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內容簡介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是著名歷史學者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生平及思想的專著。由一系列解讀蔣介石日記的論文匯集而成，內容包括國共合作及分裂，抗戰期間對日策略，二戰期間中國與歐洲各大國之間的關係，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的反省以及蔣介石的家庭，等等。在書中，楊天石採取從蔣介石的日記入手的獨特角度，根據海內外檔案、資料館所存的蔣介石日記的多種版本以及相關史料，經仔細閱讀、對照，謹慎地考訂和充分解讀，深入挖掘了蔣介石的生平經歷、思想演變和真實心理，以生動的文筆揭示出蔣介石在歷史事件中諸多決策和行為的根源。
楊天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國民黨史研究專家，在其專業領域內，長期享有國際聲譽。他對於蔣介石研究，有三十餘年的累積功力。為了尋找蔣中正的資料，其足跡不僅限於南京的第二檔案館，也多次前往日本的外交史料館等處，以及台灣的「國史館」和國民黨黨史館， 更多次前往美國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有關蔣介石的研究，已是近代史學界高度耕耘的領域，但楊天石仍有獨到見解。他把與蔣介石相關新舊史料，仔細閱讀、對照，形成多個重要而有趣的課題，再經過謹慎考訂和充分解讀以後，以生動的文筆寫出來，最後化為一篇一篇可讀性很高的文字，把蔣介石研究帶入目前尚無他人可以企及的境界。本書即是作者多年關於蔣介石研究的成果匯集之一。
全書史料翔實、論證嚴謹，對歷史人物評價客觀，有很強的可讀性，是一部學術性及通俗性、趣味性兼具的著作。
此次再版，針對書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配上大量歷史圖片和老照片，並配以補充說明性的圖注，排版更美觀、更便於閱讀。
作者簡介
楊天石，江蘇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合著有《中國通史》第12冊、《中華民國史》第一卷、第六卷等，個人著作有《揭開民國史的真相》（七卷本）、《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追尋歷史印跡——楊天石解讀海外秘檔》、《從帝制走向共和——楊天石解讀辛亥秘檔》、《帝制的終結》、《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一、二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當代中華詩詞史家精品集·楊天石卷》等。
作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一輯）獲中國2008年十大圖書獎、香港2008年十大圖書獎，第二輯獲南方讀書節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著作獎；《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獲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亞洲周刊》「十大圖書獎」。
媒體評論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據原始資料還原其本來面目，一直是史家的興趣也是任務。早在2002年楊天石教授即有感於民國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國人物難免塗脂抹粉，致事件雲遮霧繞，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訪四海，廣搜史料，然後以專題發掘蔣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紀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以便進一步準確地闡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他的勤快、執着與用功，叫人敬佩。
——呂芳上（台灣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長）
讀他（楊天石）的著作，我們總能發現不知道的知識。楊天石比較注重敘述，他不是要建立一個理論框架，或構建一個宏觀體系。他擅長用敘述把歷史細節復原，在這種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使是專家看他的書，翻幾頁就會發現新東西。
——牛大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天石參與民國史的工作，涉獵的範圍，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國民黨派系鬥爭等，特別對蔣介石的研究，都下過很深的功夫，有很多有價值的發現。
——蔣永敬（台灣政治大學教授）
原文摘錄
丟掉農民，丟掉資產階級，丟掉全民，貪污腐化，一黨專政、個人獨裁，這五個原因是國民黨丟掉大陸比較重要的原因。我還是引用傅斯年一段話:「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勢力，而由於它自己的崩潰。」所以，國民黨丟掉大陸，有許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原因還在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自己。
書評
去過台北的大陸遊客，大概很少有不去中正紀念堂看看的，那裡不僅展出蔣介石的生平事跡，也有中國近代史（尤其抗日戰爭）的另一套敘事。是非功過且不論，人們至少對這位曾經左右中國命運的政治人物仍抱有相當的興趣；即便在台灣島內，對兩蔣遺產的爭議也至今未平息。不過有一點應無異議：台灣社會在戰後的方方面面，從經濟起飛到去除日本殖民痕跡「再中國化」，都受到了蔣介石的深刻影響。在他88年的人生中，最後將近三分之一的時光（26年）是在這個小島上度過的，而這卻是大陸這邊以往很少提及的。
自2006年起，蔣介石1918-1972年間的完整日記在美國胡佛檔案館分批陸續開放，這讓世人得以有機會了解這位一生富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歷史學者楊天石曾四次應邀去參閱，耗費了10個半月在那裡抄資料——不誇張地說，這種對原始史料的占有是他建構自己「蔣學」體系的基石。在出版本書之前，楊天石已經陸續出版了三本「蔣介石日記解讀」，都是從蔣氏日記出發來剖析其內心世界和政壇內幕。
現存資料均證明，1949年初大陸形勢逐漸明朗時，蔣介石就已在着手準備撤退到台灣等沿海島嶼。從披露的日記看，這一敗退對他的衝擊首先是自省：他看到老家奉化城鄉「一切與四十餘年前毫無改革，甚感當政廿年黨政守舊與腐化自私，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着手，此乃黨政、軍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實行也」。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人物，他此時終於意識到：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未能給民眾帶來承諾的福祉、改變與希望。這成為他後來在台灣堅決推動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原動力，也只有到了台灣，「耕者有其田」這種原先喊了多年的口號才真正得以落實下來。
任何政治口號要落實，都需要有效的組織架構支撐其執行力。但棘手之處也正在於此，楊天石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有一個重要的特徵：紙上的文字可以很好，但執行力、實際貫徹執行的能力極低」，「許多想法停留在計劃，停留在空談，停留在紙上，做不了，執行不了」。顯然，這被視為一個「問題」，並且是導致其失敗的嚴重問題；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也意味着這套體系內部山頭林立、互相掣肘，彼此權力制衡，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結果往往是既不能成大事，但也沒有能力做大惡。這意味着蔣介石手裡的整個政治機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更多保持着舊時代的特質。
正因此，在他執掌大權的這最後二十多年裡，其實耗費精力最多的還是如何改造這部機器本身，以求能更高效地貫徹他的意志，正因此，清除「腐化惡化分子」、派系分子、昏庸老邁分子與集權化是同步進行的一體兩面。按照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此時應當做的是縮小行政管理的範圍，而提升執行法律政策的效率，促進專業化；但蔣介石所謀求的卻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既想要提升執行效率，同時又管得更寬了，而每次無法達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時，他就在日記里大動肝火。
從這個人物身上，我們能看到很多時代的縮影：雖然他奮力想掙脫、改造那部老舊的政治機器，但他本人身上其實就就有很多舊時代的烙印。他不滿於當時的政治組織，屢次說要改造國民黨，但最終他只是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自視一身肩負重擔，此外便找不出別的辦法。他想帶來變革，然而他的推動方式卻常常帶有道德說教的色彩。他的思想資源，除了來自基督教和五四思潮的一部分外，大多還是本自傳統文化；他能堅持50多年每天寫日記，並不僅僅只是個人習慣而已，事實上也是出於將日記作為「省過」方式的明清傳統；他推出的很多新舉措，往往都冠以舊名稱，就像「耕者有其田」明明是新落實的政策，但他卻聲稱是為了「實行國父遺教」。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然而他自己卻似乎意識不到這一點。
不必說，楊天石此書確實讓人得以看到蔣介石的某些性格特質和政治決策背後的動機，但總體上說，他有時像是一個為自己客戶辯護的律師。由於他的解讀相當依賴新公布的蔣介石日記，因而在有意無意中，這些日記被視為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第一手文獻——這不是說他沒有批判，但他的批判是一種對史料真實性的甄別（所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而非對其敘事和修辭的批判。正如《檔案中的虛構》早已證明的，一個人的求赦書是出於特定目的寫下來的，對這種文獻一定要小心，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蔣介石的日記就是他為後人留下的一份「求赦書」。
雖然對蔣介石打壓孫立人、雷震等案中的做法多有批判，但不可否認的是，楊天石在解讀中也不由自主地代入了蔣介石的視角。在他看來，蔣介石在1950年代初所施行的土地改革兼顧地主利益，因而最終結果皆大歡喜，是其重要歷史功績。但呂正惠曾指出，當時的土地改革是美國為了杜絕日本、韓國和台灣三地的左翼根源而強迫進行的，而蔣介石願意配合的原因之一是藉機削弱台灣的地主階級勢力，當時表面上向這些地主購買土地，但實際上付給他們的地價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這導致很多地主階級出身者仇恨蔣政權。正因此，《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中才從一個老牌統派的視角出發，斷言「台獨」運動的根源其實是在當時的土地改革。就此而言，這一事件的後續影響要深遠得多。
在這裡也可看出中國傳統紀傳體史書的潛在深遠影響：在西方傳統中，人物傳記的原型是戲劇，更注重呈現其個性和矛盾衝突；而楊天石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時，其實注重的是對人物功過是非的評判，即便「釐清事實」也是為了這一目的而服務的。在這一意義上，楊天石雖然強調解讀蔣介石日記可以了解其內心，但他所說的「了解」並不是現代心理醫生所秉持的那種病理學探究，而接近於因熟知而產生的同理心，更何況他更在意的其實仍是對蔣介石外在行為的蓋棺論定。在此他又假定，只要不隱惡、秉筆直書，那麼「客觀評價」人是可以做到的，仿佛有一個「真實的蔣介石」在那裡等着人們去發現。
弔詭的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實際上是與對他蓋棺論定的傳記模式相矛盾的。即便我們能從文獻資料中復原這樣的「真實」，那必然也要求更多呈現他的個性、內在自我或個人經驗，但傳統傳記模式的評判卻像我們從訃告中看到的那樣，往往都是「光輝的一生」、一份模式化的簡歷，作為垂範後人的典型，遮蓋了他作為鮮活個人的那些豐富細節。正因此，楊天石在評述蔣介石的活動時，選取的都是那些重要的軍政大事，但對他的晚年生活、興趣愛好，乃至對復興傳統文化的傾向都略過不談。更重要的是，後人總不免從自身所處社會的價值觀出發來進行評判，這在價值變遷較小的傳統時代還有可能，到如今就已意義不大。更何況，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有時在他而言也許是前後一貫的（例如對岳飛來說，抗金與鎮壓農民起義都是忠君），但得到的歷史評價卻可能截然不同。
楊天石所說的「真實」，並不是基於批判性認知之後的「真實」，倒不如說是相當於一個歷史學者基於道德良知的公正評判。在此，他仍然堅信歷史學家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由此我們才能理解他在序言中所強調的「要全面看人」，主張歷史學家應公認的治史原則是「評述歷史人物，要力求實事求是，全面、公正，不以個人好惡編造、歪曲歷史」。他認為這是「對古典遺產的創造性的新解釋、新運用，有助於促進中國史學的良性、健康發展」，但實際上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相當陳舊的史觀，因為對歷史人物作出評判原本就是一種政治鑑定，而不是現代歷史學者所關注的重心。
政治史一直以來都是國內歷史研究的主流，但也因此，政治史研究可能比醫療史、婦女史這樣的新領域更多延續了原有的傳統學術範式。1985年，當時尚未成名的彭慕蘭到中國訪學，發現中國的歷史研究與美國的迥然不同。他當時對19世紀末到1937年抗戰爆發之前的魯西地區感興趣，但關注重心是長期、漸變的社會經濟變化，而與他對話的山東大學學者卻對此頗感費解，猜測他是不是對義和團或北伐感興趣。彭慕蘭後來回憶說：「在當時，中國學者認為歷史研究就是關於重大事件和偉大時刻的研究，因此有一套關於何為重要的標準。因此他們無法理解我的想法，為何要去探索一個人們認為不那麼重要的區域。」值得補充的是，這某種程度上也體現在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中，這大概是紀傳體正史留下的影響，使得人們更關注按照一套功過標準來對重要人物進行評價。
傳統上之所以注重蓋棺論定，還有一重原因是因為傳記人物常常被視為後世的道德榜樣（或提供失德的教訓），然而對現代社會來說，這種「以史為鑑」的思路也已逐漸失效，歷史人物所處的環境與當下相去太遠，通過效法前人來應對現實中的問題，早已不再那麼順理成章。不過，楊天石對蔣介石蓋棺論定的努力或許也有其歷史意義：在打破這個原先不可觸及的人物的研究禁忌之前，必須先經過這樣一番鑑定，定下基調，才能將之轉化為一個研究對象，由此可以為後來者展開討論奠定基礎，就像河豚在經過去除毒素之後，終於可以變成安全的食材進行處理了。 已刊2019-02-15《第一財經日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