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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公元1355-1406年），字孟昭，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出生，江西樂平塔前鎮樓下村人。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舉，次年考中進士，授都察院浙江道監察御史，不久改任科庶吉士。擔任過《永樂大典》纂修副總裁。

徐旭為官清正廉潔。他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時，拒絕請託，不護友短，不抑仇長，處事公正，同僚無不敬佩。他辦事認真，有魄力。

永樂元年（1403年）徐旭被封為國子監祭酒，主持國子監僅一年，從根本上改變了太學的面貌，監內院、齋、舍、室處處井井有條，太學臨生，人人循規蹈矩，認真讀書。

永樂二年（1404年）調到翰林院任修撰，受到掌院學士解縉賞識，請他擔任《永樂大典》纂修副總裁。徐旭自幼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子、集，深諳諸子百家，學識非常淵博，擔任副總裁主修《永樂大典》，請慎端嚴，絲毫不苟，成一代巨著。

於永樂四年（1406年）春病逝任所，享年五十二歲。有《玉堂文集》傳世。

為官當效徐孟昭----紀念《永樂大典》纂修副總裁徐旭誕生66O周年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了對幹部的選拔任用問題，指出，「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說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他告誡各級黨的主要領導，要「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努力做到選賢任能、用當其時，知人善任、人盡其才，把好幹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應該說，主張為政應尚賢、舉賢、選賢、用賢，為官應自重、自省、自警、自勵，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講，封建時代的官吏，所謂「清官」也好、「循吏」也好，他們與我們今天主張全心全意為民服務價值觀的共產黨人是無法比擬的，但是，他們之中也不乏在百姓心目中認定的「好官」、「廉吏」、「賢者」。這其中，明代樂平籍進士、《永樂大典》纂修副總裁徐孟昭亦可稱之是一位賢者。

徐孟昭何許人也？即徐旭（1355—1406年），字孟昭，明樂平樓下村（今屬樂平市塔前鎮）人，洪武年間進士，曾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國子監祭酒、翰林院修撰等職，後任《永樂大典》纂修副總裁。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縱觀徐旭一生，從其31歲中進士步入官場，至52歲病逝，為官二十年間，其任其績、所作所為，我們之所以稱其「賢而有德」，理由有五點。

一、天子身邊不擅權

——不為權欲所熏

徐旭自幼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子集，深諳諸子百家，書法出眾，精於詞章。中進士後，得以留在內廷，跟隨皇上負責抄發章疏、記錄行止、稽核違誤等事項。先任庶吉士(中國明、清兩朝時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由通過科舉考試中進士的人當中選擇有潛質者擔任，為皇帝近臣，負責起草詔書，有為皇帝講解經籍等責，是為明內閣輔臣的重要來源之一)，不久升為給事中(常侍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每日上朝謁見，負責實際政務，為中朝要職)。有關文獻記載徐旭任「給事中，日記事，侍上左右，……每朝群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即身處君側，能在每日上朝侍奉皇帝(朱元璋)左右的「近臣」，經常完成皇帝交辦的有關事情，可以說其權頗重、其言可要，相當於今天主要領導身邊的辦公室主任或機要秘書。然而，徐旭忠於職守，忠厚本分，對皇上講話的記錄、交辦的事情，從無舛誤篡改之處。更因徐旭在皇帝身邊從不擅言，更不擅權，總是皇上怎麼吩咐就怎麼辦，從而深受朱元璋的信任和喜歡，有文獻稱「公在高帝(指朱元璋)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高帝嘉納之」。

二、官位升降不計較

——不為名利所羈

徐旭在朝中為官幾年後，朱元璋曾一度想放其下去補缺知府，後考慮其未曾主一方之政，被吏部改派房山、鳳陽任縣學教諭，即從皇帝身邊的權重之位，一下跌落在一個縣的「教育局長」位置上。然而，徐旭在教諭職上一干就是6年，忠心耿耿，盡心履職。吏部尚書評說他，不計職位高低，派他到哪就到哪，從不走門子謀升遷，為人正派，清廉可嘉。徐旭一生為官，多次遷職，無論升遷降職均不計較，如朱元璋崩駕後，作為先皇親隨，他從吏部調出，由考功司郎中要職改任的《太祖實錄》編修，整天與檔案打交道而毫無怨言。後得永樂帝賞識出任國子監祭酒，成為執掌太學、主管全國教育的「一把手」，一年後，又改任職位較低的翰林院修撰，當一個修史、編書的「編輯官」，他亦樂而赴任。

三、考核官吏不循私

——不為錢物所動

徐旭回京後，朱元璋給派了個吏部考功司員外郎一職，吏部是管官的機構，考功司是考核官吏功過善惡，確定升降賞罰的部門，尤其是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司級官員，實權很大。因此，各級官吏到考功司官員家中走門子、遞函札、送禮物的人很多，考功司官員下到各地考核，公款宴請、打點銀錢、饋贈特產，各處皆然。徐旭調任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後，辦事認真，公正廉明，在考察各級官吏功過善惡過程中，不受宴請，拒收錢物，吃住在驛館，穿行於衙門。且不護友短、不抑仇長、不循私情，詳查細核，秉公如實將情況上報朝廷。對走門子、送禮物者不僅拒之門外，還記錄在案，向上呈報。有文獻稱徐旭「及在考功拒請託、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因而同僚敬佩，上司賞識，朱元璋對他如此清廉公正很是讚賞，讓他一直在考功司任職，並由員外郎(類今各部之副司長)一職提升為郎中(類今各部之司長)。

四、執掌太學不跟風

——不為權貴所懼

徐旭因朱元璋逝後調出吏部當了個編書的閒職，因而與「靖難之變」無牽連，反而因修《太祖實錄》又系太祖生前身邊的人，頗受燕王朱棣的青睞，朱棣繼位後，視徐旭為博學資深的大儒，遷其職升任國子監（亦稱太學，為全國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祭酒，執掌國子監的最高權力。由於國子監的生員多為朝中權貴子弟，屬紈絝之輩，這些人依仗父、祖的蔭庇而為監生，並不好好讀書而時時浪蕩於街市酒肆，難以管束。國子監的官員也落得清閒，視而不見，久之懶散成風，使得這一最高學府積習甚深。徐旭卻容不得這種風氣，一到國子監，就重立新規，整治陋習，規定監生要住監自修，學官要定期開講授課，儘管招至諸多司業、博士等學官議論紛紛，仍強制施行，因而立見諸生自勵，師範端嚴，使國子監的風氣驟變。故古書講其「及在大學，亦如在考功時，……盛威嚴……諸生凜凜僅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便者已譁然議之矣」。

五、修史纂書不懈怠

——不為官場所累

徐旭在國子監為祭酒，既清正廉潔，又很有學問，朝中上下自有公認。但由於其正規矩、治學風，在國子監，「其僚屬之不便者已譁然議之」，僅任職一年，時任吏部尚書蹇義就以其比較古板，與人不甚合槽，但很有學問為由，奏請永樂皇帝將徐旭調任翰林院修撰，當一個負責修史、編書和會試閱卷的「官」，徐旭也欣然赴任，潛心做學者去了。在翰林院期間，深得掌院學士解縉器重，請徐旭任《永樂大典》副纂修，於是，徐旭又如從吏部郎中降任《太祖實錄》編修，整天埋頭伏案與檔案、文字打交道一樣，不辭辛勞，不敢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到《永樂大典》纂修中去了。作為中國封建時代一部廣收七、八千種圖書共輯22877卷的鴻篇巨製的編撰參與者，徐旭功不可沒。

可見，明代樂平鄉賢徐旭，天子身旁不擅權——不為權欲所熏，官位升降不計較——不為名利所羈，考核官員不循私——不為錢物所動，掌門太學不跟風——不為權貴所懼，修史纂書不懈怠——不為官場所累，賢者也！

當然，囿於歷史的局限性，作為封建官吏的徐旭，距今日共產黨人要求的德才兼備，尤其是堅定理想信念、堅持黨的為民宗旨之大德的要求差之甚遠。然而，這「不為權欲所熏」、「不為名利所羈」、「不為錢物所動」、「不為權貴所懼」、「不為官場所累」之「官德」，仍可為我們所仰、所效、所為。

習近平同志說得好，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但願今日之「官場」，有更多的像徐旭這樣「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幹事，清清白白為官」的「好官」。