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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桃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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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晚桃花》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晚桃花》[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這首詩借景言情，情因景生。正是晚放的「一樹紅桃」觸發了詩人的創作機緣，才使他生髮出那麼深長的聯想與感慨。它不僅描繪了「春深欲落」的「晚開」桃花的冷清與孤寂，而且通過對桃花的憐惜和詠嘆，抒發了詩人的珍愛人才之情。
「一樹紅桃椏拂池，竹遮松蔭晚開時」，先勾畫桃花灼灼盛開、綽約動人的形象，以及它的清幽的生活環境。滿樹桃花，紅艷似火，它的枝椏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風的吹拂下，輕輕搖曳，翠竹掩映，青 松遮蓋，它雖然遠離百花又開放得較晚，但卻有着自己獨特的風格與個性。
「非因斜日無由見，不是閒人豈得知」，是從首聯描寫轉人三聯議論的自然過渡。詩人感嘆，這美麗的花只因偶然的機緣才被人發現，若不是斜日臨照，與紅花相映，人們便觀賞不到這「一樹紅桃」；若不是作者自己是一個投閒置散的人，就不會知道在這「竹遮松蔭」的幽靜之處，還會有艷麗動人的桃花。
「寒地生材遺較易，貧家養女嫁常遲」是詩中的警句，也是全詩的主旨所在。詩人把警策的議論和形象化的比喻結合起來，既顯露出銳利的諷諭，批判的鋒芒，又含蓄蘊藉，發人深思。因為生長在貧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輕視，花木是這樣，人亦如此。作者用貧家女兒的遲嫁，這一常見的社會現象，生動譬比，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識別人才和選拔人才的問題。不應因為家世貧寒，便棄而不用，選拔人才應當唯賢是舉，廣為搜羅，這正是詩人要抒寫的真正思想。
「春深欲落誰憐惜，白侍郎來折一枝」便緊緊承接着第三聯的議論和慨嘆，寫出了詩人對桃花的憐惜與珍愛。他獨具慧眼，折取一枝，這種與眾不同的惜花之情，正反映出詩人對人才問題不同流俗的見解。
前人論白居易之詩時說：「善言情者，吞吐深淺，欲露還藏，便覺此衷無限。」（陸時雍《詩鏡總論》）白居易的詩雅俗共賞，富有情味，他所運用的語言大都淺顯平易，接近口語，但又十分注意語言的加工和提煉，以便使通俗的字句，表達出深厚的情致。這首詩中的「一樹紅桃椏拂池」、「貧家養女嫁常遲」等詩句，既自然流出，不覺晦澀，又不同於生活中的口語，顯然經過了詩人的選擇、提煉和藝術加工。
詩詞正文
| “ | <一樹紅桃亞拂池，竹遮松蔭晚開時。
非因斜日無由見，不是閒人豈得知。 寒地生材遺校易，貧家養女嫁常遲。 春深欲落誰憐惜，白侍郎來折一枝。 [4] > |
” |
| — <《晚桃花》>，<古詩文網> | ||
譯文
一株盛開的桃樹，花枝斜垂在水面上，因為被茂盛的松竹遮蔽，開放得晚一些。
若不是傾斜的夕陽透入林中，還沒辦法發下它，不過也只有我這樣喜歡尋幽探勝的閒人，才會過來一探究竟。
可惜這棵桃花長得不是地方，就像出生寒門的人才容易被忽視，貧窮人家的女兒總是比常人要遲些才能出嫁。
可憐這桃花在這春意正濃的時候，快要凋零了也沒有享受到春光和遊人的賞識，今天機緣巧合被我發現，就折一枝回去欣賞。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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