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和母親(四)(樊興茂)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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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和母親(四)》是中國當代作家樊興茂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的父親和母親(四)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全面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五二年春，我父親和樊文清我叔父兩名共產黨員，帶頭響應黨和政府《組織起來，走大家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號召，把樊塬全村十幾戶農民組織成兩個生產互助組。基本形式是，以工還工，今天大家給他家幹活，明天給你家勞動,誰家地的收入歸誰家,年終只是結算找清做工多少的賬務。即長工者都得錢,欠工者都出錢。
一九五四年，定邊縣委、縣政府，在樊塬村搞農業生產合作化試點，把樊塬互助組轉為樊塬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社設有黨支部、社委會，叔父樊文清任黨支部書記，我父親任社委會主任，這是樊塬村有史以來黨領導下的正式基層組織機構。
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耕畜、羊子、農具，都屬農業社集體所有，男女老少都是農業社的社員，有勞動能力的男女社員都必須參加農業社的集體勞動,勞動一天計工10分。年終按個人所得的勞動工分參加全年收益分配，叫做按勞分配。
我父親他們這一屆領導班子為樊塬村辦了三件大事：
一、向縣政府申請農業貸款買耕牛、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大抓糧食生產，連續三年獲得豐收，徹底扭轉了多年來群眾吃糧緊缺的問題，為以後的經濟發展打好了基礎。
二、集體種杏樹160多畝，從定邊灘買回柳樹苗子造林60多畝,種檸條400多畝，為以後大面積植樹造林，開了一個好頭。
三、白手起家為樊塬村辦了一所小學。當時沒有桌凳，泥土墩擔木板代替。沒有教室，我家騰出兩間上房做教室。沒有教師，生產合作社的會計兼任。並開辦夜校學習班，組織青壯年農民學習文化。
樊塬小學開辦已近70年，經過幾代人的奮鬥,為樊塬村培養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識人才。
樊塬村是周邊最早無文盲的村莊，現在家家都有大學畢業生，有的家戶有幾個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留學人員也有幾人，參加國家工作的人員近百名，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都有出色的人。
我父親是一個愛好文化娛樂活動的樂觀主義者。年輕時家窮失了農事，以打工為生，雖說缺吃少穿，但他精神不倒。
他常說，過去我們是較為富有的人家，由於戰亂和各種自然災害和橫禍，造成破產變窮。只要有志務實，只要堅持不懈努力奮鬥，總會有由窮轉富的一天。
他老人家對未來的好日子充滿信心，他的衣兜里常裝着戲本，有空有熟人，就拿出戲本和好友們一塊學唱幾段折子戲，樂呵一陣子。
我父親會木工手藝，他自己做一把四弦，在我們自己家套起一對耕牛，立了農事，每年冬閒之季，差不多每天晚上，有我戶家三爸、四爸、樊文清我叔父，都來我家和我父親合唱，我三爸拉四弦，我四爸敲着糧食升子代鼓，我文清叔父敲梆子，一唱就是半夜。他們唱的最多的戲有《劉全進瓜》、《張彥修妻》、《蘇五牧羊》、《宋伯良活埋母》等戲的選段。
合作化後，到了六十年代，樊塬經濟狀況大為好轉，村裡有不少初中畢業生，加上五十年代三年夜校學習，全村中青年全部脫盲。生產隊設有文化室，開展文化娛樂活動更有條件了。
我父親為文化室用木板箍了一個大鼓牆子，兩面用牛皮幔成一個大鼓。還用馬鬃做演戲戴的鬍鬚，買花布料自制服裝，做水船等各樣文化娛樂器材。
每年冬季，抽出一部分文藝愛好者，還有放寒假的學生，組成文藝演唱隊和秧歌隊，有組織有領導開展排練、演唱等文化娛樂活動，豐富了群眾文化生活，開展了政治思想宣傳，占領了農村農閒業餘陣地，杜絕了不正之風氣的滋生。
我父親愛好文藝，經過幾代人的薰陶、發展、沉澱，我們鋪子愛好文藝的晚輩漸多，終於走出了名校音樂學院的高材生。
我父親沒有上過學，沒文化，一九五四年樊塬村由互助組轉為農生產合作社，我父親擔社主任時，看報、學文件一抹黑，外出開會學習更是處處掣肘，工作起來困難重重，自感低人一等。
為了不讓後代人再受沒文化的憋屈，他力主辦學，他事先和支部書記商議統一認識，帶領全班幹部，親自動手，僅僅用了五天，全部工作就緒，樊塬村小學就開學了。
樊塬農業社自辦小學得到了定邊縣委、縣政府的表揚和鼓勵，得到了當時定邊縣委書記陳智亮的親臨視察、撥款與關心。
一九五五年，姬塬學區聘請我父親擔任姬塬學區理事會主任，學區研究重大事情，或舉行大型活動都邀請我父親參加，他老人家也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
我父親兄弟姐妹四人，他是老二，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父親是一個重情義、有擔當、負責任的人。
聽我父親說，我叔父是一個活潑好動、能說會道、江湖氣十足的男子漢，身邊的三朋四友最多。在我家最困難時期，他常常外出以打工為名、實則和他的三朋四友在一起吃喝玩樂或四處流浪。花的沒有錢了，就給有錢的人家支忙工，事先領工錢花用。到人家用工時，找不見他的去向，人家就找到家裡，只好由我父親替他完工還債，事後和我父親大談兄弟情誼，有情後補等等。
50年代末，我堂兄的親事說成。在結婚之前要建房、籌備衣物。這些事宜在堂兄從我家往姬塬趙家走時，立有文字契約，趙為堂兄娶妻成家，堂兄要為趙養老送終，繼承其田山土地和全部財產。
但我父親念起已經遠去的弟弟，念起堂兄是他的親侄子，把當時僅有的兩顆大楊樹送給堂兄一顆蓋房，還給了一頭驢讓堂兄出賣花用，盡到了他做伯父的責任。
一九五四年樊塬小學開辦，我和我弟弟都上學了，當時我已虛歲20，我弟弟虛十四歲，這時我們已是十口人的大家庭，又是農業社集體勞動，靠掙勞動工分吃飯穿衣。
我是一個強壯男勞力，我弟弟也是半勞力，同時都上學，在一般家庭、一般家長是辦不到的。但是，我父親想的是長遠，不是看在眼前。今天的幸福生活，緣於老父親當時的大格局和大情懷！
在我上學之前，我父親就給我定了一門親事。我小學畢業上初中時，我父親提出要我先結婚，不結婚，就不許我上初中、在家勞動。這是我父親對人家郭家姑娘的高度負責。
一九五八年，我二哥樊興源與我父母分家，我和我弟弟跟我父母同家生活。一九六七年秋，我弟弟又與我父母親分家，我仍然跟父母親同家生活。
在我父母親與我弟弟樊興盛分家時，有一頭騾子。為了安排分家的財產分配，當年十一月間，我弟弟和我侄子樊正文兩人到定邊把騾子賣了，買回了三頭驢。
當晚我父親用早已用買好的熟皮條、小銅鈴、還有花布條，給每一個驢都挽好花籠頭、還拴上一個小銅鈴。
據我母親說，當天晚上來我家看我家買回驢的人不少，我父親當眾把三個驢給我們弟兄三家分開了。
我二哥樊興源分的驢是280元，當時我二哥買驢自己只出了100元，我們賣騾子錢給墊了180元。弟弟樊興盛分的驢是370元，我跟我父親同家，分的驢是414元。
就在這天晚上，我老父親着涼感冒，天亮請來醫生檢查，醫生背過我父親，說我父親肺部感染嚴重，很可能是老病，要我們兩手準備，加強治療，也得防老，做好一切該有的準備。
當天白馬崾蜆鄉傳信到趙崾蜆村說我父親病重，要我速回。我回到家第四天老父親逝世，臨終時提出三件事要我照辦，一定要辦到辦好。
第一件，我父親的大姐，我的大姑姑，沒有生兒女，一九六一年收留了一個十歲的討吃娃娃，六七年時已過十六歲，還沒有定下親事，要我一定照料把媳婦給娶下。
第二件，我的小妹，現在還小，以後大了，一定要給找個好人家、好女婿。
第三件，給我二哥買驢墊的180元錢,暫時記下,以後我的光景不如他，就讓他還錢給我，如果他的光景不如我，那錢就不還了……。
三件事，前兩件我向老父親表態一定照辦、辦好。關於給我二哥買驢墊錢一事，我對老父親說，騾子是你買的驢下的，又是你一手餵大的，騾子錢是你勞動辛苦所得，給我二哥添買驢錢是你的心意，我們都是你的兒子,那180元錢給我二哥就好了……老父親聽後滿意的閉目安息了。
老父親重情義、有遠見、有擔當、負責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將世世代代永遠傳承下去。[1]
作者簡介
樊興茂,男，陝西定邊人，退休幹部，89歲,平時以「玩」為主，偶爾寫點家史、村史、生活回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