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腸草(曾令琪)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斷腸草》是中國當代作家曾令琪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斷腸草
中華文化有5000年悠久、燦爛的文明歷史，而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就是其組成部分之一。華夏文明之所以綿綿不絕，代代相傳，不能不說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起了相當的作用。
所以，讀罷賈興安先生的《斷腸草》（《今古傳奇》2005年7月號），我覺得作者是在將沉重的人倫與如秤的良心放在人性的十字架上拷問。結果，善惡畢現，精彩紛呈。在讓讀者大呼過癮的同時，也留給讀者不盡的思考。
一、人倫與良心的衝撞
這是一個弟愛其嫂、與嫂私奔的故事。
大喜木訥、寡言，因為生了一場大病，不僅人變醜了，連一手精湛的醫術也丟了；二喜聰明、有心計，「醫道超群，才貌雙全」。一次出診遇雨，邂逅未來的嫂子、漂亮的春鴿，二人一見傾心，由此種下亂倫的禍根。而春鴿呢，婚前就不滿意大喜，邂逅二喜以後，春夢連連，夢中唯一的情人就是二喜；春鴿對新婚的渴望，就是與大喜成婚後，能與二喜朝夕想見。新婚之後，風騷俏麗的嫂子春鴿終得以尋機和小叔子二喜纏綿在一起。從此，災禍連連，釀成一系列的悲劇。
中國封建時代很講究人倫大防。家長馭家之道，是父嚴母慈、子孝妻賢。嫁女要嫁富過己者，娶媳要娶窮過己者；目的都只有一個，讓她們羨慕婆家，不生輕慢之心。而「夫為妻綱」，婦女不得不遵。
可是，「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春鴿一開始就瞧不起大喜。躲雨時春鴿對二喜說：「你什麼都別說，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我心裡明鏡似的，你比你哥強多了！」二喜呢，則認為春鴿嫁給哥哥大喜好比「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婚姻還沒有正式開始，大喜和春鴿情感大堤的基礎就出現了裂縫，安能長久？
不過，有悖於傳統人倫的「叔嫂戀」，雖然催化了二喜和春鴿的私奔，但一見鍾情式的愛情畢竟缺乏牢實的基礎。
而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亂倫乃中國城鄉（特別是農村）的大忌。小說中，作者通過二喜的眼睛，插入了西王橋村王家「叔嫂戀」的男主人公被當眾鞭笞的場景。這一帶污辱性的事件，最終促使二喜和春鴿逃離家園。二喜和春鴿私奔以後，二喜一方面與春鴿魚水相樂，恩恩愛愛；一方面心存愧疚，心裡產生了強烈的亂倫感和負疚感。所以，他非常想回家看看。
而二喜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陰暗心理，也在平常的生活中一點點暴露無遺：在春鴿劫後歸來之時，他不是由衷地高興，而是無端懷疑春鴿失身於匪，因而疑慮重重；在霍亂流行期間，為了斂財，二喜忘記了父親的教導，做起乘機發財的美夢；在得知化名「丘山」的大喜施藥濟眾，妨害自己的名聲、斷了自己的財路之後，他甚至不惜高價，買通老相識、縣衙的捕頭劉海，欲置「丘山」於死地；……最終，與嫂私奔的醜事敗露，二喜情急發瘋，春鴿羞愧自焚，大喜悵悵然帶着一兒、一侄和僕人，回到老家黃塔村，繼承父業，懸壺行醫。
本來，誠如恩格斯所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如果大喜和春鴿沒有愛情，二喜和春鴿未嘗不能結為夫妻。問題是，明知自己不喜歡大喜，但春鴿還是嫁給他；而二喜僅僅是自己嫡親的小叔子，春鴿卻藐視傳統婚姻的潛規則，而紅杏出牆、苟合偷歡，這就為人所不齒。社會輿論、傳統的倫理道德是一座高聳的大山。在這座大山面前，很少有人能體會到「會當臨絕頂」的快樂，而多半都只能是在傷痕累累的時候嘆息「危乎高哉蜀道難」。
二喜和春鴿的人生悲劇，似乎傳達了作者自己、同時也是傳統的倫理觀。他們的悲劇結局，既強化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評判，又凸現了他們兩情相悅、飛蛾撲火的令人同情之處，在當今物慾橫流的時代有着特殊的警世意義。
二、復仇與濟世的矛盾
出嫁前，春鴿和父親趙懷印無意間救了土匪「孬孩兒」。結果，「孬孩兒」向趙家求婚不成，攆到岳家。為了報復岳家向官府告密，「孬孩兒」一把火燒了岳家大院，將岳先生燒死、將大喜燒傷。二喜和春鴿因私奔而逃過一劫。
懦弱的大喜發誓要親手殺死「孬孩兒」，為父親報仇。誤入匪窟，大喜一心手刃仇人。但「孬孩兒」因救春鴿而手臂受傷，大喜主動放棄了機會；「孬孩兒」與其他土匪火併，傷重垂危，大喜又不忍加害。妻子失蹤，最後發現是被親弟弟拐走，想認而不忍認；父親棄世，仇人就在眼前，卻看到他對自己從前的妻子有情有義，想報仇卻不能報仇。而自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面容被毀，無家可歸。在這種情況下，大喜還是濟世救人，津津此道。古人說：「醫者，仁也。」說醫生在長期的行醫生涯中，逐漸養成了仁道、仁義、仁人之心。大喜就是這樣的人。大喜一路尋妻，一路尋仇。親人和仇人都近在咫尺，卻無由認親和報仇。可以想象，大喜的心中鬱積的愁苦是多大、多深啊！
在傳統文化的意象里，「長兄」往往是勤勞、樸實、堅韌、善良的榜樣。巴金先生《家》里的大哥「覺新」就是一個典型。這篇小說同樣如此。在對大喜的塑造上，作者賦予主人公多種傳統的美德，而同時又讓他歷經各種磨難。儒家的「仁」，佛家的「忍」，道家的「無為」，在大喜身上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復仇與濟世的矛盾，最終以弟死妻焚、仇人身故、大喜回鄉而解決，作者沒有讓大喜與血腥沾邊。這樣，大喜給人的印象很深刻。
三、地道的手法與精美的插圖
這篇小說非常充分地表現出「今古傳奇體」風格。
小說的思想意義、社會意義已如前述；在具體的寫法上，作者精心設計了小說的懸念：春鴿失蹤，能找到嗎？二喜和嫂子私奔，能美滿嗎？土匪「孬孩兒」追求春鴿，視為神聖、樂此不疲，有結果嗎？大喜歷經磨難，治病救人，尋妻尋仇，能得到好報嗎？……這些都自然地牽動着讀者的心，讓人急欲讀完，而欲罷不能。
作者還安排了幾個幾乎貫串始終的道具：岳先生傳家的金龜，簡直是神出鬼沒，它的隱現，似乎暗喻着大喜與春鴿的聚散。金龜的最後一次出現，使得二喜恍然大悟――「丘山」就是哥哥大喜！而一塊小小的手絹，作者讓它在小說情節上起了很好的關聯作用，使得春鴿和大喜劫後的相認顯得異常的自然。那雙平常的繡花鞋，作者更是通過它充分展示了一個土匪的「情劫」，表現了土匪「孬孩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在總體的安排上，編者插入了精美的圖畫。一主七副八幅插圖，線條簡潔，描摹傳神，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進一步強化了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真是圖文並茂，相得益彰。
王爾德說：「世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種是得到。」總之，這篇小說在「得到」與「得不到」之間，通過大喜寫「仁」，通過二喜、春鴿寫「情」，通過「孬孩兒」寫「義」……幾個主要人物都個性突出，形象鮮明。小說情節曲折，可讀性強，確實不失為一篇傳奇小說佳作。[1]
作者簡介
曾令琪，四川成都人，中國辭賦家聯合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