向西方文化學研究者取經。
九、文化究竟是什麼？
面對社會越來越開放的態勢，遠程交流工具不斷創新，信息傳播的手段和方式百花齊放，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交流、延伸變得越來越活躍，文化元素不斷向經濟、科學、法律及日常生活滲透、交織。但是，我國當前文化學的研究怯弱現狀與西方文化學概念的浸淫氣勢，呈現一種新的不平衡，無所適眾的文化，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側重社會主義道德價值觀；教授學者筆下的文化，依賴傳統文化的延續逐步延伸、拓寬；社會精英的文化趨從產業文化的價值導向，展現強勢地位，不斷刷新世界觀；老百姓眼裡的文化，仍局限文學藝術表演，它讓文化的原始遊戲本能無限噴發，狂歡狂熱，同時，讀書人即是文化人的傳統認知，在掙扎中表達訴求、傳遞渴望……有關文化的探討和挖掘，通過各種不同的傳媒渠道掀起熱搜新聞、活動、話題、輿情牽引。
在此基礎上，文學藝術和道德，成為當前國人的文化主流元素。生活現象成為分析、評判群體文化優劣的槓桿，而文化自身卻是無根之萍，缺乏主導、引領，個體文化人只好用生活現象攪來攪去。文化之根無力，主要原因還是文化學的研究勢力貧弱，特別是民間缺乏文化學研究和傳播影響力的土壤。繁榮文化學已成必然，從統一規範並獲取各階層普遍認知的文化定義開始，逐漸「化入人的心裡」，達成共鳴。
文化是一種形態，需要人來豐滿。民間的文化學研究參與，是必經之路。由此，我將真實的文化定義概括為：因發現而自覺呈現的生存能力、態度、習慣和方式。發現是一種覺知，包括了群體時間及空間的視野發現，也包括個人的意識流……舞蹈、繪畫、圖片等藝術同樣能覺知文化魅力；行為、物品也能因覺知而承載文化感染力；頓悟、想象、靈性等意識發現，亦能助推文化力的覺醒。因為自覺呈現，媚俗←文化→文明的關係更為清晰：適當抑制自覺呈現，向外從群體價值方向延伸，勢為順向，即成文明；適當放縱自覺呈現，向內從個體欲望方向展開，勢為逆向，即成媚俗……
因為發現，一個群體從《超女》電視節目中覺知了娛樂的需要，群體文化逐漸向大眾、低俗演變；哥倫布呈現人類未曾發現的印第安人文化，儘管早已存在，但他賜與的「印第安人」之名，卻烙下了不滅的印記；英特網的不斷變革和創新，讓世界特別是我國覺知生存方式變化，並快速形成一種文化合力，衍生了互聯網文化的特性……即使是純道德式的文化自覺抵制，也無法改變正在影響或參與的趨勢。
民族已成為必須跨越的邊界，不同語言的歌曲及音樂旋律、影視背景、廣播的音質穿透，亦能因發現而覺知文化的融合力。費孝通的「文化自覺」得到充分展示，以道德為核的文化概念洞開，人類的先進性或正在挖掘的文化理念有了吸收的路徑，人文不僅僅是具有「化」的強制屬性，於民族、於個人，還需要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
十、文化分類簡約化
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起初只有一小群人觀看湖南電視台的《超女》欄目，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趨於全民的影視娛樂狂歡態勢？或許是人們從影視里感受到了文化里還有共同接受的遊戲本能。為什麼一部國外古老題材的電影《泰坦尼克號》能超越《祝英台與梁山伯》，攪動了中國人的神經？或許是除了真實神秘事件與傳說的差異之外，它能讓危急中的人類本性「善良與醜惡、高貴與卑劣」更加分明。為什麼一個馬雲能讓本屬遠程交流工具的互聯網，颳起一股改變中國思維方式的旋風？或許是馬雲從互聯網中發現了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後可以促進文化改變的奧秘……
在這裡，個體或一個小群體的文化漫延至人類這個大群體。從《超女》中發現娛樂快感的一小群人，感染擴散到更大的群體；從《泰坦尼克號》中發現了愛情普世價值，助推了跨國籍、跨年齡、跨性別、跨時代；從馬雲小團隊的踐行中自覺呈現生存習慣和方式其實是全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不斷發現的覺知下，傳統的文化分類感受到了無力，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已經呈現相互交織的態勢，文化的要素不斷擴大並與文明內涵相距越來越遠，個體文化的主導趨勢更趨明顯，其攻擊力愈來愈強勢，個體人和群體人的創造干擾力在很多情況下呈現並駕齊驅的態勢，不斷地發現成為文化創新的驅動力。至此，一種新的文化分類噴涌而出，即群體文化和個體文化。
群體文化的自發覺知源更加清晰，它可以覆蓋全人類。在範圍上，延伸到家、團隊、單位、區域、國家、民族、世界；在時間上，延伸到每個歷史階段甚至未來；在空間上，延伸到不同的行業和領域；在意識里，只要有一個引點，便可以覺知到可能發現的領域。它可以解釋突發性地生活現象。當媚俗力量強大致使群體文化發生偏離的時候，因具強大獨立性的個體文化，可以自我覺醒，甚至驅動群體文化的自我修正。
個體文化不再是可有可無的狀態，更能讓群體文化的共有屬性發揮呈現作用，而這種呈現又將受到共有屬性的制約。與此同時，趨勢性的個體文化噴發或感染，彰顯價值評判的力量，觸發群體文化的交流、延續和發展，驅使群體文化在創新中更具凝聚力。
當個體文化與群體文化並立的時候，個體文化的自覺功能進一步加強，群體文化的薰陶、牽引甚至強制，讓個體文化獲取共鳴，驅動個體的生存能力、態度、習慣和方式，逐漸趨近群體文化特別是民族文化的共有屬性。這種趨近，需要知識、信仰、文藝、道德、法律、習俗、科學等形式來影響和支撐，當這些形式中尚有未被群體文化發現時，意識流動所展示先知先覺的個體文化，通過自我反省，推動群體文化的自我創建，繼而更有力地助推文化自信。
十一、任性的文化本能
文化的主體是人，人的共同本能聚集在一起，構建了文化的本能，這裡牽涉到人性話題。孟子說「人性之善」，延續着中國傳統的「人之初，性本善」教育；西方自古希臘神話傳播人性本惡，眾仙們赤裸裸地展現人性的自私、貪婪、懦弱和欲望；《聖經》中的「七宗罪」開啟了耶穌的原罪救贖旅程。
有一部美國電影《人猿泰山》，曾在中國賺取了不少的票房。泰山是出生在非洲原始森林的嬰孩，在猿猴家族的照料下長大成人。泰山學習猩猩的一舉一動，內心一直以做個好猩猩為最大目標，但是他的想法卻在人類探險隊深入蠻荒後，有了重大的改變，泰山驚覺自己竟與人類長得那麼像。正當他內心萬分掙扎，想要弄清自己究竟屬於猩猩還是人類時，有兩件事情讓他更加左右為難：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對探險隊的女兒簡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另一方面，他卻又發現探險隊裡部分成員正有計劃要傷害森林裡的猩猩族群……
依靠猩猩族群長大的泰山，在面臨決策時，善良、報恩、愛情的本能，與現代人貪婪的本能展開了殊死鬥爭，演繹了一場人猿與現代人的本能大戰。
個體人的文化本能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翻開歷史畫卷，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相對漢族而言，元朝、清朝是外來民族統治，但蒙古和滿清等外來文化最終被漢族本土文化兼容。
元朝尊重中國各個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推崇程朱理學，並鼓勵中國國內各個民族進行文化交流和融合，同時還包容和接納歐洲文化。清朝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並以此原始薩滿文化為基礎進行自身的整合與創造特殊文化。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漢族文化能在元朝、清朝延續並光大，雖然得益於元、清統治者的文化包容政策，但與文化自身具有的交流、融合本能分不開。亦如佛教，公曆紀元前後，印度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後經儒道釋三教合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而印度本土佛教，卻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基本消失。
美國人摩耳在《蠻性的遺留》中，總結了現代人了承繼野蠻人的許多本能：恐懼、爭鬥、漁獵、種族、遊戲、模仿、懶惰、自私……華中師大文學院教授陳建憲在《文化學教程》中總結：文化的發展也在不斷地改造人類的本能，在新的文化環境下，產生了一些新本能，如：道德、同情、公平、節制、寬恕、憐憫……
嚴格地說，摩耳和陳建憲總結的本能，更多地適用於個體人。而一個群體的文化自有的延續、交流、兼容、融合……與其說是功能，還不如說是其本能。因為，在小群體文化和大群體文化的較量中，即便大群體文化面對小群體文化的強權政治支撐，大群體文化的本能依然恣意，如在漢族文化包圍下而逐漸消失的蒙古文化、薩滿文化、印度佛教，還有西方更多被侵略而消失的群體文化。[1]
作者簡介
駱勇，涉獵小說、雜文、散文、隨筆、文藝評論及報告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