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刀歌（歐陽修）
| 《日本刀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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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日本刀歌》 創作年代：北宋 文學體裁：詩歌 作者：歐陽修 |
《日本刀歌》是宋代詩人歐陽修的一首詩。其內容通過讚揚當時日本出口的寶刀作為鋪墊，從側面悲嘆秦始皇焚書坑儒導致我國一部分國學文化的流失。
目錄
原文
| “ | 日本刀歌[1]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 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銹澀短刀何足雲。 |
” |
| — 《日本刀歌》，引用出處 | ||
譯文
昆吾山是那樣的遙遠，與中土不再相通，只留下了昆吾寶劍削玉如泥的傳說。如今有日本國出產的寶刀，江浙的商人在大海的東面得到了它。香木做的刀鞘上貼着魚皮的紋飾，白色的刀身與黃色的銅刀鏃裝套在一起。喜歡的人用一百金的價格買下它，佩戴在身邊可以祛除妖異災禍。聽說那國家是在一個大島上，土地肥沃風俗也好。從前徐福騙了秦王，來這裡採藥便一去不歸，帶來的童子也變老了。帶去的工匠也把製作技藝傳給當地人，到現在，那裡的手工物件都很精巧。它從以往的朝代就與中國有了朝貢往來，士子文人也能作詩歌辭藻。徐福出發時秦朝還沒有焚書，所以還有不少古文典籍留存在那裡。可是卻嚴令禁止傳回中國，沒有人能見識。先代聖王的典章收藏在蠻夷之地，大海浩瀚不可逾越。想起來就使人激動不已痛哭流淚，相比之下，這銹鈍的短刀有什麼稀奇的啊。
寫作背景
宋代，中日官方和民間交往不斷，有力地推進了兩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特別是中國自唐末、五代變亂以來，漢籍缺逸頗多。日本入宋僧每攜經疏至宋以補闕。先後贈《鄭氏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大乘止觀》、《方等三昧行法》和《夫台直言》等經典。
隨着日本鎌倉時代武士的興起，刀劍甲冑的製造有空前進步，日本刀劍大量輸入宋朝，很受中國人的珍視。宋代亦從日本進口摺扇、螺鈿工藝品、紡織品等，以精巧見稱。
歐陽修觸景生情，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名篇《日本刀歌》，抒發自己對日本及徐福渡日的感慨。詩中首先讚揚來自「滄海東」日本國的寶刀，製作精緻，裝飾漂亮，可降妖去邪。接着肯定了徐福東渡傳播先秦先進文化給日本人帶來了福祉。不但「至今器用皆精巧」，而且「士人往往工詞藻」。最後，對徐福東渡帶去部分中國古籍，「逸書百篇今尚存」、「先王大典藏夷貊」感激涕凌，大發「銹澀短刀」與「逸書百篇」相比「何足雲」之感慨。這裡表明作者已認為徐福東渡最終抵達日本。
歐陽修在所詠《日本刀歌》中，不但再次明確肯定了徐福東渡的滯留地是日本，而且還第一次將徐福東渡的傳說與中國秦朝秦始皇焚書事件聯繫起來，認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書之前齎書東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國失佚的《尚書》百篇。 歐陽修的「齎書說」，也許是當時已經流行的一種傳說，也許是文人歐陽修的一種主觀想象，現在我們對此都不得而知。不過這個說法，後來在日本卻是產生了很大影響。如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親房著《神皇正統記》，就將《日本刀歌》所記徐福齎書東渡日本說當作信史加以記載，並且認為由於中國秦朝的焚書坑儒，「孔子全經唯存日本矣」。
近年來，有個名叫鈴木貞一的學者，通過潛心研究據說是中國先秦典籍的《宮下文書》，甚至統計出徐福當年攜帶到日本的書籍共有儒家經書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認為這大致囊括了當時中國所有的重要典籍。 北宋文學家、書畫家蘇軾（1037—1101）作《驪山三絕句》，南宋文學家劉克莊（1187—1269）作《又追和坡韻一首》、《固窮》等詩篇，也都對徐福東渡之事給予記述歌頌。
作者生平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水（今屬江西）人。修幼年喪父，家貧力學。天聖八年（1030）進士及第，為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守推官。在西京三年，與錢惟演、梅堯臣、蘇舜欽等詩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授宣德郎。三年，以直言為范仲淹辯護，貶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慶曆中，以右正言知制誥，參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推行的「新政」。「新政」失敗後，外任。
至和元年（1054）丁母艱期滿，召還與宋祁同修《唐書》。累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致仕，居潁州。次年卒，年六十六，諡文忠。《宋史》有傳。對宋初以來靡麗的文風提出批評，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並積極培養後進，為北宋文壇領袖。著作宏富，有《新唐書》、《新五代史》等。其詩文雜著合為《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屢遭貶謫。慶曆三年（1043）參與范仲淹「慶曆新政」，五年被貶滁州太守。
以後擔任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重要官職，所謂「歷仕三朝，備位二府」，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每到一處，多有政績。在學術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既是文學家，又是史學家、經學家、金石學家，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他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取得了勝利。又喜獎掖後進，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不是出自他的門下，就是受過他的獎引扶掖。蘇軾父子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一生寫過500多篇散文，政論、史論、記事、抒情各體兼備，內容充實，文風流暢婉轉。《朋黨論》、《伶官傳序》、《醉翁亭記》等為歷代傳誦。
詩歌風格多樣，有的議論時事，抨擊腐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抒寫個人情懷和山水景物；有的寫得沉鬱頓挫，有的寫得清新秀麗。《六一詩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詩話，開創了新的論詩體裁。詞的創作從總的方面看，對花間、南唐詞因襲的成分較多，但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也有一定的發展。有詠史懷古的詞篇，並用詞這種形式和朝廷大臣、親朋故舊唱和，表達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較少堆砌綺詞麗句的無病呻吟，抒情個性是志氣自若，放曠達觀。他善於發現大自然的美，並在詞中再現這種美，如《採桑子》、《漁家傲》諸闋，描繪西湖景物，寫得清新灑脫。愛情詞有的典雅含蘊，有的大膽率真，並注重心理刻劃，增加了詞的抒情深度。詞集有《六一詞》、《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醉翁琴趣外編》。史學方面，除參加修撰《新唐書》外，又自著《新五代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