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道中二首(蘇軾)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新城道中二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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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新城道中二首》 創作年代：北宋 文學體裁：七言律詩 作者：蘇軾 |
《新城道中二首》是北宋文學家蘇軾創作的七言律詩組詩作品。這兩首詩是蘇軾在去往新城途中，對秀麗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繪。第一首詩主要寫景，景中含情，反映了作者當時歡樂心情，也表現了他厭惡俗務、熱愛自然的情趣。第二首着重抒情，情中有景，透露出一種歸隱之意以及對自然的熱愛之情。
原文
| “ | 新城道中二首[1]
東風知我欲山行， 吹斷檐間積雨聲。 嶺上晴雲披絮帽， 樹頭初日掛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 溪柳自搖沙水清。 西崦人家應最樂， 煮芹燒筍餉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 溪邊委轡聽溪聲。 散材畏見搜林斧， 疲馬思聞卷旆鉦。 細雨足時茶戶喜， 亂山深處長官清。 人間岐路知多少， 試向桑田問耦耕。 |
” |
| — 《新城道中二首》，《蘇東坡全集》 | ||
譯文
東風像是知道我要到山裡行，吹斷了檐間連日不斷的積雨聲。
嶺上浮着的晴雲似披着絲棉帽，樹頭升起的初日象掛着銅鉦。
矮矮竹籬旁野桃花點頭含笑，清清的沙溪邊柳條輕舞多情。
生活在西山一帶的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吃了好鬧春耕。
漫漫人生旅途就同我腳下悠悠的路，馬行溪邊，放下韁繩緩緩走着，聽那潺潺溪水聲。
那朝廷上的黨爭，即便是難用之材也怕搜林之斧，疲憊的戰馬希望聽到收兵的號令。
下夠了的細雨，帶給茶農喜悅，在這亂山深處還有我的清官好友。
人間的歧路能知多少？問問田裡耕作的農民吧。[2]
賞析
這兩首詩是蘇軾在去往新城途中，對秀麗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繪。第一首詩主要寫景，景中含情。第二首着重抒情，情中有景。
清晨，詩人準備啟程了。東風多情，雨聲有意。為了詩人旅途順利，和煦的東風趕來送行，吹散了陰雲；淅瀝的雨聲及時收斂，天空放晴。「檐間積雨」，說明這場春雨下了多日，正當詩人「欲山行」之際，東風吹來，雨過天晴，詩人心中的陰影也一掃而光，所以他要把東風視為通達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遠門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決定了旅途中的愉悅心情。出得門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霧靄籠罩着高高的山頂，仿佛山峰戴了一頂白絲綿制的頭巾；一輪朝陽正冉冉升起，遠遠望去，仿佛樹梢上掛着一面又圓又亮的銅鉦。
穿山越嶺，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鮮艷的桃花，矮矮的竹籬，裊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於春耕的農民，有物有人，有動有靜，有紅有綠，構成了一幅畫面生動、色調和諧的農家春景圖。雨後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麗，使得詩人出發時的愉悅心情有增無減。因此，從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帶上了主觀色彩，充滿了歡樂和生意。野桃會「含笑」點頭，「溪柳」會搖擺起舞，十分快活自在。而詩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樂無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間小憩，婦童餉耕；春種秋收，自食其力，不異桃源佳境。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寫是作者當時歡樂心情的反映，也表現了他厭惡俗務、熱愛自然的情趣。
第二首繼寫山行時的感慨，及將至新城時問路的情形，與第一首詞意銜接。行進在這崎嶇漫長的山路上，詩人聯想到人生的旅途同樣是這樣崎嶇而漫長。有山重水複，也有柳暗花明；有陰風慘雨，也有雨過天晴。詩人不知不覺中放鬆了韁繩，任馬兒沿着潺潺的山溪緩緩前行。馬背上的詩人低頭陷入了沉思。三、四兩句頗見性情，很有特色，膾炙人口。「散材」、「疲馬」，都是作者自況。作者是因為在激烈的新、舊黨爭中，在朝廷無法立腳，才請求外調到杭州任地方官的。「散材」，是作者自喻為無用之才。「搜林斧」，喻指新、舊黨爭的黨禍。即使任官在外，作者也在擔心隨時可能飛來的橫禍降臨，即便是無用之材，也畏見那搜林的利斧。
作者對政治鬥爭、官場角逐感到厭倦，就像那久在沙場衝鋒陷陣的戰馬，早已疲憊不堪，很想聽到鳴金收兵的休息訊號。所以，作者對自己此時這樣悠然自在的生活感到愜意。他在飽覽山光水色之餘，想到了前幾日霏霏春雨給茶農帶來的喜悅，想到了為官清正的友人新城縣令晁端友。臨近新城，沉思之餘，急切間卻迷了路。詩的最末兩句，就寫詩人向田園中農夫問路的情形，同時也暗用《論語·微子》的典故：兩位隱士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命子路向他們問路，二人回答說：「滔滔者，夭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詩人以此喻歸隱之意。
兩首詩以時間先後為序，依原韻自和，描繪「道中」所見所聞所感，格律純熟，自然貼切，功力深厚。尤其是第一首「野桃」、「溪柳」一聯倍受後人激賞，汪師韓以為是「鑄語神來之筆，「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其實不僅此聯，即如「絮帽」「銅鉦」之比擬恰切，「散材」、「疲馬」之頗見性情，也是詩中妙對。
作者簡介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文學家、知名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父洵、弟轍，合稱「三蘇」。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學習，青年時期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顯露出多方面的藝術才能。枕頭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進士時，主司歐陽修見其文章連稱「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時，任太常博士、開封府推官，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豐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議新法的詩句，以「訕謗朝政」罪名入獄，即所謂「烏台詩案」。出獄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五年後，改任汝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司馬光等舊黨執政，他復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充任侍讀，又因與司馬光等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後任兵部尚書兼侍讀、端明殿這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元祐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他以「譏刺先朝」罪名，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諡號文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