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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全球著名的才子型作家德波頓由此出發，解析六大類型的新聞報導——政治新聞、國際新聞、經濟新聞、名人新聞、災難新聞、消費新聞，用他的生花妙筆與透徹觀察，引導我們產生適當的觀點，使我們體會到──與新聞報導的暗示恰恰相反──其實沒有什麼事情真正算得上是新奇、值得訝異，或者恐怖至極。
作者簡介
阿蘭·德波頓 才子型作家，出生於瑞士蘇黎世，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現居倫敦。他的文字作品被定義為「生活哲學」，覆蓋愛情、旅行、建築、新聞和文學等多個方面，暢銷全球30多個國家。2008年夏天，他在倫敦創辦「人生學校」。學校開設課程，出版書籍，主持研討，發布視頻，致力於向人們提供「更了解自己」的教育。
原文摘錄
為忙碌而焦慮的受眾推薦真正有益的作品。（註：關鍵詞是忙碌，焦慮） 花費大量口舌，告知公眾這些他們也許根本沒有聽說過的作品，只是為了饒有興趣的建議受眾予以徹底忽略。這無論如何都不像是明智之舉。 此外，如果邂逅作品的時機不當，就算作品本身具備合理的價值，卻仍可能無法引起共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對自己有營養的偉大作品，可是讀起來卻依然感到冰冷、乏味，並為此感到慚愧。這大概是因為書評人沒有像藥劑師那樣就作品適用的症狀做出充分的解釋。
書評
「教堂尖頂那朵無人問津的浮雲，拿着注射器溫柔貼近病人胳膊的醫生，灌木籬笆下的肥胖田鼠，敲打白煮蛋殼的孩子和一旁滿眼慈愛的母親，膽大心細巡視海岸的核潛艇，研製出首個新型引擎樣本的工廠，以及雖百般挑釁卻仍能保持克制和寬容的伴侶。」——這些日常生活中較為正常、平凡、正面的部分，絕少有可能出現在新聞里。不過，「一雙砍斷的手掌，一個被分屍的祖母，三個死於地下室的女孩，一位陷入緋聞的部長，數以萬億計的債務，火車站的雙人自殺，海濱公路的五車致命追尾」，這些離奇、罕見、黑暗的事件，則大有可能被用來填塞廣告與廣告之間的那些版面。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在傳統的新聞學教科書上，此話被用來形象地解釋新聞的「反常性」。不過，作為「新聞無學」的一個範例，這句話的「出處」一直成謎：是查爾斯·安德森·達納還是約翰·博加特？他們二人都是《紐約太陽報》的著名編輯，該報的確是以聳人聽聞為能事。抑或霍勒斯·格里利？以發起社會改良運動而知名的著名黨鞭兼報老闆？或者，權勢熏天的英國媒體大亨阿爾弗雷德·哈姆斯沃斯？他說過另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一天給我一樁謀殺案」！或者大名鼎鼎的「新新聞事業」的開創者約瑟夫·普利策？以他的遺贈建立並命名的新聞研究院和新聞獎項，至今仍是新聞界的巔峰。事實上，以上名流都曾講過類似的話，足證對新聞「反常性」的理解乃業界共識。而正像翻開19世紀的歐美報刊當能明瞭，「反常性」原本就是商業報刊的金科玉律；此刻登陸任何一個新聞門戶網站，任何人也都能領會：「反常性」今日仍然是、並將永遠是、最能吸引關注的新聞元素。
英倫才子阿蘭·德波頓寫了一本《新聞的騷動》，把新聞產品與新聞界的弊病一一針砭。以他一貫的生花妙筆，雖然並未使用新聞學那些少得可憐的理論術語——譬如「議程設置」「新聞價值」「框架」「新聞專業主義」「客觀性」「把關人」「刻板印象」「擬態環境」「選擇與遮蔽」「媒介素養教育」——卻也鞭辟入裡、條分縷析，足以讓新聞學教授們汗顏，同時讓新聞編輯部的主編主筆們蹙眉——本書的中譯本序言出自某國內知名主編，他之所以「王顧左右而言他」，沒辦法，德波頓是站在受眾的一面，立場決定了矛頭所向。
在德波頓看來，政治新聞讀起來枯燥乏味，數字和專門知識令人困惑，將權力人物拉下馬來固然帶給大眾一時的滿足，但是新聞媒體往往不能引導公眾將注意力投向更為嚴重和隱匿的政治-社會的結構缺陷。新聞報道傾向於將事件按照特定的模子框定，削弱了受眾從其他角度進行深層思考的意願甚至能力。國際新聞更是八股而乾癟，以國家的外交及經濟關係為優先，因此只忙着告訴受眾：該與誰為敵、和誰貿易、或憐憫誰，一味呈現對方的黑暗面，既不報道對方的生活常態和人情細節，也不促進國際間的相互理解。經濟新聞充斥着各種數據、術語與圖表，令很多平民讀者雲裡霧裡，很多屬於「投資人新聞」，新聞界的無數人力被用來幫助投資者回答一個問題：我們的錢應該投給哪些公司？多數的經濟報道並不提供附帶政治因素的經濟教育，原因不外乎兩種：或者因為新聞自身亦感覺困惑或煩心，或者因為新聞也是現狀的受益者。
大概因為以上三類硬新聞做得極差，受眾才會一窩蜂地去關注另外三類新聞：名人新聞、災難新聞、消費新聞。不過即便是這三類「可讀性」甚強的新聞，也並不令人滿意。在名人新聞方面，德波頓指出，崇拜的衝動是人類心理中一種根深蒂固的重要特性，與其壓制人們對名人的痴迷，不如將這種衝動引向最明智、最有成效的方向。在一個組織完善的社會裡，最具知名度的人，應該是那些體現和鞏固了最偉大最高尚的價值觀、最能造福社會的人。可惜當今的名人新聞大有問題，且不說「成功人士」的遴選標準是否得當，由於對普通人沒能給予必要的尊重和關注，必然導致普通人對「成功人士」的羨慕嫉妒恨，一旦名人爆出醜聞，便會引爆最尖刻、最仇恨、最分裂的抨擊。災難新聞大概又可以劃分為個人悲劇、意外事故、自然災變，新聞或者失之於太過血腥詳盡的細節，充斥着觀淫癖的趣味；或者失之於短平快的講述方法，拒絕在受眾中引起更廣泛的共鳴；或者失之於煽情、驚悚、宏大場面的營造，讓大眾在戲劇性中沉溺，忘卻了那些與各自生活更緊密攸關的事務。最有趣的是，災難新聞雖然喜歡報道謀殺和爆炸，對於人類的正常死亡卻抱着毫無助益的膽怯態度，它傾向於將死亡描述成一種掀起高潮的奇觀，但是對於作為日常現實的死亡卻從不問津。至於消費新聞，大約是新聞中最「軟」的一部分，通常傾向於報道三件事：第一，市場上有什麼商品；第二，這些商品售價多少；第三，這些商品有何優缺點。在德波頓看來，它完全沒有抓住關鍵，這個時代之所以變得獨特，是因為人們想要通過物質消費來實現複雜的心理抱負，因此消費新聞本應巧妙地引導受眾，去追求最能滿足人們內心深處對於圓滿人生渴求的物品和服務、以及相關的精神活動。
站在受眾一方的德波頓對於大眾心理瞭若指掌。大眾喜歡「反常」，喜歡天災人禍，喜歡「性、金錢加過失」，這既是人性的弱點，也有深層的心理依據，「在被美滿人生的報道轟炸完之後，我們迫切需要災難新聞來平衡內心的感受。」這類新聞就像舊時西方繪畫中的骷髏，堪稱現代版的頭骨，用對死亡的思考來修復生命的意義。書名既然叫《新聞的騷動》，作為題眼的是這樣一段話：
「我們的生命承載着種種幽閉負擔，比如與自我共處，比如不斷向世界證明自己的潛力，比如費力地說服身邊寥寥數人傾聽我們的想法和需求。而新聞儘管多有負面，卻恰能幫助我們擺脫上述負擔，可能越是慘烈效果越好。閱讀新聞就像把一枚海貝貼在耳邊，任由全人類的咆哮將自己淹沒。藉由那些更為沉重和駭人的事件，我們得以將自己從瑣事中抽離，讓更大的命題蓋過我們只是聚焦於自身的憂慮和疑慮。一場饑荒，一座洪水淹沒的小鎮，一個在逃的連環殺手，一屆下台的政府，某經濟學家對明年救濟人口的預測——這樣的外界騷動也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好以此換取內心的平靜。」
受眾總是對的，不對的是新聞界。德波頓指出，公眾對於硬新聞興趣淡薄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公眾特別膚淺或鄙俗，甚至不是因為事件本身空洞乏味，而只是因為新聞呈現的方式不夠引人入勝。自然，記者和編輯們又很容易陷於另一個極端——「記者和編輯都傾向於認為，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由其離奇性和反常性所決定的，這基本也就等同於其表現出來的可怕、血腥和殘忍程度。」不不，新聞可以關注「反常」，卻又不能只停駐於「反常」；新聞可以可怕、血腥和殘忍，但同時一定要有教育意義。德波頓舉例說，言及從「反常」取材，古希臘悲劇堪稱重口味。比如女主為了懲罰出軌的老公殺了親生孩子，比如男主犯下殺父娶母罪行自我懲罰刺瞎雙目，又比如丈夫祭獻了女兒、妻子為報復而通姦、並最終殺了丈夫和丈夫的新歡，劇目分別是《美狄亞》、《俄狄浦斯王》和《阿伽門農》，按照最後這部里女預言家卡珊德拉的話說：「血在滴答」。不過，當代的編輯記者與古希臘悲劇作家的差距在於文學技巧和道德情懷。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認為，只要有高超的劇本和藝術性的舞台呈現，只要作者心懷善意、觸發觀眾的「憐憫與恐懼」，即便這些故事情節殘暴粗野，卻具備重要的教化功能。德波頓覺得，當代的新聞記者都該向索福克勒斯那樣的大劇作家學習悲劇技巧，不是引導公眾做簡單判斷、而是引入成熟明智的思考。
德波頓夫子自道說「撰寫此書的工作帶有烏托邦的性質」，而他最為干犯新聞界眾怒的是，在書中的這裡那裡不斷呼籲記者們向文學家學習：「如果新聞編輯室里坐着托爾斯泰、福樓拜和索福克勒斯，也許媒體就能多提供一點東西，說到底，《戰爭與和平》、《包法利夫人》、《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也是新聞事件。」更過分的是，他提出：「或許可以要求新聞報道學習一下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的戲劇不僅故事講得好，其中的心理、社會和政治主題，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時間與地理背景，構築於永遠不變的人性基礎上，因此可以屬於無數的世紀。在編輯記者們看來，如果說德波頓對於六類新聞報道的批評頗能點到穴位，最後開出的藥方卻太有江湖郎中的風格。這實在是有點太過分了吧，新聞與文學畢竟社會功能不同，使用方法不同，生產方式不同。且不說別的，莎士比亞一生傳下來的戲劇只有37部，當代企業化運作的新聞編輯部恐難容得下一生只寫37篇報道的記者。至於原汁原味的莎劇里那些黃色粗鄙的連珠妙語、以及玄幻浪漫的部分，恐怕也難逃今日編輯大人的法眼。
浸淫於文學界的德波頓信奉文學的主要原則：個性化的表達方式、超越時空的永恆主題，因此他對於新聞界的程式化與碎片化大為不滿。為了解決新聞帶來的無謂騷動，他暗示大家：與新聞報道的暗示恰恰相反──其實沒有什麼事情真正算得上是新奇、值得訝異、或者恐怖至極。是啊，《傳道書》里有類似的「新聞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他建議我們偶爾該放下新聞，從每十五分鐘刷一次屏的焦灼中自我解放，同時出於對人性的理解他又誠懇地表示，在一個如黑格爾所說新聞成為宗教的時代里，要是某人真能離開新聞漩渦一整天，只傾聽窗外的雨聲和自己的心聲，其持戒水平當直追高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