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露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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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露德》，[德] 赫爾曼·黑塞 著，胡其鼎 譯，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於北京，系國家級專業文學出版機構。除用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圖書外，還先後使用過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藝術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國戲劇出版社（1954至1979）、外國文學出版社[1]（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類文藝圖書[2]。
內容簡介
格特露德沒有哭，她瘦削的臉蒼白，全神貫注地、嚴肅地望着面前秋風裡的濛濛細雨，像一棵挺立着的幼樹，樹根牢牢地扎在土裡。 《格特露德》是黑塞的一部「藝術家小說」，描寫了作曲家「我」與歌唱家摩特與格特露德夫婦的故事，以及這對才華橫溢的歌唱家人生與事業的悲劇。
作者介紹
赫爾曼·黑塞（1877—1962），德國作家，194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荒原狼》《輪下》《奚達多》《納爾奇思和歌爾得蒙》等。黑塞深受佛道等東方思想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作品風靡世界，受到幾代年輕讀者喜愛。
譯者：
胡其鼎（1939—2013），德語文學翻譯家,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編審。譯有黑塞的《彼得·卡門青德》《格特露德》《駿馬山莊》，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等。
==前言/序言
《格特露德》譯本序
赫爾曼·黑塞（1877—1962）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的歐洲作家之一。文學史家常把他同另一位德語作家托馬斯·曼相提並論。他們兩人的創作，風格迥然不同，精神卻有血緣關係。他們都堅執着歐洲的人文主義傳統，並由此出發來觀察社會與人生；他們的作品的主人公多半是文藝家，所表現的也多半是文藝家的厄運，並進而反映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文化、對精神、對人的尊嚴、對人的健康與完美的發展的危害與摧殘。他們所憧憬的，也是德國古典派作家，尤其是歌德所提倡、所憧憬的。不同的是，在黑塞心中有着對東方、對印度與中國的精神文化的深情的嚮往，尤其在中國的古代智慧中，黑塞看到了可以用以醫治歐洲時代病的良方。
一九○四年，黑塞的第一部小說《彼得·卡門青德》由着名的柏林費舍爾出版社出版，並給這位還在故鄉、在符騰堡卡爾夫鎮一家舊書店當夥計的青年作者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小說寫一個在高山農村中長大的少年，進城求學，成為作家，厭倦了都市文明，去到民間，懂得了愛他人的道理，最後回到故鄉，返歸自然和淳樸天性的人們中去。這部小說一版再版，它仿佛一股清風，在當時為物質至上主義所左右的一代青年頭上拂過。黑塞由此開始了自由創作的作家的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住在瑞士伯爾尼的黑塞在報上發表文章《啊朋友，不要這種聲音》。這是席勒的詩《歡樂頌》里的名句，後由貝多芬用在《合唱交響曲》（第九）中，此時，它又被黑塞用來呼籲各交戰國正在為戰爭搖旗吶喊的作家們保持理智。他的祖國——德國的二十幾家報刊圍攻他，把他罵作「叛國者」。他「被偷聽、監視、偵查」。他沒有動搖，並表明自己屬於未被捲入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旋渦的少數歐洲作家之列。
戰後，一九一九年，他化名「埃米爾·辛克萊」發表小說《德米安，一個青年的故事》。辛克萊回顧童年和青年歲月，才明白自己為什麼必然會走上戰場，也才明白他的朋友德米安曾經給他的啟示：舊歐洲「臭腐」（《莊子》語）了，新世界正在誕生，一隻形似大鵬的鷂鷹正破殼而出。曾為流俗所惑的辛克萊大聲疾呼，要剖析靈魂，尋找自我，要自我負責，才能有「新的人性」去迎接新的未來。托馬斯·曼後來在此書的美國版前言中說，《德米安》曾在當時一代德國青年中起過「震撼人心的作用」，並使人聯想起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於一七七四年所產生的影響。一九二三年，黑塞加入瑞士國籍。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黑塞則在盧加諾湖畔蒙塔諾拉村的寓所里接待過路的德國流亡者，如布萊希特等。德國在焚書，黑塞則撰文讚揚被禁作家如托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弗蘭茨·卡夫卡等的作品。於是他遭到了來自第三帝國的新的誹謗，他被誣衊為「猶太人毒化德意志民族靈魂的典型實例」。又是他的祖國——被納粹黨蹂躪的德國，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納粹德國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黑塞則在他的新作中提出，亂世之後的任務便是教育。一九四三年，他的長篇巨着《玻璃珠遊戲》因德國拒絕出版而在伯爾尼問世。小說主人公克奈希特（意為「僕人」）走出於亂世（書中稱為「花邊文學時代」的個人主義泛濫、道德淪喪、戰火連綿的時代）之後由一批才識之士所建立的精神貴族的王國，到人世間去，學孔夫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收了一個學生，最後在高山湖中同他的學生比賽游泳時，于山陰籠罩的湖水（陰）中淹死，而他的學生則在陽光沐浴的湖水（陽）中遙遙領先。黑塞希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把希望寄託於未來。托馬斯·曼讀後說，這同他本人的小說《浮士德博士》兄弟般地相似。一九四六年，黑塞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在致詞中說：「我感到把我和諸位聯結在一起的，首先是作為諾貝爾基金之基礎的思想，即精神是超民族性的和國際性的，精神的義務不是為戰爭與破壞服務，而是為和平與諒解服務。」
黑塞自幼受新虔敬派的教育，注重內心的寧和與行為的表率。他的外祖父是久居印度的瑞士傳教士和印度學者；他的母親出生在印度；他的父親是生在愛沙尼亞的俄籍德意志人，後入瑞士籍，也曾隨其岳丈到過印度。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裡，他獲得了對印度的最初的、童話般的印象。一八九一年，他進毛爾布隆修道院的神學班，次年逃離；後入人文中學，又被開除。他日後以這段經歷寫了小說《輪下》（1906），清算了威廉時代摧殘青少年身心的教育制度。他說，小說主人公「吉本拉特死於非命，我自己也險些喪命」。他立志當作家，先後在自鳴鐘廠和書店當學徒，工余自學，博覽群書，由浪漫派而及古典派，在所有的德語作家中，他「最感激歌德」，因為歌德教人和諧；出於同一原因，他愛莫扎特的音樂。他不願適應社會，投合時髦。一九○四年，他同瑞士巴塞爾女子瑪麗亞·貝諾利結婚，遷居博恩湖畔的鄉村加恩霍芬，住在租來的農舍里。他勤奮寫作，兼多種雜誌的合作編輯人，致力於各國間的文化交流。他九歲起學小提琴，他的妻子又彈得一手好鋼琴。他同瑞士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揮家、歌唱家交往。他的詩被譜成歌曲。音樂家的故事《格特露德》（1910）就是這段生活的產物。同《輪下》一樣，這裡也有兩個性格對立的人物：歌劇演員摩特和瘸腿作曲家庫恩，他們也是黑塞本人性格的對立的兩極。摩特患着「時代病」：個人主義，看重自己，無視他人，總認為自己不為他人所理解。摩特是歌劇演員，他必須去滿足觀眾盲目而狂躁的激情，換取名譽與金錢，但他又厭惡這一切，因此內心孤寂而虛空。他的自殺是絕望卻又是抗議。庫恩本是學小提琴的大學生，少年氣盛，滑雪摔斷了腿，從此喪失了青春期的一切歡樂與享受。外在的命運，他無法自主，便力圖去創造自己內在的命運，把自己青春的活力傾注在對藝術完美的追求上。對黑塞抱有頗高期望的青年讀者不能理解這部小說，尤其不能理解庫恩這個人物。為什麼甘心寂寞孤獨？為什麼這樣聽天由命？當時離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有四年，黑塞敏感地覺察到，患有時代病的青年容易誤入歧途。但他像歌德以來的許多作家那樣，並不直接從現實政治生活中取材，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即美學的角度去反映。庫恩的處世態度是消極的、逃避的，但這部小說卻又自有其積極的意義。
黑塞大約二十七歲時讀叔本華的着作，從而重遇印度的哲學思想。後經一些通神學者的指點，他讀了《薄加梵歌》《佛語》《吠檀多經》《奧義書》的德譯本以及奧爾登貝格所着的《佛陀》一書。他說：「我把整個佛教理解為聽天由命和禁欲主義，理解為逃遁到無欲無求的境界，並有多年之久停留在這種狀態中。」黑塞的這種思想狀況，在長篇小說《格特露德》中的人物庫恩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後來，戰爭使他擺脫了這種「靜觀哲學」。
一九一一年，為了逃避家庭蟄居生活，也為了尋獲「擺脫歐洲」的途徑，黑塞同畫家漢斯·施圖策內格去印度旅行。他們從意大利熱那亞搭船去科倫坡。在船上，黑塞遇到一個留學歐洲的中國人，他因辛亥革命成功，匆匆趕回國去。這個中國人用流利的英語向黑塞背誦了《詩經》中的名篇，使黑塞得到一次美的享受。後來，黑塞把這個中國人寫進小說《悉達多》，變成一個擺渡的船公，這是很有象徵意義的。黑塞去了科倫坡、檳榔嶼、新加坡、南蘇門答臘和巨港，最後放棄去印度，徑直回國。因此，他的印度之行實際上是下印度之行。他在一封信中談到途中見聞，說在東方，「日本人到處招人憎惡，名聲很壞」，「印度人整個說來並沒有給我多少深刻的印象」，但他「意外地發現了更美好的：下印度的華人城市和華人，他們是我所見到的第一個真正的文明民族」。南洋華僑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革命成功，那裡的華僑自然呈現振奮的精神面貌，因此給黑塞留下了「唯一深刻的印象」，並使他看出「他們有無窮的內在力量和前途」。黑塞回國後，在《回憶亞洲》（1914）一文中又說：中國人「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是一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受教育並意識到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他們不是向後看，而是面向有為的未來」。這次所謂的印度之行，成了黑塞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由印度轉向中國」。
當時，德國的漢學研究方興未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黑塞為《論語》（1910）、《老子》（1911）、《莊子》（1912）的德譯本的出版寫了書評；戰後，又為《易經》德譯本（1924）寫了書評，並研讀了《列子》（1911）和《呂氏春秋》（1928）的德譯本。他還給德譯中國詩歌與小說選本寫評論。一九一五年以前，他讀過的中國小說約二百餘篇；在中國詩人中他最推崇的是李白。
羅曼·羅蘭同黑塞一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持反對態度，兩人因此結下了深厚友誼。一九一五年，羅蘭受黑塞的啟發，也把眼光轉向東方，認為「明天的太陽一定會從這裡升起」。一九一九年，羅蘭給泰戈爾的信中說：「為了拯救歐洲，單靠歐洲本身不行，這是明白無誤的。亞洲的思想從歐洲的思想得到教益，同樣，歐洲的思想也需要亞洲的思想。」同年，黑塞在為《老子》又一種德譯本寫的評論中說：「我們迫切需要的智慧在《老子》中，把《老子》翻譯成歐洲語言，是我們當前唯一的思想任務。」在黑塞看來，西方推崇的唯理論已走向反面，導致物質至上主義。無節制的物質生產與享受，貿易競爭，殖民主義，世界戰爭，後果不堪。他寫道：「一百多年以來，歐洲只知研究科技，建立工廠，計算多少克炸藥能殺死一個人」，「許多人不知人是什麼」（《德米安》）。所以，有無相生、禍福相依的道理，「沉冥」「反省」的方法，對於痴迷狂亂的歐洲人，真是一服清醒劑。於是，不僅中國古代的智慧進入了他的作品，而且中國的哲人詩人也化作他的作品中的形象。在《克林索最後的夏天》（1920）中，他給畫家克林索添上的別名是「李白」，給詩人赫爾曼起的綽號為「杜甫」。他的小說《悉達多》（1922）發表時，他在致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說：「我的聖者身穿印度服裝，他的智慧與其說接近喬達摩（即釋迦牟尼——筆者）不如說接近老子。眼下在我們美好而可憐的德國，老子非常時髦，但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他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他的思想恰恰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嚴格的兩極的，是兩維的。」他的小說《荒原狼》（1927）是對沒落的歐洲一個迷惘者作多層次的心理分析。如果聯繫到黑塞曾經引用過的《列子·楊朱篇》中下面一段話：「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民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那麼，這部小說的主題便一目了然了：人若心中有和平，人世間才有和平。黑塞後來又轉而重視孔子的教育思想。表現在他的小說《納爾齊思和歌爾得蒙》（1930）、《東方之旅》（1932）和《玻璃珠遊戲》中的，便是「渴望服務」的精神。黑塞在《我同精神的印度與中國的關係》一文中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雖說我的命運越來越嚴酷，並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憂煩痛苦，然而，聽天由命的想法逐漸從我的思想中消失了，我有時把自己的這一轉變稱之為由印度轉向中國，即由印度的更重禁欲主義的思想轉向更平民化、『更肯定人生的』中國」。在一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痛感歐洲文明的衰落並幾乎陷於悲觀主義的歐洲作家身上，中國的古代智慧竟起了如此積極的影響，恐怕連我們中國人也會感到驚訝的吧。
黑塞的作品，如《彼得·卡門青德》《輪下》《流浪》《荒原狼》《納爾奇思與歌爾得蒙》等都已經有了中譯本，這裡再補上《格特露德》，或能有助於對這位作家的更全面的了解。拙譯《彼得·卡門青德》發表後，曾有讀者來信問，為什麼黑塞這樣像中國作家，那麼，這篇文字就算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吧!
胡其鼎
一九八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