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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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的名字叫紅》《伊斯坦布爾》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蟄伏六年動情寫就 全球60個語種正在流行。
◆斬獲諾獎之後還能寫出自己的最佳作品，帕慕克就是這樣的大師。——《獨立報》
◆讓一千萬人聚集在伊斯坦布爾的東西是生計、利益和賬單，但只有一樣東西支撐着這茫茫人海中的人們，那就是愛。
◆嘈雜腐敗而又日新月異的城市史詩，天真、正派又卑微的街邊小販的人生傳奇。
《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是一個講述缽扎小販麥夫魯特的人生、 冒險、幻想和他的朋友們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幅通過眾人視角描繪的 1969—2012年間伊斯坦布爾生活的畫卷。
在麥夫魯特還是一個生活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窮山村少年的時候，他就不住地幻想自己未來的生活會是怎樣。
十二歲時他輾轉來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爾打拚，立刻被那些老城消逝、新城待建的景象所吸引。他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在土耳其的街道上販賣缽扎。他與那些在城市繁華外荒涼處的居民一樣，渴望致富。但是運氣似乎永遠都不追隨他，他看着親戚們在伊斯坦布爾暴富並定居；而自己卻花了三年時間給一位僅在婚禮上有過一面之緣的女孩兒寫情書，最後卻陰差陽錯地和那女孩兒的姐姐私奔。麥夫魯特人到中年，在伊斯坦布爾的街巷裡做過許多營生，酸奶小販、鷹嘴豆雞肉飯小販、停車場管理員……
他珍惜自己的家人和妻子，可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仍不斷擠壓着他。無論如何，他仍然夜復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爾街頭，一邊賣缽扎，思念自己的真愛，一邊琢磨着腦袋裡冒出的一個又一個怪怪的東西，這些念頭讓他自感與眾不同。他，一個沒錢沒地位的缽扎販子，既屬於這個大都市，又在頭腦中不停地尋找着另一種生活。
作者簡介
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代歐洲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生於伊斯坦布爾，自幼學畫，大學主修建築，後從文。200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在探索他故鄉憂鬱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徵。」他的作品已經被譯為60多種語言出版。
原文摘錄
眾所周知，對於結婚來說，信任才是更為重要的一種感情而並非愛情。 這個世界的裡面隱藏着另一個世界，只有將隱藏在自身里的另一個自己釋放出來，他才能夠邊走邊想地抵達幻想中的另一個世界。
書評
帕慕克先生的新書《我腦袋裡的怪東西》里，講到一種叫Boza的傳統飲料，這是老土耳其人的記憶，千禧年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和遊客們很多都不知道這為何物。我搬去伊斯坦布爾快半年，雖然常常在超市看到，但也一直沒有買來試過。
伊斯坦布爾初雪的冬夜，我跟室友（一個土耳其男孩和一個法國女孩）在家裡吃起火鍋，底料是從國內帶來的，連肉丸子也是托朋友從國內帶過來的，為的就是給他們吃一頓地地道道的中式火鍋。吃着吃着就聽到了叫喚聲，土耳其男孩眼睛一亮，「是Boza」。
我跟法國女孩都還沒有試過Boza，因此我們仨冒着初雪，找了一個大碗，出門去買了Boza。回來打開一看，這東西鮮黃鮮黃的，聞起來有股麥芽香。土耳其男孩興奮不已，說是很久沒喝過新鮮的Boza了，「手藝人賣的新鮮Boza跟超市里裝在瓶子裡的可不一樣，超市那些裝瓶的時候就已經發酸了，根本不配稱為Boza，新鮮Boza撒上一點肉桂粉，那可是人間美味呀！」
我趁着新鮮喝下，發現口感酸酸甜甜，有點像麥芽味的酸梅湯。法國女孩喝完一杯就直呼：「為什麼這麼好喝的東西，我們卻一直沒發覺？」
土耳其男孩說他小時候常常喝這個東西，但是現在真的是很難找到了，「沒人賣Boza了，不掙錢」。幾個月前，我在看一本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作的書，裡面寫道：「由於受經濟思維、商業思維和金融思維的束縛,我們把整個生態鏈和產業鏈切割成不同多段。所有的資源，所有的投資關注的都是最賺錢的頂端，產生最大經濟效益的頂端，利潤率最高的頂端，而把它的末端一股腦兒扔給社會、扔給環境、扔給弱勢群體。」
現在的社會，金錢是第一信仰，能賺錢的東西自然就能留下來，那些不賺錢的要麼就留給社會底層的人去做，要麼就整個行業直接消失。Boza的逐漸消失其實大概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原本它是伊斯蘭世界隱晦的酒精替代品，酒精含量非常非常低，甚至到底是否含酒精人們都有一番自己的見解。但後來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成批的德國啤酒開始在大街小巷出售，大家再也不需要同樣由小麥發酵但酒精濃度很低的Boza了。
小說里賣了一輩子Boza的麥夫魯特，最終也是貧貧困困這麼過完了一生。在一個冬夜被無賴父子打劫後，他最終決定再也不賣Boza（事實上後來他還是賣了，他喜歡賣Boza時自己可以走街串巷去叫喊，像是跟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在對話）。《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是我今年春天看過最浪漫又悲情的小說，悲傷的原因除了故事本身，也在於你可以清晰看到Boza對於一代土耳其人的影響和它逐漸消失無法被扭轉的命運。服務了人類大半個世紀，但喜新厭舊的人類說丟掉就丟掉，慢慢就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我小的時候，家對面就是一家飯館，每天早上老闆都賣親手蒸的水粄（潮汕人叫「粿條」，廣州人叫「河粉」），他所做的水粄真的是我在世上吃過最好吃，首先寬度比潮汕的粿條要寬一些，但是細滑很多，不是那種很厚的白色，是通透的薄薄的一層白色（有點像正宗的腸粉），配上新鮮剛打的肉丸子湯，或者加上肉片和油菜一起炒，那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可惜再也吃不到了，因為他退休之後，他兒子接手了這間店，就再也沒有賣過水粄。
可能是不會做就沒做了，也可能是不掙錢，一碗水粄，還要配上兩三個肉丸子，才賣五塊錢不到，和成本根本相差無幾，又要四點一早起來磨米漿，一層一層來蒸，煤火和人力都沒算進去呢。以前的人講人情味，都是做街坊生意，大家愛吃，那無所謂，就做了。現在的人哪管街坊是什麼玩意，鄰居之間相互叫什麼可能都不知道呢。
在雅典那會，認識了一個敘利亞人，準確來說是倫敦人，六年前從阿頗勒搬到倫敦，現在已經拿倫敦護照了。他跟我一樣在雅典旅行，我們在青旅認識，後幾天就一起去逛了衛城。他說他六年前去倫敦讀書那會，敘利亞一片和平，他們一家人還住在一起；現在阿頗勒什麼都沒了，他跟哥哥都留在倫敦，一個姐姐在伊斯坦布爾，另一個姐姐嫁到了約旦，一家人就這麼分開了。
有一天我們午飯的時候，我問他敘利亞有什麼特別好吃的菜式嗎？他說有很多，但是都吃不到了。我說那怎麼會呢，在倫敦總是有敘利亞餐館的吧？他說有是有，但是不正宗啊，有一些敘利亞菜，那可是要一天的功夫才能燒出來的，準備就要花好長時間，現在的餐館哪有心思做這類型的菜。漢堡薯條炸一炸，端上桌就開吃了，食客們也不管這麼多，大家都要忙着掙錢，沒有時間耗這門子心思啊。
而且很多在敘利亞有的原材料，倫敦畢竟是找不到的，找得到人們也不願意花心思了，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也不是很多人能吃出來區別。就好像他們說印度菜分北部口味和南部口味，我也吃不出來，一定要在當地生活過的人，跟這些食物有過維繫的人，才能吃得出來。
大概這就是為什麼大城市裡雖然有24小時營業的火鍋店，但我們總是在尋覓像《深夜食堂》這樣的小店鋪。因為越是這樣的小地方，就越讓你覺得他們的食物中熬煮的是人情味、家鄉味和下廚時廚師的小心思。這些東西，連鎖的飯店是做不出來的。
我也一直跟朋友說，驗證一家客家菜館正不正宗的菜，就是釀豆腐，好吃的釀豆腐要花力氣將新鮮豬肉剁成肉泥，怕事的餐館是不會這麼做的，用機器打成肉糜就糊弄了事了。其次是包法，釀豆腐寓意好，豆腐切三角，中間塞肉泥，弄成「金元寶」的模樣，所以過年我們家總是會有這道菜；但糊弄的餐館都是切成四方形小塊在上邊放一丁點肉糜，又省事又省錢。好吃的釀豆腐，還要兩面煎成金黃，用豬油是最好的，現代人講究養生，那是很難了；就這樣，熱騰騰的豆腐起鍋，沾點紫金椒醬，塞一點蒜片，用一片生菜包住，整個塞進嘴裡，哎呀，真是太滿足啦！光是寫出來就要流口水了，但離我上一次吃也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大概歷史上也曾有過其他美味的菜式，後來因為人們嫌麻煩就慢慢消失不見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怕麻煩，或者覺得做這個沒有「經濟價值」，好吃的釀豆腐就這麼消失在世界上，我會覺得很難過。因為對於一個吃貨來說，沒有什麼比消失的美食更令人難過了。
到底是優勝略汰還是人類比較無情？我一直很難想到答案。
前幾天看NHK《絲綢之路》喀什篇的時候，提到喀什老城裡一個做土陶瓷的老人，他子承父業從18歲就開始幹這行，但是現在都白髮蒼蒼了也沒找到接班人。人都去挖玉石了，玉石才掙錢啊，陶瓷什麼的誰還學呀？更何況大家都有錢了，沒人在願意買土陶瓷，它們終究沒有敵過城中越開越多的「上等」家具店，甚至都沒敵過宜家。也不知道十年過去了，那個老人是不是還在做陶瓷，有沒有找到傳承的後人。
《我腦袋裡的怪東西》里，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個標題，叫「不乾不淨的食物最好吃」，一開始看到的時候覺得很驚訝。原因在於原本我以為只有中國人才會這麼說，但沒想到老土耳其也有這種說法。可惜的是，「不乾不淨」的這些街頭美味，最終還是沒有敵過現代化。
正如書中寫道，在伊斯坦布爾的小街小巷那些沿街叫喚賣酸奶的人消失了，後來的酸奶都被整整齊齊擺放在超市的貨架里——「全自動化機器生產，絕對無人工污染」，廠商們這麼說。這樣嘗起來一個味道，不會因人而異的酸奶，大概也是Boza和釀豆腐最後的命運。說到底，可能所有的食物最後都會成為資本主義大浪潮中的一個棋子，要麼消失，要麼失去人情味。
這本書， 個人認為是帕慕克先生寫過最好的小說，一邊讀一邊總是在想：這條街區我也去過，也在寒冷的冬夜喝過Boza，看過土耳其老阿姨從窗口丟籃子下來找小販買東西；最主要的是，也見過像麥夫魯特那樣，正直、單純又平凡的土耳其人。所以能讀到他們的一輩子，覺得滿足了好奇心，也又一次愛上了伊斯坦布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