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悔過自新」觀的關學大儒(柏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恪守「悔過自新」觀的關學大儒》是中國當代作家柏峰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恪守「悔過自新」觀的關學大儒
歐洲學者中，斯賓諾莎和康德算得上真正的學者，正直、專注和甘於寂寞的清貧的生活，對他們來說，追求知識和真理就是人生的全部目的，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外來或大或小的干擾，都不能停止前進的步伐。——閱讀《康德著作全集》和斯賓諾莎著作的時候，感受到了強大的不可抵禦的思想衝擊力，那是一種解讀社會和人的精神世界過程中所產生的灼熱，這種灼熱持久地讓人的靈魂燃燒起來。是的，沒有機會到達海牙和格尼斯堡古城，真的要是能遂了人的意願，一定會在那高大的陷入緊張思索狀態的斯賓諾莎雕像和瘦小卻顯示出骨的力量的康德雕像面前，獻上親自採摘而來的鮮花編織的花籃，表達滿腔的敬意。
偶然接觸到李顒的著作的時候，竟然同樣產生了上述的感覺，於是，千方百計搜集和閱讀有關他的資料：三百年前關中大地上的一個異常清晰的布衣學者的形象終於定格在眼前，他身上的浩然正氣和剛正品格以及孜孜不倦地研修學術的精神，使人心神大振！
李顒是我國十七中期至十八世紀初期著名的學者，其一生的精力在於專心研究體察程朱理學，特別是發揚光大了王陽明的心學，也可以說，李顒把王陽明的心學推向了極致以至於終結；同時，李顒還繼承了自從北宋張載創立以至於延綿元明的關學傳統，是當時和黃宗羲、孫奇逢齊名的哲學家。
歷史是有自己的選擇原則的。這個原則就是不斷地在實踐的檢驗中淘汰，而經過歷史實踐的檢驗，確實能保留下來的大多是具有生命力的東西。——經過三百多年的歷史實踐檢驗，或者說學術嬗變，成為顯學的僅僅只有黃宗羲一家而已，孫奇逢和李顒逐漸走入了歷史帷幕的深處了……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學術嬗變史。
但是，不能說走入歷史或者學術嬗變史帷幕深處的歷史人物或者學術人物就沒有重新挖掘的價值了，就喪失了學術研究的價值，而應該是相反：重新挖掘這些歷史人物的學術價值，有助於更全面和深刻地認識當時的哲學和文化，有力地還原當時的學術環境和學術現實，幫助我們來認識學術發展規律，也有助於我們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重新整理古典哲學和文化，吸納其先進的科學的部分，融合於當代的哲學和文化，成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益的思想哲學和文化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認識李顒的學術思想和品格，是很有必要的。
明末清初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處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極端尖銳的風雨飄搖的急劇的社會變更的歷史階段。李自成農民起義動搖了將近三百年來的大明基業，一路摧枯拉朽勢如破竹攻占了北京，崇禎帝自殺標誌着明王朝的解體。可是，一直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此時長驅直入，農民起義軍敗走潰散，1644年，大清帝國宣告建國。——面對異族開始其血腥統治的社會現實，人們不得不思考大明究竟是為什麼亡國的這個沉重的理論課題。當然，反思是多方面的，除了明代後期連續不斷的自然災害諸如地震、大旱等災害，還有嚴重的政治經濟以及土地、吏治等問題，終於激發了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釀成了大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不過，這些矛盾都是非常鮮明的存在着的矛盾，更重要內在矛盾根源是什麼呢？有的人開始從思想文化的角度進行思考，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先進的知識分子，認為是理學的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王陽明的「致良知」的心學，已經喪失了先前進步的思想色彩，片面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逐漸走向禪宗化的道路，學者清談之風泛濫，於國計民生等實學一竅不通，也就是說，心學越來越脫離了時代和社會實際，也脫離了儒家學說的根本。為此，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提倡實學，力求棄絕虛浮無根的心學，提倡回到程朱理學實際上回到原始的儒家精神上去。
這是一種進步的思想觀念。在這一大的思想觀念背景下，李顒出現了。李顒的出現是清初思想界的大事件，因為在李顒身上，閃爍着一種別樣的思想色彩，而這種思想色彩無疑是當時比較先進的思想亮色。
李顒（1627—1705），字中孚，號二曲。陝西省盩厔縣人。他生於明，長於清，其間經歷的人生最大變故就是明清政權的易手。就在這個變故之中，李顒失去了父親。他的父親是在河南襄城參加對李自成起義軍圍剿的戰鬥中陣亡的。此後，李顒和寡母相依為命，過着極其清貧的鄉村生活。李顒熱愛讀書，雖然他的正式學校讀書時間只是短短的幾天，但是，讀書的種子一旦在渴望知識的心田裡發芽，便不可遏制地生長起來，以至於成為參天的大樹！
李顒在求學過程中，有一次巨大的思想轉變。這個思想轉變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和思想傾向：十七歲時，李顒讀了明代著名理學家馮從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啟發。他覺得馮從吾的書不僅使他了解了儒家學說發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這種學說才有益於個人身心的修養，有益於移風易俗。——從此以後，李顒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經典及歷史著作，並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領。
李顒在讀了《尚書》、《易經》之後，讀《周鍾制義》，見其發理透暢，言及忠孝節義則慷概悲壯，遂流連玩摹，非常讚賞；既而聞周鍾失節不終，則氣憤不已，感嘆到「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二曲集·歷年紀略》），自是絕口不道文藝，厭棄俗學，一意尋求聖賢所以為學之道。
也許絕口不道文藝是李顒為了收束自己的心思，不要旁騖，集中精力致力於儒家經典的研修所採取的一種有點絕對化的治學態度，這樣的好處是能提高治學的效率，很快在自己選定的治學選題上有所收穫，但是，棄絕文藝卻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自己的思維活力。以朱熹為例，他絕不是不涉獵文藝，相反，朱熹的詩雖然大多充滿了枯燥的理學理念，卻也不少清新活潑的佳作。李顒在周鐘身上得到的教訓應該是「心性」方面不能臻於「善」，而不是文藝之過。李顒後來在治學上呈現出來的風貌，在理學上確實體味深刻心得獨有，可是，治學視野確實不寬也是事實。
當時名震天下的還有王宏撰、李因篤和李柏等人，王氏不但有深厚的經學基礎，而且在書畫和金石方面的造詣，也是獨秀一時的，且為人瀟灑，豪邁不羈。李因篤、李柏和李顒齊名，號稱「關中三李」，在治學方面卻和李顒大不相同，李因篤的音韻學研究，頗得顧炎武看重，其詩的風格大有李白的神韻，為清初著名的詩人之一。而李柏不僅經學精湛，還旁及佛家和道教，給人有飄然雲煙之外的感覺。
李顒整日道貌岸然，岩壑很深，殊不近人。不過，治經學日久，所慮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浩蕩於內而神思凝重於外，也是人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所呈現出的相貌特徵吧。
他潛心鑽研《小學》、《近思錄》、《程氏遺書》、《朱子大全集》、《九經郝氏解》、《十三經註疏》、《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儒家典籍，以其有大的收穫。讀過《春秋公穀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淵源錄》等書，對周、二程、張、朱言行深以為契合，說：
此吾儒正宗，學而不如此，非夫也！
——《二曲集·歷年紀略》
在他二十歲的那一年，周至縣令樊侯辛對李顒的學識甚為驚嘆，為了表彰他，親自題了一塊「大志希賢」的匾掛在李顒家的大門上。這對李顒來說，更加堅定了他專心向儒的決心，也更加激勵他刻苦治學。
李顒是通過自學而成為一代卓著的學者的。沒有師承的好處是在學術上沒有門戶之見，思想很少藩籬的束縛，其弊端是治學的道路曲折艱難，不能迅速進入當時社會的學術核心，始終處於邊緣地帶。李顒讀書非常刻苦，其學不博而在於精深。他專注儒家經典，日積月累，不斷體悟，他確立的人生追求是：
立志，當做天地間第一項事，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為前古後今着力擔當這一條大擔子，自奮自力。
——《二曲集·傳心錄》
所謂「天地間第一項事」，就是拯救人生，改造社會。因此，成賢成聖，經邦濟世，才是李顒的人生嚮往與追求。據他的弟子駱鍾麟記載：
甫弱冠，即以康濟為心，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着》諸書，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憫人，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
——《二曲集·匡時要務》
這些著作雖以後被他所焚毀，但從這些書目可以看出李顒早年的經世關懷。後來，李顒的思想有了變化，「雅意林泉，無復世念」（同上）。——這表明了李顒此次在治學上逐漸走入陸王心學的道路。
1670年，李顒在母親三3年喪服期滿後，專程去河南襄城，為父親「招魂」。此時，已經從盩厔縣令改任常州知府的摯友兼門人駱鍾麟，派人迎請李顒講學。常州的士紳名儒爭相聽講。後來駱鍾麟把李講學的內容匯集起來，名為《匡時要務》。隨後，他相繼在武進、無錫、江陰、靖江和宜興等地講學，所講內容被記錄下來，整理為《兩庠匯語》、《錫山語要》、《靖江語要》。
李顒的這些南遊講學，經過門人學生的整理，刊布於世，流傳天下。
1672年，李顒返回陝西，次年，受邀擔任關中書院教習。
關中書院建立於1609年，由當時的陝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人籌建，院址在府治的東南安仁坊一帶，由著名學者馮少墟主講，四方從學之人達四五千人，關中之學蔚為大觀。1625年，也就是在李顒出生的前兩年，魏忠賢盡毀天下書院，關中書院也毀於閹黨王紹徽之手。剛剛復興起來的關中學風，又遭受到摧殘，一蹶不振。
1664年，歷史已經進入清代，其時陝西巡撫賈漢復檄西安府葉承祧、咸寧知縣黃家鼎對書院進行了擴建；1673年，陝西總督鄂善重修。鄂善是一位注重文教事業的地方官吏，他很欣賞李顒的學問，聘李顒主講關中書院。
李顒相當看重在書院講學，除了認真梳理自己要開講的課程，還制定了《關中書院會約》。這也許是李顒南遊講學，於東林書院會講時候，抽暇仔細讀過東林書院的有關規約條文，以昌明學問和促進學生道德修養為目的書院紀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李顒制定的《關中書院會約》非常詳細而且實用，且有鮮明的特徵。洪琮這樣評價道：
二曲先生仰承上台圖化民成俗之意，而以學為先，於是述古聖賢教人為學之要，以為具存於經，乃首儒行、次會約，而終以學程揭其條目，俾學者觸目驚心，有當於古人銘戒箴規之義焉。
——《二曲集·會約序》
為了激揚學生刻苦專研儒家經籍，李顒願意學生和他面對面進行質疑問難，他甚至在《會約》里公然標明這一舉措，倡導開明的學習風氣：
先輩大堂開講，只統論為學大綱，而質疑晰惑，未必能盡。蓋以大堂人士眾多，規模宜肅；不肅不足以鎮浮囂，定心志。私寓則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契，氣味浹洽，得以暢所欲言。吾輩既效法先覺，不可不循其漸次。大堂統論之外，如果真正有志進修，不妨次日枉顧顒廬，從容盤桓，披衷相示。區區竊願謬竭愚悃，以效曚瞽之誦。
——《二曲集·關中書院會約》
李顒自然學富五車，才華橫溢，登台講學，「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二曲集·行年紀略》），甚至總督鄂善和陝西巡撫阿席熙也前來聽講。 這是關中書院自馮從吾講學之後的再度復興。
李顒認為，講學是很重要的事情，其作用在於：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
——《二曲集·匡時要務》
教學相長，此言不虛。李顒南遊講學和關中書院講學，使得他的學問大進，關中一些學者也慕名前來求教，互相研討，各有所得。特別是他和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學術交往，李顒精湛的學術、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德行，得到顧炎武的由衷讚譽。顧炎武流寓華陰，在被譽為「陝西聲氣領袖」的著名學者、書畫金石家王宏撰的幫助下築廬讀書。李顒建議顧炎武藉此機會重修雲台觀朱子祠，顧炎武親自籌集資金，在當地讀書人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朱子祠落成，一向固守「述而不作」的李顒親筆作了《重修雲台觀朱子祠記》，認為「斯舉所以維風教、正學術」，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李顒淡薄名利，追求完美的道德情操，不為任何外在的東西羈縻自己。康熙十二年，也就是李顒主講關中書院的三個月前後，總督鄂善以「山林隱逸」舉薦入朝，被李顒八次上書以疾力辭；後有詔舉「博學鴻儒」，禮部又以「海內真儒」推薦，太史親到李顒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而李顒對這些詔舉極為反感，力辭不就。因為催檄如雨，前來威逼的官吏將李顒連同臥床一併抬往省城，行至南郊雁塔，李顒堅不從命，拔刀自刺，血流如注，全然不顧，無奈，這些清朝官員只好作罷。李顒這種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關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極大反響，以自己的行為，驗證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貴品質。——其實，李顒除了不事清廷不為貳臣的堅定信念外，還有一個極大的信念，這就是讀書人應該永遠持有的高貴氣節，也就是他說的：「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見，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二曲集·反身續錄》）。這是實質上說明了，李顒看重的不是權柄，而是以「救正人心」為己任的儒生所遵循的「道」，「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同上》）的「安貧樂道」的精神情操，也是李顒長期的道德自修所達到的高度，這是確實不容易的！
正當李顒名震學林如日中天之際，他卻突然宣布歸隱山林，閉關養病讀書，一直到晚年離開人世。期間，1703年，康熙西巡，路經山西，到達陝西，想召見一代大儒李顒，李顒依然稱病不見，地方官員多方催逼，只好派遣大兒子李慎言前去接受康熙召見，同時，向康熙奉上自己的著作《二曲集》和《反身錄》二書。康熙稱讚李顒純粹的儒學精神，賜匾予以褒揚。李顒把自己閉關養病讀書的心得，整理為《堊室錄》。
李顒一生，是純粹的書生的一生，幾乎整日閉門思過以圖自新，努力提升自己的心性道德，不斷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格，質地凜凜端莊，腳跟不移，終於成為一代大儒，實現了自己「做天地間第一項事，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為前古後今着力擔當」的志願，三百年來尤為人的楷模，實現了儒者最大的宏願：
主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責不在聖君賢相，即在吾儒。
——《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吾人立志發願，須是砥德礪行，為斯世扶綱常，立人極，使此身為天下大關係之身，庶生不虛生，死不徒死。
——《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檢點李顒的一生，他似乎近於完成了這個大心愿。
當今之世，需要的依然是這樣的心愿，這就是李顒的價值所在呵！
學術核心：悔過自新與明體適用
1656年，李顒經過多年的研習儒家經典，特別是程朱理學，終於提出了自己的治學主張，這就是悔過自新說。
古今名儒倡導道就是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為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正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說。愚謂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為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不枉用，功不雜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李顒認為理學各家雖然標宗不同，但運用的工夫卻是一致的，這個工夫就是「悔過自新」。——因為人的本性是「至善無惡，至粹無瑕」的，但因受「氣質之性」的剝蝕、遷轉，以致喪失了「至善本性」，出現了種種的「過」，甚至淪為「卑鄙乖謬」的小人。因此，人就必須做一番「悔過自新」的工夫，力改「氣質之性」所造成的種種「過」。——具體來說，「悔過自新」就是要求人們「加刮磨洗剔之功」，在這裡，李顒用擦拭寶鏡上的塵土來解釋這一功夫：「心也性也，其猶鏡乎！鏡本明而塵溷之，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二曲集·卷十一·東林書院會語》）。可見，這一工夫的實質就是「懲忿窒欲，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慾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同上）。不斷地實踐「悔過自新」，就能「存天理，滅人慾」，就能復歸人的至善本性。所以，他又說：
殺人須從咽喉處下刀，學問須從肯綮處着力。悔過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已，苟真實有志做人，須從此學則不差。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鄭重在給《二曲集》作序時才對「悔過自新」作過這樣一個評價：
李先生以理學倡關中，以躬行實踐為先務，自人倫日常、語默動靜，無一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蒙起聵。
——《二曲集·序跋》
駱鍾麟也認為李顒之學是「以悔過自新為作聖入門」（《二曲集·卷四十五·歷年紀略》）。雖然「悔過自新」是其學術思想的工夫學。但是，在這一學說中也蘊涵着李顒的康濟時艱的現實關懷。二曲在《悔過自新說》中指出：
經書垂訓，實具修齊治平之理，豈專為一身一心，悔過自新而已乎？
——《二曲集·卷一·悔過自新說》
他又說：
天子能悔過自新，則君極建而天下以之平；諸侯能悔過自新，則侯度貞而國以之治；大夫能悔過自新，則臣道立而家以之齊；士庶人能悔過自新，則德業日隆而身以之修……
——（同上）
由此可見，李顒是在社會群體的意義上提倡「悔過自新」的。這樣，就將自己康濟時艱的現實關懷含括在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樊嶷在給《悔過自新說》作序時才說：
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己之過為『過』，一己之新為『新』。「悔過自新」之時義大矣哉！」
——（同上）
這裡的「時義」就是二曲從改造人入手改造社會，要求人們通過「悔過」而達到「復其無過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耳」（《二曲集·悔過自新說》）。當然，李顒自己說得更為明白：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神，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粗淺，去道迂遠，且似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着，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疑者曰：「六經、四書，卷帙浩繁，其中精義，難可殫述『悔過自新』寧足括其微奧也？」殊不知易著「風雷」之象，書垂「不吝」之文，詩歌「維新」之什，春秋微顯闡幽，以至於禮之所以陶，樂之所以淑，孔曰「勿憚」，曾曰「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耳。正如素問、青囊，皆前聖已效之方，而傅之以救萬事之病，非欲於病除之外，別有所增益也。曰：「經書垂訓，實具修齊治平之理，豈專能悔過自新，則侯度貞而國以之治；大夫能悔過自新，則臣道立而家以之齊；士庶人能悔過自新，則德業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舉統攝焉！」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李顒的這段話闡明了自己提出的悔過自新說的內涵，不外乎儒家學說提倡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內聖的主體思想，只不過李顒通過「悔過自新」這個途徑來實現儒家的理想。
究竟怎樣才能切實做到「悔過自新」呢？或者說，達到「悔過自新」的途徑是怎樣的呢？鄭重在給《二曲集》作序時，是這樣理解「悔過自新」的：
「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蒙起聵。
——《二曲集·附錄四·序跋》
這裡的「入德之門」實際就是成賢成聖的關口。如何能成賢成聖呢？李顒要求人們必須立成賢成聖之志：
悔過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已，苟真實有志做人，須從此學則不差。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前邊說過，李顒的立志的內涵是：「立志，當做天地間第一項事，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為前古後今着力擔當這一條大擔子，自奮自力」。因而，做聖人的志向是認識「過」的前提。然而，要認識自己之「過」，還必須做功夫，他認為，在讀書人之中講究這一學說，必須在念慮上體察，如果一念不合於理，就是一種「過」，就要立志用功改「過」，使念慮端正；在未嘗學問之人中講究這一學說，必須先檢身「過」，次檢心「過」。他說：
過在隱伏，潛而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愛護之意，以為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舜跖人禽，於是乎判，故慎獨要焉。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因此，做「悔過」的功夫又是認識「過」的保證。識「過」的目的是改「過」。改「過」須做「加刮磨洗剔之功」：懲忿窒欲，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慾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皆所以養其中也；其見之於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屍，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為，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其內也。……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不虧，辭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動，生死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做到這種功夫，就能「存天理，滅人慾」，就能復歸人的至善本性。為了具體說明「悔過自新」，李顒還列舉了古今許多有「過」之人，通過「悔過」達到恢復人的至善本性的典型事例，來為大家樹立「悔過自新」的榜樣，勸勉人們實踐「悔過自新」。在李顒的眼裡，不論人們以往有何種「過」，只要立志做這種功夫，就能成學，進而成賢成聖。在這個意義上，「悔過自新』就是儒學的「修己」學。
李顒進一步對「悔過自新」闡釋道：
我這裡論學，卻不欲人間講泛論，只要各人迴光返照，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各人自覓己「過」，自思改「過』之方，這最易初學，最便下手：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務高遠。說「精微」，談「道學」，論「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悔過自新」不是一次便能完成，而是要不斷地進行，因為人的「過」即是不會「貳過」，但人畢竟生活在錯綜複雜的社會裡，會受到各種干擾和引誘，也會出現新的「過」，那麼，就要針對這個實際，時常保持警惕。李顒強調，「悔過自新」是需要「必悔之又悔，新而又新，以至於盡性至命而後可」（《二曲集·悔過自新說》）。「悔過自新」的根本目的是「誠識本體」，本體在這裡是什麼呢？本體就是人的先天固有的至善的本性。儒家一直認為人的原初的本性是善的，是純潔無暇的，之所以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過」，是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外在的或者自身產生的「病」蒙蔽了原初的本性，遮擋住了善的光芒，而「悔過自新」就是要去掉這「病」，恢復人原初的本性：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者，復其故之謂也。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這裡的「新」就是「復故」，就是復歸人生固有的本來的東西：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李顒認為人的本性「至善無惡，至粹無暇」，那麼，人的本性到底是何呢？李顒從另外一個角度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在《學髓》里，他把人的本性更換成「人生本原」這個概念，並以為「人生本原」是一個中空的大圓圈，他說，人生本原的特點是：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
——《二曲集·學髓》
這就是說，作為本體的至善之性是無形象、無聲臭的；言其量，則無所不包；言其明，則無所不燭：「虛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嶽」（《二曲集·學髓》）因而，人的本性可以說是「虛明寂定」的：
辟如明鏡蔽於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又如寶珠陷入糞坑，而寶氣未嘗不存。
——《二曲集·悔過自新說》
人性不僅是常在的，而且是常新的，「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 新」（《二曲集·悔過自新說》）。——這就是李顒的人性或者人生本原觀。為了達到「悔過自新」，李顒提出了「慎獨」，即是在別人未見之時尤其要注意默識己失。有意思的是，李顒對「慎獨」還做了具體的形式規劃：
虛明寂定，雞鳴平旦，與此相近。起而應事，易於散亂。先坐此神明 昧爽香 一炷以凝之。
齋戒 其德一 靜坐 中午香 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急坐一炷，以續夜氣。要務也 戍亥香 日間語默動靜，或清濁相乘。須坐一炷以驗之，果內外瑩澈脫灑不擾否？
李顒解釋道：
水澄則珠自現，心澄則性自朗。故必以靜坐為基，三炷為程，齋戒為功夫，虛明寂定為本面。靜而虛明寂定，是謂「未發之中」；動而虛明寂定，是謂「中節之和」。時時反觀，時時體驗。一時如此，便是一時的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聖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聖人，終其身常常如此，緝熙不斷，則全是聖人，與天為一矣。
——《二曲集·學髓》
這種齋戒靜坐的方法，源於孟子的「養氣」理論，與理學家的帶有神秘性的修持方法是大體一致的，可是，李顒提倡齋戒的用意在於：通過齋戒這個形式來「悔過」，進行心性修養，使人的修持更加有效，以利於「自新」，也就是說通過「慎獨」達到「心澄」，也就是達到人性的本原，重新獲得性善的目的。
李顒學術的另外一個核心是「明體適用」，這是和他的「悔過自新」有着極其重要的內部勾連和聯繫，不能孤立地去認識更不能分割開來。
「明體適用」最早見於1656年，駱鍾麟對李顒之學以「明體適用」經世實義的表彰，當時「明體適用」只是二曲的一個初步設想；以後又見於康熙八年（1669）二曲的弟子張敦庵錄其講學答語的《體用全學》，此時「明體適用」已成為一個完整的學說；在《盩厔答問》中，李顒對「明體適用」作出了全面的解釋：
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秦漢以來，此學不明，醇厚者梏於章句，俊爽者流於浮詞，獨洛、閩諸大老，始慨然以明體適用為倡，於是遂有道學、俗學之別。
——《二曲集·盩厔答問》
後來，他進一步論述道：
明體適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學，便失其所以為人矣。
——《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什麼是「明體適用「呢？李顒說：
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之謂明體適用。
——《二曲集·盩厔答問》
李顒提倡「明體適用」的真實意圖是什麼？這是需要認真回答的。在本文的前邊說過，大明王朝滅亡之後，相當的知識分子在反思，認為是理學已經喪失了先前的革新氣象而墮於空談心性，不重視形而下的知識、技能的研求，不去追求事功，把理學推向了禪宗化的道路，以至於誤國，這個教訓是實在慘痛不堪的！所以，他提出「明體適用」，並解釋這是程朱理學的核心之一，也是傳統的儒學的核心部分。王陽明理學末流之所以走向空談誤國的道路，就在於他們不明白「明體適用」這一核心學說，這是現在應該大力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這也是回歸儒家學說的重要的舉措。「明體適用」的內涵，李顒是這樣回答：
問：何為明體適用？
曰：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之明體適用。明體適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己，學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為人矣！明體而不適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滅裂於口耳記誦之末，便是異端。
——《二曲集·盩厔答問》
由此可知，「明體適用」先是「明體」，其次是「適用」。「明體」是指：理學家的心性修養；「適用」是指在此基礎上進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做出一番有益國家百姓的事業來。二者是統一的，「明體」必須「適用」，要用「適用」表現出來，而「適用」也必須以「明體」為依據，不能違背這個原則。李顒認為這是一個完善的人所應該依循的立身準則，不能有所偏頗。
1669年，李顒為門人張珥開列的書目即「明體」和「適用」兩類：前者的書目是：《象山集》、《陽明集》、《龍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二程全集》、《朱子語類大全》、《吳康齋集》、《薛敬軒集》、《胡敬齋集》、《呂涇野集》、《馮少墟集》等；後者的書目是：《大學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呂氏實政錄》、《衡門芹》、《經世石畫》、《經世絜要》、《武備志》、《經世八編》、《資治通鑑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歷代名臣奏議》、《律令》、《農政全書》、《水利全書》、《泰西水法》、《地理險要》等書。——從以上書目來看，李顒的治學始終是以「明體適用」為旨歸。李顒絕非腐儒抑或霸儒和俗儒，而是頗有見地的一代傑出學者，他既強調「明體」又把「適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明體」，李顒提倡「悔過自新」的途徑，以達到內聖的境界，而「適用」則是落實儒家外王事功，實際上，也就是通過不斷修養完善自己的心性，並能對國家對天下負起責任，對百姓建立功業。「明體」是根基，是基礎；「適用」是把「明體」外化於實踐活動中去。在某種意義上，李顒的「明體適用」是在強調個人只有服務於整個國家服務於整個天下的百姓，才能映照出人性的原初的無暇與純潔，才能胸懷磊落、心地澄澈，彰顯出人性的善。——李顒以此來補救理學末流空談無根的弊端，無疑是正確的。這也和他的「康濟時艱」的遠大的人生抱負相一致，並不是整日閉門專注於心靈的修養，而是放眼世界投身社會實踐。
李顒的提倡的「明體適用」，在一定意義上是強調把個人的心性修養以及學業進修和社會實踐活動結合起來，這是對明末以來的理學空談心性不關心國計民生的虛浮學風的有力糾正，也是繼承自從北宋張載開創後經馮少墟等學者弘揚壯大的關學精神的回應。關學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強調實學，注意把經學的理論研究和現實社會緊密地聯繫起來，並不是一味死讀經典不知變通的去治學，而是強烈地關注現實生活和關注地方的政治經濟建設。例如，張載曾經在自己的故鄉橫渠一代推行新的「井田制」，力圖解決當時農村土地分配嚴重失調的局面，雖然收效和理想有着一定的距離，但是這種敢於實踐，敢於把儒家理想落實在現實生活的求實精神，確實應該予以肯定。藍田呂氏兄弟，跟隨張載求學以圖獲得自我道德修養和學業的精進，也是善於把儒家的道德思想轉化為具體的可以操作的「鄉約」，成為規範鄉村的個人和群體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要求，促進鄉村社會的治理與和諧，收到了極其明顯的作用，以至於流傳天下，得到後世學者的重視和研究，朱熹對《呂氏鄉約》就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並且親自修訂完善和提倡推行，雖然由於社會政權更迭而未達到預期的效果，至少說明，無論是張載也好，呂氏兄弟也好，還是朱熹也好，他們都力圖探索一條把儒家學說和現實社會聯繫起來的道路，藉以推行儒家的政治藍圖和實現儒家理想化的國家乃至天下的社會治理。不過，經過元代，社會歷史進入明代的時候，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致力於「致良知」的心性探究，這對其時程朱張揚的繁瑣的枝節橫出的帶有學院色彩的新理學，確實是有力的撥亂反正，其目的在於正本清源，直驅儒家學說的核心——關於自我心性的修養和提升。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出現始料未及的結果——估計王陽明先生也沒有設想到自己全力悟出的「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心學竟至流落到跡近禪宗化的地步，甚至要對大明王朝的滅亡負起責任來。——李顒在哲學思想上雖然沒有逃離王陽明的心學藩籬，但是，李顒也絕不是亦步亦趨地僅僅局限在王陽明的心學之中，他有自己的哲學觀點和思想，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求索，李顒把王陽明心學與關學的最為契合自己的東西抽取出來，從而形成了既強調心性修養的提升又強調康濟時艱的面向社會實踐的「悔過自新」和「明體適用」思想觀點，從而把學術旗幟高懸於自己的門戶之上。——這就是李顒學術的核心，也是他對我國哲學思想的貢獻！
斯賓諾莎比李顒晚生了5年，李顒人生謝幕後19年，康德出生了。李顒和這兩個哲學家沒有任何傳承關係，也各有不同的學術背景，然而，有趣的是：李顒與斯賓諾莎、康德卻有非常相同的地方。比如，李顒除了東遊華山和南遊講學之外，基本上固守地處秦嶺北麓的故鄉，甚至足不出戶；而斯賓諾莎呢，整日在鄉村寧靜的時光里磨製鏡片，這是他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幾乎和城市隔絕的生活狀態卻使斯賓諾莎的大腦更加清醒，思維更有力量；康德一生有過簡短的旅遊，亦是一直生活、學習和工作在自己的故鄉格尼斯堡。李顒治學是不斷地向心性開掘，即「致良知」，主要形式是靜坐，通過靜坐來澄清心性，常常閉關自守，謝絕一切世俗人事干擾；斯賓諾莎的哲學選題跡近於李顒，主要是社會科學方面，特別是倫理學，企圖揭示出其中的發展規律；康德則是運用科學的邏輯思維來思考宇宙、自然運行的內部規律，通過每天定時的散步來喚醒或者調節自己的推理和判斷，為了排除外界的影響，甚至終生未婚。不同的是：李顒的治學思路是重新詮釋儒家的經籍，不再開闢新的學術天地，在對儒家經籍的詮釋中發揮自己的學術見解和滲透自己的思想；康德是不斷地完成自己的哲學體系，寫出了卷帙浩繁的著述。假如李顒沒有那麼赤誠的門生輯錄和整理他的學術觀點，也許李顒只在當時的學術界執牛耳而漸次消失在歷史的塵霧之中了，可是，康德注重自己的學術成果，其傑出的哲學思想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珍貴精神財富，影響至今不衰。——當然，斯賓諾莎和康德處在遍及整個歐洲的啟蒙主義時代，處在工業革命持續上升的時代，人對自然的認識和對人本身的認識以及人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何況其時科學哲學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這些都是斯賓諾莎與康德之所以成為偉大的哲學家的必不可少的學術條件，離開這樣的學術條件，估計斯賓諾莎與康德至少還要在黑暗的學術道路上苦苦跋涉，不可能很順利地成為人類精神的又一座巔峰。
李顒的社會條件和學術條件就差了：我國先秦有過一段「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的黃金時代，各種學術思想和各種學術流派競相發展，不可諱言的是，自從大秦帝國的誕生，一直到清代滅亡，國家統治者採取的同一手段，對學術的發展不是放而是收，是禁錮，是壓迫，是打擊迫害，而且在人文學術上只能走詮釋儒家經籍的道路，很少原創的思想出現。在如此的學術傳統下，特別是清代更是加強了對人文學術思想的鉗制，李顒能在陸王理學泛濫的現實學術情況下，堅守自己的精神領地，面對落後的異族統治者以及橫行鄉里的無賴的無情地摧殘和壓制，獨力保持清純的道德品質，努力實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志向，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再說，我國傳統的學術一向推崇辯證思維，而極少進行長篇巨製的邏輯論證，其思想空間和學術空間是非常廣闊的。由此來看，李顒的哲學思想也確實不能小覷，而應該給予科學的評價。
李顒幾乎一生固守故鄉，獨坐的自己狹小但四壁刷白的「堊室」閉關自守來「悔過自新」，一是澄明心性，去偽存真，反本求源，排除蒙蔽心性的雜物，使自己的心性呈現出最初的善；二是不放過心性的一絲一毫惡的念頭，斬草除根，使自己的心性保存澄明的狀態；三是反覆研修儒家經籍，結合自己「悔過」而提升至「新」的心性來認真體味，在詮釋中獲得新的思想。這體現在他的《四書反身錄》這部不刊之論裡邊。
非常喜歡讀《四書反身錄》，那隨處如同金礦一般閃爍着思想光芒的精彩話語，給人帶來美麗的無窮無盡的欣喜和思索。李顒的論述，沒有按照科學哲學要求的那樣，從概念到判斷到推理，也就省略了枯燥無味的論述語言，而是清新的躍動着不竭的思想活力，況且，在優雅的語言背面還有着廣闊無垠的學術田野，這是西方哲學著述難以達到的一種論述思想的文體境界。
欣賞李顒的苦讀精神，實質上，他一生樂此不疲的研修儒家經籍，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的快樂，是一種無法言喻的精神滿足。李顒的關於讀書治學的論述，確是真正的讀書心得，真正的治學格言。
他終生讀書不輟，甚至長時間閉關靜心「格致」，其著述雖然不多，但其句句着實，字字皆有出處，不是散漫無章任意鋪排之作，而是求之於儒家學說，經過自己的反覆研修，不知幾經斟酌推敲，並驗證於自身實踐，覺得能站得住腳了，經得起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問難了，這才研磨成章。其《悔過自新說》，就是李顒遍讀儒家經籍，特別是王陽明的「貴於改過」，對他形成自己的這一學說有直接的啟示。王陽明認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王文成公全書·卷一》）；「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這些論述，表達了王陽明關於「改過」的教育思想，但是，王陽明並沒有把這一思想系統化，更沒有提升到李顒的理論高度。由此可見，李顒治學之紮實，和顧炎武相比，應該是同量等級的大師。顧炎武撰寫《日知錄》，強調無非是字字有來歷，而李顒對待自己的文稿，正是以這樣的認真態度全力為之。
觀覽李顒的著作，關於治學的精彩論斷猶如春日行山陰道上，令人賞心悅目。僅從他的《四書反身錄》，試摘幾則：
古人為學之初，便有大志願、大期許，故學成德就，事業光明俊偉，是以謂之「大人」。今有大志願、大期許者，不過尊榮極人世之盛，其有彼善於此者，亦不過硜硜自律，以期令聞廣譽於天下而已。
學問之要，只在不自欺，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學者全要涵養性情，若無涵養，必輕喜輕怒，哀樂失節。
凡人學道無成，皆由名根未斷，淺之為富貴利達之名；深之為聖賢
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是病。
人之立身，言與行而已。言慎則不招尤，行慎則不招悔，無憂無悔，品始不差，一有玷闕，他長莫贖。
世人多事，多起於爭：文人爭名，細人爭利，勇夫爭功，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爭？惟是見義爭為，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為君子，如斯而已。
嚴義利，振綱常，戒空談，敦實行。
有大學問、大識力、大氣骨，方足以當大任、應大變。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頭，無以別操守。居恆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隕其生平者多矣。惟遺大投艱，百折不回，既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孰能之？
李顒的這些關於治學的真知灼見以及學者應該負起的責任擔當，無不論述得精要確切，而且注意把個人心性修養和治學結合起來，視為一體，體現了他治學與德行互為表里的精神，實際上是把「立人」與「立志」統一起來。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單純的追求學問，而是要着眼於天下，着眼於「當大任、應大變」，而要有此擔當，不只在治學上腳踏實地不解努力，而且更要修煉自己的品行，具體而言，就是「嚴義利，振綱常」，自覺地維護社會的政治秩序和人倫道德，因此，治學一定要「戒空談，敦實行」，換句話說，強調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治學方法。其實，這也是清初的先進的知識分子鄙夷理學末流的一味空談、「遊學無根」，大力提倡「實學」的學風相關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優秀的學術大師，無不從自身做起，行為世范，力避理學末流的種種弊端，開闢了注重考據的漢學新學風，為康乾學術的興盛奠基了良好的基礎。李顒雖然不屑於「字句」，然而，他卻從治學的思想路徑上傾向於把社會實踐當做檢驗學術的標準，這是對前人治學的一個很大的超越。
李顒反對張揚，認為真正的讀書人無不是專心向學心無旁騖，藉助《易》的精神，來說明學者應該性格沉潛，意守一處，他說：「潛龍以不見成德」（《二曲集·四書反身錄》）。讀書，不僅要理解字句的內涵，還要善於體會字句之外作者的思想觀點和人生傾向，例如，讀《論語·為政》：「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段話本是孔子的自述，可是，李顒卻從這段話里，解出另外的含義：「此章真夫子一生年譜也。自敘進學次第，絕口不及官閥履歷、事業刪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給人豁然一新的感覺，更加堅定了學者治學的信念，當然，從另外的角度樹立了孔子的高大形象，給人以榜樣。對於學者的著述，李顒認為：「聖賢著述，原為明道；今人著述，不過博名」（《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在他看來，聖賢已經把天下的道理說得很透徹了，今天學習只是修養自己的心性和致力實踐落實而已，不必要再徒費筆墨另外著述，若是著述，則不過是在名利之心的驅使下「博名」罷了。——李顒很少著述，大抵出自這種觀念，也是自己學必篤行的體現。治學以聖賢之書為本，努力鑽研專心研修，力求在整體上把握他們的思想，然後，貫徹於社會實踐，此中那裡需要自己發揮著述，徒費光陰。這裡，至少有三點意思：其一，著述是乃聖賢所為；其二，著述的目的在於明道；其三，現在的一般讀書人達不到聖賢的境界，卻要著述，是名利之根未斷，目的是譁眾取寵。——明代社會，由於工商業在一些大的城市快速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孳生，而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追逐極大的利益，這勢必影響到社會生活中去。一些讀書人坐不住冷板凳了，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文化資源，企圖轉化為商品，從中牟利。一些迎合市民階層的底層次閱讀需要，早把著述是聖賢為了明道的使命丟棄不顧，炮製出一大批目的在於獲取利益的充滿色情肉慾的「著述」，敗壞了社會風氣，侵蝕了人們的心靈，受到廣大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的抵制反對。儘管李顒所處的社會現實已經改變，清朝的順治、康熙年間，在文化上尚未大開「文字獄」，民間還流傳着不少這樣的違背聖賢「明道」的圖書，使李顒深痛惡絕，聯繫李顒一生不去涉獵文藝的態度，故有此種言論，不足為奇。反而，從此可以看出：李顒強調讀書「嚴義利、振綱常」確實是身體力行，細枝末葉也絕不敷衍。
書讀得多了，人的綜合素質在不知不覺間得到顯著的提升自不待言，就是心靈也越來越積澱了無盡的美，勢必改變讀書人的氣質甚至容貌，而優秀的崇高的或者按照李顒的話來說就是心性也常常呈現出原初的善，這就是讀書的益處。這益處也必然通過自己的行為言辭甚至神情表露在外，其實，這是讀書提升了德行或者說心性之後的表現，所以，可以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容貌辭氣，德之符也」（《二曲集·四書反身錄》）。——當然，讀書人不能僅靠讀書來端正自己，就是在平日裡也應該：「持身須是嚴整而渾厚，簡易而精明」（《二曲集·四書反身錄》）。李顒是說到夜做了在他看來是讀書人應該恪守的東西，整日不苟言笑，容貌整肅，行為中規中矩。
在漢學與宋學尚未形成明顯的流派態勢的時際，李顒的治學還是偏向於宋學，早歲他曾經涉獵過佛學和老莊，可是，後來卻一心一意研修儒家經籍，幾乎避而不談佛學和老莊，一定程度上跳出王陽明的心學，專心只治儒家經籍，令人困惑的是：既然在平日講學和著述中不帶佛學和老莊色彩，且注重實學，力避心學之弊端，那麼，就應該像後來的漢學家一樣，在「兩漢經學」上下功夫，然而，對此，李顒卻沒有突出的治學行為。這是為什麼呢？在我看來，李顒在學術上不立門戶，不標榜自己，只是默默耕耘，有多少體味就說多少體味，既然說出，便是真知灼見，足以打動人心，起到修養心性的作用。——質而言之，李顒的這種學風，正是關中學者共同的治學特點，他們認為；「天下治亂，由於人心之斜正」（《二曲集·匡時要務》），所以，若欲救世，須先匡正人心，這是學者的歷史責任。匡正人心的方法就是講明學術，「人心斜正，由於學術之悔明」，「故學術明則正人盛，正人盛則世道隆，此明學術所以為匡時救世第一要務也（《二曲集·匡時要務》）。——這是為學的出發點。這也成為李顒這些關中學者判別學術好壞高低的核心標準。有益於「匡時救世」的學術就是應該堅持的學術，這種取捨學術的態度確實是「為我所用」不問來處的，因之，李顒他們並不全盤否定什麼，也不全盤肯定什麼，只要是精華和優長的地方就吸納進來，以成就自己的學術，達到救正人心繼而救正世道的治學目的。
李顒的學術特徵，具體分析，是：
1. 以程朱為依據，不脫心學的藩籬，力圖回歸孔孟的學說。
2. 堅持張載的「氣本」特色的唯物主義觀點。
3. 提倡「悔過自新」與「明體適用」的學術方法，繼承和發揚了以「實學」為核心的關學精神。
4. 強調匡正人心，目的在於救正天下。
5. 堅持「性本善」的觀點，講究閉關自守和通過靜坐以澄明心性。
6. 身體力行，言行一致。
7. 不涉佛學以及老莊，也絕口不談玄學與陰陽五行學說；也不涉獵文藝。
8. 堅持以「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
9. 兼采各個學術派別的優長來充實自己的學術體系。
10. 志向高遠，胸懷天下，以「四為」為治學旨歸。
當然，嚴格說李顒的學術體系是無法和基本和他處於相同的歷史年代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學家比較的，因為中西的學術傳統和思維路徑有別，更何況西方國家率先進入工業革命時代，無論是社會進步的要求和要解決的社會理論問題還是學術的出發點，都具有極大的距離，只能說，斯賓諾莎也好，康德也好，還是李顒也好，他們在學術的道路上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達到了那個歷史階段各自不同學術背景下的精神高度。
話說回來。
關中乃天下腹地，山高水長，人性剛正；經濟發達，文化昌明，且為十三朝故都，得風氣之先，聚天下精英，其精神遺產異常豐厚。特別是周代一直到宋代，是天下文化學術中心，學人輩出，明清又有復興之象，李顒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之一。今天研究李顒的學術思想，對當代陝西乃至整個民族學術文化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秦甸山河半域中，
精英孕育古今同。
古來賢傑知多少，
何代無人振素風。
哲人邵雍真了不起，他一眼望穿了厚厚的歷史雲煙，看到陝西不僅山河雄壯雄踞天下而且學術薪火不滅代有傳人，且厚積薄發而生命茁壯，於是，便在和張載的詩里半是羨慕半是預言地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誠哉斯言，誠哉斯言！[1]
作者簡介
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