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們(王志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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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們》是中國當代作家王志英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們
從小我就愛寫愛畫。小學四年級時,老師就讓我騰寫材料;調政府當幹事後,領導又喜歡讓我做「大會記錄」;當了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後,就負責起草、修改、會簽文件,為縣長們負責起草大會報告,起草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向上一級機關報告的「文本」,一句話,整天泡在「文秘」工作里。
「文秘」工作有其特殊性,接觸領導的機會多。接觸一多,學習的機會也就多了。比如,學習領導敢講真話的品格;學習領導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勇氣;學習領導對下屬關懷備至的作風……一次,大概是1982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正為高副縣長起草一份大會報告,突然接到龍居郵電所轉來的電話,說:「你大女兒家裡有事,請你馬上回去。」放下話筒,我就直奔閆克惠縣長辦公室,因為我是政府辦公室副主任,請假得直接找縣長。通訊員說:「他剛走,要去招待所開會。」我急忙趕到大門口,他正要上車,我便大聲喊道:「閆縣長,有事!」他停住步,望着我,我急忙告訴了他的事情原委,還沒等我說出「請假」二字,他就搶先說道:「你趕快坐着小車回去看看吧!」我說:「不用,我騎自行車就行。」因為我知道,兩個大院只有三輛212,我不能因為私事而誤了他的開會。可他說:「招待所不遠,步行誤不了事!」他不容分說,就對司機說:「你馬上和王主任回去一趟,多會辦完事多會再回來!」說着便揚長而去,弄得我手足無措,門衛老馬見我還楞在那裡,才說:「你又不是不了解閆縣長的人品,還不趕快坐車回去吧!」
薛光夏,是我們的縣委副書記,卻沒有一點領導架子,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從來不搞特殊化,對下屬更是親如兄弟姐妹。當時,他身居高位,一家六口卻擠住在三間破爛不堪的小房子裡,吃的是家常便飯,坐的是小桌小凳,對同志、對下屬親如兄妹。一次,我的小女兒住院病危,急需注射一種叫「球旦白」的,我跑遍了全城醫藥門市部也沒找到。他知道後,跑了幾個縣,才找到幾支,挽救了我娃的生命。
從頂頭上司的平凡瑣事中,我悟出一個道理,就是一個領導幹部對他的下屬,不能掄天話、講空話,更不能裝腔作勢,假情假意,而要真心相待,以情感人,從大處着眼,從小事做起。須知,大話說得再大,也是空話;做的小事再小,也是實事,它會從心靈深處感動人,激勵人,使人奮進。
有些領導具有一些特別作風,如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比如平時召開幹部大會,台下坐的滿滿檔檔的,就是單等一個做報告的人,人們等了很久很久 ,他才姍姍來遲,遲到者往往是縣委書記或縣長。可我們曾經的縣委書記張世賢卻不是這樣,他總是第一個到場,不管他是做報告的還是聽報告的,他都第一個到場。如果他是聽報告的,不但第一個來到會場,而且肯定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聽講席」上。記得1990年8月21日,市委決定讓我(時任宣傳部副部長)在二招禮堂向市直幹部做一次《「愛中華,迎亞運」的形勢報告》,張世賢書記竟是第一個走進會場的人,而且直接坐到了聽眾席上的第一排。我和李春風部長,忙到他的坐位處請他上台,他卻說:「今天,我是聽眾,聽眾就得在台下認真聽,我不上去了。」其他領導來後,也一一仿行,而且從此以後,就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凡報告會、上黨課等,不作報告的領導同志一律坐在台下做普通聽眾。
他還做過一件非常漂亮的事,那就是解決了考察幹部過程中一個非常棘手的事。記憶中,他來運城任市委書記時,幹部中還有不少派性或宗派殘餘。因而,每逢傳出要提拔幹部時,告狀信便會滿天飛。常委只好決定「暫時放下,待查清後再說」。結果,「只貼8分錢,就得查半年」,而且往往是查無實據,讓該提拔的同志錯過時機,既誤人前程,又不利於事業發展。縣委對此非常頭痛。可張世賢卻使出一個絕招:就是公開在全縣幹部大會上宣布:從幾號到幾號,為組織部考察幹部期,凡對擬提幹部有看法者,歡迎向考察組反映,我們一定認真對待;但對匿名信件,一律不予理睬。過了考察期,有意見還可以說,一經查實,立即撤職。結果,最令人頭痛的考察幹部期,竟平平穩穩地過去了,還意外地令幹部群眾非常滿意。這件事,對我啟發很大,認為一切與群眾息息相關的大事,如選拔幹部,制定種植計劃,公開推薦支部書記等,都要充分相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在群眾中公開議論,公開比較,公開推薦,公開公正,不暗箱操作,充分相信群眾的政策水平和為群眾負責的覺悟程度。 有些領導「敢」字第一,對事、對人都敢於負責,曾經的縣委書記王金魁就是這樣一位「不唯書」「不唯上」的硬漢子,一個響噹噹的「焦裕祿式縣委書記」。從和他的接觸中,我學會了一個「敢」字,敢於向領導講真話,敢於向領導陳實情,敢於解決群眾中的棘手問題。記憶中,有這麼兩件事:一件是我在「縣委常委擴大會」上突然提出:「黨章是給全體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制定的,縣委應該模範執行。可是,縣委卻將審批黨員的權限'由上一級黨委批准收歸由縣委組織部批准』,這是違反《黨章》規定的。」
一語驚四座,與會人員的目光「刷——」地一下都投了過來,看得出,大家的目光里飽含着驚訝、孤疑和擔心。那時我才31歲,是全地區最年輕的公社書記,真有點「初生牛犢不畏虎」,竟反問道:「咋啦!我說錯了嗎?黨章不是這樣規定的嗎?!」從此,就有人在背後叫我「王大膽」了。慶幸的是,此後不久,縣委下發了「今後審批黨員的權限一律按《黨章》規定執行」的通知。那年冬季,我們研究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其中就有兩名思想進步、表現優異的出身不好的同志。一年後,一個擔任了小學聯合校長,一個被縣委組織部任命為公社黨委委員兼辦公室主任。
另一件事情是為「壞分子」翻案。公村有個呂豐定,是我抗日游擊支隊骨幹呂豐六的兄長,經常幫助我地下工作人員雷立法做些事情。但解放後,卻有人告她「向敵偽下馬編村密報了雷立法同志,致其被殺」,並以此為由,把他打成「壞分子」。在我任前、任中,他都多次審訴,要求平反。我也覺得此案疑點頗多,便組織「專案組」,親自掛帥,認真徹查。大量材料證明,雷立法被害與呂豐定無關,只是未查出真兇而已。為此,我主持黨委會研究決定:先為呂豐定平反昭雪,待查清真兇後再處。
在查處此案中,遇到不小阻力,就連個別黨委成員也不理解地說:「放着那麼多的急事不干,偏偏揀起一個'鐵案』在雞蛋里尋縫,真是自找苦吃!」果真被其言中,地區一級頂頭上司出於報復就將這列為罪狀,對我實行「隔離審查」。但查來查去,卻從臨汾敵偽檔案中,查出了真兇,原來「向敵偽下馬編村告密的人就是反對為呂豐定平反者的父親、長期隱藏在公村的敵偽情報員薛石塊」。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噢,原來這是抗日戰爭時期革命者與反革命者之間鬥爭的延續……
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了,但每每想起這些事,還是給我以欣慰和鼓勵,我覺得:作為一個黨員幹部,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對黨赤膽忠心,為人民鞠躬盡瘁!
學習頂頭上司錚錚鐵骨、奉公廉潔的好作風。從1990年9月到1998年9月,我擔任過市政協8年秘書長,陪着劉寶善主席整整幹了兩屆、八年。後又同時退休,同時到「老促會」工作,他是會長,我是常務理事,又是八年。期間,有過矛盾,也有過爭執,有時幾乎是「不可調和」的,但相處愈久,心就愈通,對他的人品、人氣也就愈加敬重!
他,特別「扣門」,有人說他「花公家錢就象抽他的筋!」
他,還特別奉公廉潔,堅決執行「四菜一湯」制度。一次,市政協去某鄉視察,行前他讓我打電話,說午飯就安排在鄉里,吃家常飯就行。我按照他的意見通知了鄉里,某鄉卻按照慣例準備了席面。他火了:「志英!為什麼不給人家說?」我急忙把他拉到一邊,說:「說了,說了!可人家準備下了,你就不要再說什麼了,省得挖了人家臉!」可他,卻非要人家把席面撤去不可。我急了,忙說那位鄉書記:「不是讓你準備家常便飯嗎?」「是啊。沒有特殊呀?!」「七碟八碗,還不算特殊?」「不特殊啊!市里來人,那一個不是這樣?何況今天來的是政協領導!」我傻了。劉寶善卻說:「不管其他人怎樣,我們吃四菜一湯!」那個鄉書記,幾乎是求他了:「已經準備下了,不吃也是浪費。下不為例,行不?」誰知劉寶善卻說:「不是我和你過不去,要知道歪風邪氣剎不住,就是因為這個'下不為例』在作祟!」
過後,我怕這個鄉書記有意見,就找人家做工作。誰知,他卻笑着說:「聽人說,劉寶善兩袖清風,為人正派,這回我可真是領教了。如果上面領導都能象他這樣,我們就省事了!」
對他我太熟悉了。一次歸途中,我小心翼翼地問他:「你為什麼凡事都那樣認真?」他這才坦然地道出了心底話:「我只是想好好地做人。一個'人』字,雖然只有一撇一捺,但要真正把它寫端正卻不那麼容易。我這一生就是想要寫好這個'人』字啊!」
從小事做起,處處為人師表,是每個縣太爺的共同作派。比如,時任運城縣革委會副主任的王金魁母親去世後,他要我去當總管。期間,有件事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機關說,墳地太遠,由機關想法調一輛卡車往墳地送靈。王金魁卻說:私事不能公辦。一定要我為他花錢雇一輛卡車往墳地送靈。他是書記,我只好花他的錢為他雇了一輛卡車。當時我就想:「焦裕錄式的書記就是和人不一樣,就連這樣的小事也渭徑分明!」
王金魁,先後擔任過運城縣革委會副主任、主任和縣委書記,但不管幹什麼,他總是沉在農村,和老百姓泡在一起。那時,我在劉村莊蹲點,一天,他坐着212來了,萬沒想到他下車時竟提了一個鋪蓋卷,說:「想在劉村莊住幾天。」期間,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了不少民情民意和民生民需,就是在他指導下,我們才把劉村莊建設成了一個全地區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也正是因為他經常工作在基層,所以才在全縣範圍內發現、總結和推廣了劉村莊大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南店大隊的小麥高產經驗、鄭費大隊的平田整地經驗,用典型推動了全縣工作的蓬勃發展。一次,我回縣城辦事,掏兩元錢從鄉下給他買了一小盆綠豆糕,但送他時,他卻把我批評了一頓,還非要給我兩元錢不可。我執意不要,他竟說:「如果你不要錢,那就物歸原主,你就把它端回去吧!」無奈,我只好收錢息事。
現在回想起來,確實非常感人,甚至因為某一件事,某一句話也讓人感動不已,如陳伯林副市長竟在運城風雲突變、風雨欲來風滿樓、地區頂頭上司A欲對我進行打擊報復之際,冒着不怕「牽連」的危險到夏縣為我們王范公社調運柳樹椽的事;王真副書記為我說了一句公道話:「我就不相信,干社會主義還能幹下罪!」等等,雖然許多老領導早已不在人世,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的培育之恩,不能忘了他們的言傳身教,唯有不折不扣地學習他們的優良品德,嚴於律己,才能不辜負老書記們和老縣長們對我們的殷殷期望!
謹以此文紀念之![1]
作者簡介
王志英, 筆名魯峰 ,中國現代作家協會會員 。曾任原運城市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