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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柳枝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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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楊柳枝詞》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楊柳枝詞》[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這是一首寫景寓意詩，前兩句寫景，極寫柳樹的美態，詩人所抓的着眼點是柳條，寫出了動態、形態和色澤顯出它的材質之美。後兩句寫的是詩人對柳樹遭遇及自己的評價，因為柳樹所生之地不得其位，而不能得到人的欣賞，寓意懷才不遇而鳴不平，含蓄地抨擊了當時的人才選拔機制和相關政府官員。
此詩前兩句寫柳的風姿可愛，後兩句抒發感慨，是一首詠物言志的七絕。
詩中寫的是春日的垂柳。最能表現垂柳特色的，是它的枝條，此詩亦即於此着筆。首句寫枝條之盛，舞姿之美。「春風千萬枝」，是說春風吹拂，千絲萬縷的柳枝，隨風起舞。一樹而千萬枝，可見柳之繁茂。次句極寫柳枝之秀色奪目，柔嫩多姿。春風和煦，柳枝綻出細葉嫩芽，望去一片嫩黃；細長的柳枝，隨風飄蕩，比絲縷還要柔軟。「金色」、「絲」，比譬形象，寫儘早春新柳又嫩又軟之嬌態。此句上承春風，寫的仍是風中情景，風中之柳，才更能顯出枝條之軟。句中疊用兩個「於」字，接連比況，更加突出了「軟」和「嫩」，而且使節奏輕快流動，與詩中欣喜讚美之情非常協調。這兩句把垂柳之生機橫溢，秀色照人，輕盈裊娜，寫得極生動。《唐宋詩醇》稱此詩「風致翩翩」，確是中肯之論。
這樣美好的一株垂柳，照理應當受到人們的讚賞，為人珍愛；但詩人筆鋒一轉，寫的卻是它荒涼冷落的處境。
詩於第三句才交代垂柳生長之地，有意給人以突兀之感，在詩意轉折處加重特寫，強調垂柳之不得其地。「西角」為背陽陰寒之地，「荒園」為無人所到之處，生長在這樣的場所，垂柳再好，又有誰來一顧呢？只好終日寂寞了。反過來說，那些不如此柳的，因為生得其地，卻備受稱讚，為人愛惜。詩人對垂柳表達了深深的惋惜。這裡的孤寂落寞，同前兩句所寫的動人風姿，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而對比越是鮮明，越是突出了感嘆的強烈。
這首詠物詩，抒發了對永豐柳的痛惜之情，實際上就是對當時政治腐敗、人才埋沒的感慨。白居易生活的時期，由於朋黨鬥爭激烈，不少有才能的人都受到排擠。詩人自己，也為避朋黨傾軋，自請外放，長期遠離京城。此詩所寫，亦當含有詩人自己的身世感慨在內。
此詩將詠物和寓意熔在一起，不着一絲痕跡。全詩明白曉暢，有如民歌，加以描寫生動傳神，當時就「遍流京都」。後來蘇軾寫《洞仙歌》詞詠柳，有「永豐坊那畔，盡日無人，誰見金絲弄晴晝」之句，隱括此詩，讀來仍然令人有無限低回之感，足見其藝術力量感人至深了。
詩詞正文
| “ | <一樹春風千萬枝，
嫩於金色軟於絲。 永豐西角荒園裡， 盡日無人屬阿誰？ [4] > |
” |
| — <《楊柳枝詞》>，<古詩文網> | ||
譯文
春風吹拂，千絲萬縷的柳枝隨風起舞，枝頭嫩芽一片鵝黃，飄蕩的柳枝比絲縷還要柔軟。
永豐坊西角的荒園裡，沒有一人光顧，這美好的柳枝又能屬於誰呢？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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