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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上一秒還是狂喜和興奮，下一秒卻變得絕望和沮喪；
滿腦子都是新點子，精力過剩甚至過度活躍；
變得前所未有的自信與慷慨，大肆揮霍錢財；
情緒如同鐘擺，在黑暗與光明間來回擺動；
躁鬱，究竟是讓我們感到真正地「活着」，還是在將我們推入深淵？
英國著名精神分析學師達里安·利德力作
重新思索躁鬱症的本質
一份應對躁鬱生活的思想指南
布克獎得主希拉里·曼特爾好評推薦！
※達里安·利德是英國著名作家和精神分析師，被《衛報》譽為「當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從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視角出發揭示了人類心靈的各種面向，兼具深刻透徹的分析與生動優雅的文筆，是了解當代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理想入門讀物。廣受包括布克獎得主希拉里·曼特爾、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在內的著名作者稱讚。
※本書不僅從專業角度出發，也同時綜合文學、電影、文化史等視角，對躁鬱症重新進行闡釋和思考。不僅可以讓躁鬱症的患者以及專業醫生對躁鬱症本身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也可以讓普通讀者了解噪躁鬱症。
※本書系明室推出的達里安·利德系列作品的其中一本，這不僅是這位知名精神分析師書第一次被系統翻譯為中文，也極好地填補了相關類型書籍的市場空缺。
如果說「二戰」之後的一段時期是「焦慮的年代」，那麼今天我們則生活在「躁鬱的時代」。躁鬱症，這個曾經僅適用於1%人口的診斷，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總體診斷數已經增加了4000%。今天的問題已不是「你有躁鬱症嗎？」，而是「你的躁鬱症如何了？」。
要如何解釋躁鬱症的爆發性增長？它究竟是來自合理的醫學診斷還是製藥業的營銷推廣？躁鬱症又與當今的消費主義有着怎樣的聯繫？英國著名精神分析師達里安·利德對這些問題展開了自己的探索。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僅挑戰了過往醫學史對躁鬱症的定義和闡釋，而且對躁鬱症本身進行了重新的思考。他告訴我們，只有以新的方式看待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幫助躁鬱症患者。
名人推薦
「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衛報》
「本書不僅促進了對躁鬱症的進一步思索，它也能改變許多人的生活。」——希拉里·曼特爾
作者簡介
達里安·利德 (Darian Leader)
英國作家、精神分析師，弗洛伊德分析和研究中心的創始成員，同時也是英國精神分析學院院長、羅漢普頓大學榮譽客座教授以及弗洛伊德博物館信託人。現執教於利茲城市大學，同時也在布魯內爾大學講授精神分析專業的碩士課程。著有《人為什麼會生病？：精神如何影響身體》《手的精神史》《搖擺之心：理解躁鬱》《瘋狂是什麼》等作品。
譯者，上海市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住院醫生。
書評
在現代社會所呼喚的一種狂躁節奏和製藥業對其的龐大營銷（德巴金、碳酸鋰、奧氮平）所導致的越來越混淆不清的疾病譜之外，是否存在一種嚴格定義的躁鬱症？
模糊診斷的始作俑者被認為是克雷佩林，一種確切的診斷必須回歸到Falret和Baillarger的工作，即將一種特定類型的瘋癲與其他疾病中的狂躁和抑鬱狀態分開，情緒的高低本身並不構成躁鬱症的結構，
「與其說這是一個高漲和痛苦的問題，不如說是這些狀態的性質，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是，它們背後的思維過程」 這一步存疑，克雷佩林分類法的關鍵實際上在於「混合狀態」，即狂躁和抑鬱狀態實際上不是高和低的問題，而是快和慢的問題，即同一套機制以不同的速率運轉，同見於亞伯拉罕。因此簡單地說克雷佩林的分類是粗暴的，並沒有繼承Falret等人的精確，值得進一步討論
在又反覆地涮了藥物治療對人的割裂、「調藥」如何忽視了房間裡的大象之後，Leader從狂躁開始回答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給出一個「strictly bipolar」
第一步是將其他疾病中嘈雜或興奮的行為與躁鬱症的狂躁狀態區分開來，第一個切分點是狂躁中「一切事物以某種方式有目的地聯繫在了一起」，且這是一種為了聯繫而建立起來的聯繫，且狂躁者體驗到這種聯繫的興奮後，必須要與人分享
這種聯繫是什麼？就是思維奔逸（flight of ideas），但與其說是思維奔逸，不如說是詞語奔逸（flight of words）。「狂躁症患者的言語從一個詞轉到另一個詞，幾乎不考慮內容，仿佛觀念之間的橋樑來自語言本身，而不是來自意識地深思熟慮」。狂躁狀態下患者被語言的形式化規則（能指）所支配（言語從領帶的necktie轉移到作為一種attachment的tie，轉移到眼睛的eye，轉移到謊言的lie），而抑鬱狀態下患者被語言的意義所支配，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可說的，重複着具有相同基本意義的詞語：他們沒有價值、犯了一些不可饒恕的罪、etc」
但狂躁的詞語奔逸並不是隨機播散的，而有其自身規律可循，首先它們往往會在相同的想法、詞語上結束，有一個傳送點，其次他們和被語言所奴役的、常常言不逮意的凡人不同，他們能在語言中找到自己發言的位置，他們對語言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掌握，常常爆發出大量驚人的雙關語、笑話，「they have the words to say it」。最後，使他們在語言中得以找到自己位置的，正是他們永遠在對着另一個人說話這一事實，他們不會自言自語，被一種說話的壓力所驅使着去找一個人說話並因此而情緒高漲，他們的濫jiao行為同理可證，後者只是緩解對接觸和交流的未滿足需要的另一種方式
如何解釋狂躁者對聽者如此迫切的需要？這涉及到狂躁的詞語奔逸中非形式化的語義跳躍（semantic gap），這種「跳躍」的最大特點就是它們使得言語得以單方面地繼續下去，剝奪了聽者回應的機會，這種剝奪實際上是在解除聽者的武裝，這正好能回應弗洛伊德指出的詼諧和狂躁之間的聯繫，詼諧正是一種以第三方（被嘲笑的客體）為代價在兩個人之間建立聯繫的方式。一旦這種聯繫（喜劇演員無法讓觀眾笑起來）被打破，抑鬱狀態便將到來
聽者在場的必要性，還有另一層意義，即在病人的敘述中，躁鬱症患者的父母本身，在患者的幼年，呈現出一種怪怖的「雙相性」，孩子會感到被拋棄，然後又「不一致地被兇猛地崇拜」，「因此某些形式的躁鬱症鐘擺結構是字面意義地刻在孩子身上的」，孩童正是那個他們的父母必須令其在場的聽眾。但這種經驗對孩子而言畢竟是斷裂的、不連續的、痛苦的，孩童與父母的聯繫是脆弱的，所以狂躁時的「聯繫」正是他們幼時為了避免被拋棄而採取的絕望措施的重複
由此又衍生出狂躁狀態下患者的「宏大」幻想（他們斷言自己是拿破崙、是基督），但卻又願意從事一些非常瑣碎的工作，這種落差正反映了躁鬱症患者的「身份」完全是被父母強迫着印進去的，他們一直在滿足別人的理想，所以抑鬱低潮的到來往往是由他們的成功所激發的，因為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成功
Leader在此處引出狂躁狀態下另一個區分性的特點，即大量地買東西、大量地消費，這種「奢侈」並不是自戀性質的，而是貫徹着一種利他主義的犧牲邏輯（例子若干），這才是他們消費的真正動力，他們必須由此保持其他人對他們的信任。他們常會報告自己活在「楚門的世界」當中，但他們的這一妄想世界總是良性的，而不是像精神分裂患者的妄想世界那樣總是在迫害他們
也就是說，躁鬱症患者在盡力保留一個好的大彼者、好的聽眾的在場（they know that we know, in a curious and almost comforting complicity）。這正是躁-鬱症（manic-depression）中連字符的意義，必須盡一切代價將躁和郁、好和壞分開，而精神分裂症中從好到壞的變化則是迅速而恐怖的
在這裡可以進行一個精神分析式的變形，這種利他主義、這種分離的嘗試背後，是在保護別人不受自己的破壞性傾向的影響，精神分裂症的爆發是自我的崩潰，躁鬱症的爆發則是他們試圖維持的這一理想大彼者的崩潰。躁鬱症中的強迫症狀也是避免傷害他人的方式。這種破壞性傾向（死衝動）之所以會如此dynamic，是因為暴力行為意味着「他們喪失了他們希望保有的父母的理想形象，並因此有可能喪失他們的愛」。
強迫症的症狀學是解決雙重性的一種方式，躁鬱症同樣也可被視作解決雙重性的嘗試，只不過它更極端，這不僅是要努力避免傷害我們所愛的人，更涉及到了責任、債務的問題（努力避免傷害他人、努力否認傷人的責任）
而這就引入了定義「strictly bipolar」的核心概念，即躁鬱症患者之存在的總體框架便是一種債務，正如狂躁這個詞（μανία）的本意便如同Pausanias所認定的Eumenides的精神，「追捕那些沒有支付其費用的人」
狂躁者瘋狂的利他主義的購物、贈送、投資正是償還、抵消自身債務的嘗試，但此處的關鍵點在於他們只在事後（狂躁後）才有負債感（狂躁涉及到對內疚和債務的排除）。由此也可以重新解釋躁鬱症患者保持良性大彼者的嘗試，這正是因為有一份未被認領的責任在滑動（究竟是誰的攻擊性該為喪失負責？）。
「在一個又一個案例中，我們發現在前幾代人的層面上存在着關於責任的兩難選擇。往往是躁鬱症患者的父母經歷了失去孩子、兄弟姐妹或父母的悲劇，而這種死亡的責任仍未得到解決」。 對債務的態度正是一種可能的結構性區分要素：
「一代人無法緩解或銘刻的內疚將困擾着下一代人，就像債務被傳遞一樣。但這種債務並沒有得到解決。它既不像偏執狂（「大彼者有責任」），也不像憂鬱症（「我有責任」）那樣具體化，而是在躁鬱症主體的高潮和低谷之間搖擺不定。如果責任在狂躁症中離開了，它在抑鬱症中又回來了」。 債務在狂躁中的被排除，和在抑鬱時的回歸，正是躁鬱症的結構，Leader稱其為「象徵性的輕視」（symbolic levity）【即將詞語的意義排除。
狂躁時債務的排除，導致了「購買」被「偷竊」所取代，並呈現出一種普遍意義的對獲取東西的狂熱，但這種獲取的前提卻是「正確的東西在正確的地方」，即有一些珍貴的東西不會被排除了一切債務和責任的狂躁的他摧毀
所以狂躁體現為一種平衡極端的愛與恨的努力，由此可以限定出狂躁的觸因，即被分開的好與壞再度接近的結果，也就是說「一個衝突太過於衝突」了而無法被符號化為一個想法，而只能被分割開來，一位病人說當她對她喜歡的人生氣時，她便狂躁了，除了憤怒之外不再有其他東西，這種「蒸餾出來的憤怒」（distilled rage）變成了高漲（elation）
所以躁鬱症正是試圖在一系列更痛苦、更混亂的矛盾（債務的歸屬）中保持一種基本的區分的努力，所以在日常的情緒波動中尋找躁鬱的起源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躁鬱的目的就是創造一個對子，「一種特徵的基本分裂」（a baseline splitting of traits）來統攝他混亂的心理世界
當好與壞被符號化地分開，「陽光是壞的」，「黑夜是好的」，懸置的債務便有了歸屬，大彼者將被理想化而得到保護，主體則不至於去承擔暴力的無名血債。精神分裂者的大彼者是迫害性的，躁鬱症的大彼者是「純良」的、權威的。理想化（大彼者）的另一層功能則是：狂躁時被排除的債務被重新構建並歸屬於主體，「我欠我心理醫生的債務是無法描述的」，這種方式可以暫時地穩固躁鬱症的結構，也能解釋躁鬱症患者的完美主義，理想的父母形象否定了那個「inconsistent」的父母形象
狂躁的觸因是兩極的接近，狂躁是對這一接近的反抗，那狂躁將如何消退？一種偏執的想法、一種集中的仇恨的出現（「在經歷了狂躁高潮的喜悅和熱情之後，一個病人會懷着厭惡的心情去想一個多年前曾冤枉他並顛覆他生意的人」）。實際上，迫害者的出現將「壞」組織起來放到了自己的外面，和一切「好」再度分開。
偏執作為狂躁的句號，作為相對穩定的兩極性再度建立的標誌，究竟在防範什麼？是他們「在頭腦的每個角落和身體的每塊肌肉中都能感受到的債務感的回歸」，也就是抑鬱狀態
由此，Leader指出了躁鬱症抑鬱狀態與單相的憂鬱症抑鬱狀態的不同：
1）前者聚焦於生活的短暫和無意義（「被可怕的聲音和腐爛與死亡的圖像所浸染」、疲憊、一切都將在墓地里結束），後者聚焦於道德、聚焦於自我責備、無休止地抱怨他們所犯的一些罪行和過失。2）前者內疚的原因是「他人摧毀了我」，後者則是「我摧毀了他人」（把毀滅的過程歸咎於自己）。
3）前者不會固着於自我責備、也不會執着於將其告訴全世界、前者對錯誤的態度是搖擺的、也會指責是他人犯的錯，後者則固執地將一切罪責攬在自己身上，所以前者會有復仇的幻想：
「仿佛憤怒不能完全被內疚所吸收，內疚並沒有達到憂鬱症中的妄想固着性」。 4）前者的抑鬱伴隨着一種劇烈的癱瘓，沒有「我」了，他們無法最簡單的日常決定，「不是我不能決定，而是沒有『我』可以決定」，後者中「我」的存在是確切的。前者的抑鬱是一種「吾喪我」，「我」被排除了。
5）雖是如此，但前者的抑鬱卻並不「慢」，而是噼里啪啦的、快節奏的，這種抑鬱本身就是狂躁的，誠如克雷佩林的混合狀態所述，幾秒內，狂喜便能變為絕望，這是一種急性的、蹂躪性的挫敗感，病人無法坐下超過30s，這既不是快樂也不是悲傷，而是一種混合的恐怖，這正是兩極化的失敗所導致的（狂躁和抑鬱是等價的），躁鬱症正是對這種「cauldrnous，fluctuating nature」的反抗
為何躁鬱症的努力總是無法成功？因為二元結構並不穩定，必須從二走向三，必須有父親、石祖、S2的引入，才能形成真正穩定的結構，才能真正地定位一個喪失
Leader要處理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躁鬱症周期性（cyclicity）的問題。這種周期性是否是純生理性的？Leader是這樣破局的，情緒的變化好似與任何外部原因都沒有明顯的聯繫，但這裡的聯繫恰恰就是一種聯繫的失敗，比如費倫齊的「周年反應」（anniversary reactions）：身體症狀在某個重要日期的紀念日出現，之所以會出現症狀正是因為記憶的缺失（沒想起來是這一天
情緒的本質正是兩個想法之間聯繫的失敗，建立觀念之間的聯繫，便能消除情緒，而眾多躁鬱症患者對自身歷史的敘述恰恰呈現出一種「非歷史性」（ahistorical），歷史的中斷、記憶的缺失導致了情緒的產生和變化。
「歷史越是被排除，躁鬱症的波動就越是顯得武斷和偶然，仿佛只有生物學才是身體時鐘的名字」。 躁鬱症患者的歷史中存在着許多這樣的不能被符號化的、排除到實在中的、不能被心理地處理的洞，正是在主體在生活中遭遇到這些不可整合的因素時（不易處理的對所愛之人的憤怒、etc），情緒會產生波動
由此，Leader回到了全文的起點，對藥企營造出的「雙相時代」的批判，「我們生活在一個對歷史口惠而實不至的時代，它不斷地破壞我們與過去的聯繫」。「對症下藥」式的藥物治療中，個體的歷史並不存在，電療則更是直接對記憶的抹除，這些都能解釋為何在前藥物時代，躁鬱症反而是預後更好的那一類精神病，因為反而是在過去，人們至少嘗試着在了解躁鬱症患者的世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